经学通论

，其义亦本于三家诗，列女汤妃有{新女}传引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是鲁齐诗已与郑笺意同，乃郑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义，盖不妒忌虽为后妃盛德，要不得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诗，且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一侄一娣，是为九女，贵妾之数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为旁义而不得为正义也，论其正义，是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论其旁义，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为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贞静之德，为作是诗，如其说，不知宫人为何人，以为文王之宫人，不应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宫妾，以为王季之宫人，尤不应知世子寤寐反侧之隐，且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宫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

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范处义说得之非本有是诗而陈古以讽

范处义逸斋诗补传曰，关雎咏太姒之德，为文王风化之始，而韩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蔚宗并祖其说，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毕公为康王大臣，册命尊为父师，尽规固其职也，而张超蔡邕皆汉儒，多见古书，必有所据，然则关雎虽作于康王之时，乃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故孔子定为一经之首，锡瑞案宋以后说关雎者，惟范氏此说极通，可谓千古特识，盖作诗以陈古刺今者毕公，删诗而定为经首者孔子，在毕公视之为刺诗，在孔子视之为正诗，如此解乃无疑于刺诗之不可为正诗矣，惟范氏于张蔡二说，尚未能定，王应麟困学纪闻，亦以为未详所出，张超诮青衣赋，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赋，志荡词淫，故张子并作此以规之，青衣赋见蔡集中，无毕公作关雎语，是以关雎为毕公作，当属张而不属蔡矣，又诗篇曰论曰，司马迁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亦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且鹿鸣文武治内之政，先圣孔子自卫反鲁，雅颂各得其所，不应以刺诗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说，其殆关雎之类，虽作于文王之后，实则文王之事也，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则非刺明矣，案关雎鹿鸣，同一刺诗，并见史记，皆作于文王之后，而追咏文王之事，故虽是刺诗，而可列于四始，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孔子读关雎，何尝不以为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乎，关雎刺诗，可冠经首，鹿鸣刺诗，何独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于关雎而昧于鹿鸣，所见未谛，盖逸斋补传，专宗毛郑，故虽称引古义，而仍不能释然于传笺也，薛士龙答何商霖书曰，来教谓诗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将以为据，鲁诗所道可尽信哉，求诗名于礼经，非后世之作也，又安知关雎作刺之说，非赋其诗者乎，困学纪闻曰，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诗作讽也，原注，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案此皆调停之说也，不欲违背古义，又不能屏除俗说，乃谓周初本有关雎鹿鸣之诗，后人陈古以为讽刺，据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则以关雎为毕公作，谓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汉人所引三家诗义，则实不然，史记两言关雎作，法言云，关雎作乎上，论衡云，周衰而诗作，杨赐云，关雎见几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关雎若本有是诗，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饫闻，毕公虽欲讽，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毕公之关雎也，薛以礼经为疑，不知礼经非必出于周公，但知六经皆孔子所定，则于诸经皆豁然无疑矣，欧阳修曰，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朱子以仪礼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礼经亦孔子所定。

论魏源以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臆说不可信三家初无此义

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未季，文王与纣之时，谓谊兼讽刺则可，谓刺康王则不可，并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时诗，尤大不可，盖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诗人之本谊也，以文王时讽论王室之诗，施之后王者，国史之旁谊，非诗人之本谊也，考关雎之为刺诗，鲁诗则见于史记汉书刘向扬雄张超之著述，韩诗则见于后汉书明帝之诏，杨赐之传，冯衍之赋，鹿鸣之为刺诗，则亦见于史记王符潜夫论蔡邕琴操之称引，其间有本义，有旁义，在善学者分别观之，三家既以关雎鹿鸣，与文王清庙同为正始，必非衰周之诗，韩序云，关雎刺时也，未尝言刺康王，则是思贤妃以佐君子，即为讽时之谊，但在文王国中为正风正雅者，在商纣国中视之，则为变风变雅，此关雎鹿鸣刺时之本谊也，在盛世歌之，为正风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为变风变雅，此毕公刺康王之旁谊也，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废书而欢曰，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当为商，蒙上文师挚纣箕子而言之。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四汉今古文说，皆谓师挚以商纣乐官而归周，韩诗外传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纣之余民也，故师挚作乐之始，甫闻关雎之乱，盖以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时，大雅首文王，而往复于殷命之靡常，周颂首清庙，而肇于多士之骏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际，岂独关雎鹿鸣而已乎，故曰，诗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挚而有别，即乐而不淫，寤寐反侧，即哀而不伤，锡瑞案以挚而有别为乐而不淫，寤寐反侧为哀而不伤，前人解关雎诗，皆如此说，而乐与哀属何人说，则无以质言之，三家诗并无以关雎属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关雎淑女，贤圣配偶，未尝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诗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尝言后妃为何人，则以属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论之辞，若质言之，动多窒碍，范处义云，作于文王之扣，追咏文王之事，斯为得之，魏源作诗古微，意在发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关雎虽属刺诗，孔子不妨以为正风，取冠篇首，六经皆孔子手定，并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义，故虽明引三家之说，而与三家相反对，三家明云周衰时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诗，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尝言刺康王，且改其说，以为是刺纣王而美文王，试问魏所引鲁韩诗，有言及纣王一字者乎，魏谓前人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诗，前人实未尝诬，而魏臆造三家以关雎为刺纣王之说，则诬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为商，牵引师挚纣箕子而并言之，案三家皆以关雎为识向为豫见，康王晏起，大臣见几，正与师挚审音箕子欢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为一，至孔子云师挚之始，此师挚又非纣时之师挚，必是孔子同时之人，故闻其歌关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欢，若是商周时人，孔子安得闻之而欢之乎，必不可并合为一也，史记儒林传序周室衰而关雎作，正与周道缺关雎作一辙，如魏氏说，将并改周室之周字为商以就其说乎，刘向扬雄王充杨赐应劭张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说亦将一概抹扌杀之乎，魏以毕公为赋诗非作诗，即宋薛士龙吕元钧之意，又强牵合师挚兴纣，造为刺纣美文之说，则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魏诬三家而创新解，解关雎一诗即大误，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引齐诗异义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正义曰，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案诗纬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与此不同者，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之，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诗既含此五际六情，故郑于六艺论言之，案孔疏以四始为人君兴废之始，义殊不了，陈启源谓风雅颂四者即是始，非更有为风雅颂之始者，则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关雎为风之始乎，考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义始了然，太史公据鲁诗，毛以关雎为风之始，则亦与鲁诗不异矣，诗纬言四始乃齐诗异义，近儒孔广森推得其说曰，始际之义，盖生于律，大明在亥者，应钟为均也，四牡则太簇为均，天保夹钟为均，嘉鱼仲吕为均，采芑蕤宾为均，鸿雁夷则为均，祈父南吕为均，汉初古乐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律历迭相治，夫天地稽三期之变，亦于是可验，古之作乐，每三诗为一终，经传可考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鸣之三间歌鱼丽之三，然采薇出车大杜，皆所以劳将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萧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诸侯，亦三篇同奏，确然可信者也，说始际者，则以与三期相配，如文王为亥孟，大明为亥仲，绵为亥季，其水始独言大明，犹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后孟也，故鹿鸣四牡皇华同为寅宫，与四牡以表之，鱼丽嘉鱼南山有台，同为已宫，举嘉鱼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诗次不尽与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为午，似蓼萧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车攻之后而为未也，吉日鸿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异，且其戍子丑为何等篇，不可推测矣，锡瑞案诗纬在汉后为绝学，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大出车，依三家当为宣王诗，孔仍毛诗，次序稍误，魏源更正之，以蓼萧湛露彤弓，烈鱼丽之前，为辰，采薇大杜出车，列采芑之后，车攻之前，为午季未孟仲，次序更合，齐诗与纬说合，略见翼奉郎ダ二传，郎ダ曰，四始之缺，李贤注不引历枢，而引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以解之，应劭注汉书，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际，宋均注演孔图，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情，皆甚误，而据匡衡传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则齐诗虽传异义，亦未尝不以关雎为始也，翼奉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是诗之五际，亦阴阳灾异之类，易之阴阳，春秋之灾异，皆是别传而非正传，则诗之五际四始，亦别传而非正传矣，翼奉传孟康注引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戍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齐诗内传五际数戌，而诗疏不及戌，据郎ダ注宋均云，天门戌亥之间，则亥为革命当一际，出入候听应以戌当一际也，迮鹤寿齐诗翼奉学，陈乔枞诗纬集证，发明齐诗尤详，以非正传，故不备举。

论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辨明快可为定论

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程大昌曰，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然考新唐书艺文志，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而水经注引韩诗周南叙曰，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至诸家所引韩诗，如关雎，刺时也，汉广，说人也，汝坟，辞家也，莒，伤夫有恶疾也，黍离，伯封作也，ぐ，刺奔女也，凑与洧，说人也，鸡鸣，谗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钟，刺昭王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抑，卫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乐，美宣王之德也，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欢征役也，宫有亻血，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与毛诗首语一例，则韩诗有序明矣，齐诗最残缺，而张揖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其为齐诗之序明矣，刘向楚元王孙世传鲁诗，其列女传以苜为蔡人妻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为召南申女作，邶柏舟为卫夫人作，硕人为庄姜传母作，燕燕为定姜送妇作，式微为黎庄夫人及传母作，载驰为许穆夫人作，视毛序之空衍者，尤凿凿不诬，且其息夫人传曰，君子故序之于诗，黎庄夫人传曰，君子故序之以编诗，而向所自著书亦曰新序，是鲁诗有序明矣，且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作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规叠矩，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谓毛不见三家古序则有之，三家鸟用见毛序为哉，程氏其何说之词，郑樵曰，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应之曰，齐诗先采而后草，与仪礼合，小雅四始五际次第，与乐章合，鲁韩诗说硕人二子乘舟载驰黄鸟，与左氏合，说抑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说驺虞乐官备，与射义合，说凯风小弁，与孟子合，说出车采薇非文王伐猃狁，与尚书大传合，大武六章次第，与乐章合，其不合诸书者安在而毛诗则动与抵牾，其合诸书者又安在顾谓西汉诸儒，未见诸书，故舍毛而从三家，则太史公本左氏国语以作史记，何以宗鲁诗而不宗毛，贾谊刘向博极群书，何以新书说苑列女传，宗鲁而不宗毛，谓东汉诸儒得诸书证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则班固评论四家诗，何以独许鲁近，左传由贾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选齐鲁韩毛异同，服虔注左氏，郑君注礼，皆显用韩诗，即郑笺毛，亦多阴用韩义，许君说文叙，自言诗称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说文引诗什九皆三家，五经异义论制，论郑风，论生民，亦并从三家说，岂非郑许之用毛者，特欲专立古文门户，而意实以鲁韩为胜乎，若云长者出而短者自废，则郑荀王韩之易，贤于施孟梁邱，梅赜作颐，下同，之书贤于伏生夏侯欧阳，韩诗外传，贤于韩诗内传，左氏之杜预，贤于贾服，而逸书十六篇逸礼七十篇，皆亡所当亡耶，至钱氏大昕据孟子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为孟子之用小序，缁衣篇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为公孙尼子之用小序，则不如据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夫子用小序之为愈为，梅赜之伪古文书，其亦三代经传袭用梅氏耶，郑氏其何说之词，姜氏炳璋曰，汉四家诗，惟毛公出自子夏，渊源最古，且鲁颂传引孟仲子之言，丝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语，则又出于孟子，而大毛公亲为荀卿弟子，故毛传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应之曰，汉书楚元王传，言浮邱伯传鲁诗于荀卿，则亦出荀子矣，唐书载韩诗卜商序，则亦出子夏矣，韩诗外传高子问载驰之诗于孟子，孟子曰，有卫女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又载荀卿非十二子篇，独去子思孟子，且外传屡引七篇之文，则亦出孟子矣，故汉书曰，又有毛公之学，自言子夏所传，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词也，至释文引徐整云。三国吴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诗传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荀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传一语，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姜氏其何说之词，锡瑞案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姜氏其何说之词，锡瑞案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分明，一扫俗儒之陋。

论毛传不可信而明见汉志非马融所作

史记儒林传述汉初经师，易止田生一人，书止伏生一人，礼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传公羊，故汉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诗有三人，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此，三人者，生非一处，学非一师，同为今文而实不同，故汉初分立三博士，盖有不得不分别者，史记不及毛公，若毛公为六国时人，所著有毛诗故训传，史公无缘不知，此毛传不可信者一，汉书艺文志虽列毛诗与毛诗故训传，而云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自谓者，人不谓然也，毛诗始发见于刘歆，汉志多本刘歆七略，乃以鲁最为近，而于毛有微词，则班氏初不信毛，汉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传不可信者二，徐整陆玑说毛诗授受源流，或以为出荀卿，或以为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详，两汉以前皆无此说，此毛传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贱儒，是荀卿之学，非出子夏，判然为二，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祖子夏不应祖荀卿，祖荀卿不应祖子夏，此毛传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诗于浮邱伯，浮邱伯之荀卿，则鲁诗实出荀卿矣，若毛诗亦荀卿所传，何以与鲁诗不同，此毛传不可信者五，汉志但云毛公之学，不载毛公之名，亦无大小毛公之分，郑君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曰，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盖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说则作传者毛亨非毛苌，故孔疏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郑汉末人，不应所闻详于刘班，陆玑吴人，不应所闻又详于郑，此毛传不可信者六，后汉书章帝纪建元六年，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袁宏后汉纪遂言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汉时无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罢，故顾炎武断后汉儒林传诗齐鲁韩毛，毛字为衍文，儒林传云，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顾氏之说是也，儒林传马融作毛诗传，何焯曰，后人据此传，云诗序之出于宏，不悟毛传之出于融，何也，或疑融别有诗传，亦非范氏明与郑笺连类言之矣，康成亲受经于季长，以笺为致敬亦得，案何氏说虽有据，而汉志已列毛诗诂训传，仍当以融别有诗传为是。

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

凡经学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见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师承有自，去七十子之传不远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远，俗说沉溺，疑古说不近人情也，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姑举一二言之，如关雎三家以为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为后妃求贤以辅君子，皆不以寤寐反侧属文王，俗说以为文王求太姒至于寤寐反侧，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独居求偶，非古圣王所为，且如其说，则关雎与月出株林，相去无几，正是乐而淫，哀而伤，孔子何以称其不淫不伤，取之以冠篇首，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信矣，卷耳三家无明文，荀子以为卷耳易采，顷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毛以为后妃佐君子求贤审官，皆不以采卷耳为实事，俗说以为提筐采卷耳，因怀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诗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为比例，又以二三章为登山望夫，酌酒销愁，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销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淑女行为，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诗人不应多讽刺，是不知古者师箴瞍蒙诵百工谏之义也，疑淫诗不当入国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咏，各言其伤，行人献之太师之义也，疑陈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之义也，疑作诗不当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坏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义也，疑康王不应有刺诗，是不知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则伤始乱之义也，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见毛郑之说，已觉龃龉不安，见三家之说，尤为枘凿不入，曲弥高而和弥寡矣，或谓大毛公六国时人，安见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国时人，并无明文可徵，且毛传实有不可信者，丕显二字屡见诗书，毛传于文王有周不显，曰不显显也，又于不显亦世，曰不世显德乎，是其意以不字为语词，为反言，不知不显即丕显也，不显亦世即丕显弈世也，不显不时即丕显丕承，清庙之不显不承，正丕显丕承之证也，卷阿伴奂尔游矣，伴奂叠韵连文为义与下优游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颜注汉书引诗正作畔换，亦即闵予小子之判换，所谓美恶不嫌同辞也，毛传乃云，广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奂为两义，伴训广大，奂训有文章，不知下句优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优游为两义乎，正义据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无涯际，孔晁王肃之徒，其所引即孔丛家语之类，王肃伪作，必非圣言，荡曾是疆御亦二字连文为义，左氏昭元年传曰，疆御已甚，十二年传曰，吾军帅疆御，皆二字连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难，史记集解引牧誓郑注曰，疆御犹疆暴也，疆御即尔雅释天之疆围，汉石门颂倒其文曰，绥亿衙疆，惟其义同，故可倒用，毛传乃云，疆梁，御善也，不知二字连文，而望文生义，岂六国时人之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