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谓三夏矣，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亻竟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亻竟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案吕说盖以时迈思文，皆有时夏之文，而执竞一篇在其间，故据以当三夏，其说近傅会，郑君不从，是也，特以为颂之族类，乐崩亦从而亡，则犹未知金奏与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颂不能具也。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

史记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之时，诗无不入乐矣，汉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则孔子之前，诗无不入乐矣，墨子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则孔子之后，诗无不入乐矣，诗之入乐有一定者，有无定者，如乡饮酒礼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乡射礼合乐同，燕礼间歌歌乡乐，与乡饮酒礼同，大射歌鹿鸣三终，左氏传云，湛露，王所以宴乐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献功诸侯也，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亦升歌清庙。鹿鸣四牡皇华，嘉邻国君劳使臣也，此诗之入乐有一寂者也。三夏依郑说，不取吕叔玉说，为肆夏执竞思文。乡饮酒礼，正歌备后有无算乐，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算，然则左氏传载列国君卿赋诗言志，变风变雅，皆当在无算乐之中，此诗之入乐无一定者也，若惟正风正雅入乐，而变风变雅不入乐，吴札焉得而观之，列国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诗不入乐之说，程大昌曰，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其官者也，邶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以上则大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顾炎武用其说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锡瑞案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当时之曲，有朝脱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词不歌诗，于是宋之诗为徒诗，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明以后歌南曲，不歌北曲，于是北曲亦为徒曲，今并南曲亦失其传，虽按谱而填，鲜有能按节而歌者，如古乐府辞皆入乐，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周时诗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与顾氏之说，窃未敢谓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诗，而说者必强以为诗，三百五篇，本无不入乐之诗，而说者又谓有徒诗，皆不可据。

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

困学纪闻曰，大戴礼投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首，鹊巢，采蘩，采，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歌，上林赋扌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阎若璩按小雅除笙诗自鹿鸣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数言也，屠继序按文当云八篇废不可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赞拾声挟，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数间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数，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传琴操仍其异文，困学纪闻又曰，汉人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四，诗乐十二，诗谱雅诗六，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南山有台，黄钟清宫俗呼正宫，风诗六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无射清商，俗呼越调，朱子曰，今按大戴礼颇有阙误，其篇目都数，皆不可考，至汉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典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今亦莫得闻矣，此谱乃赵彦肃所传，曰，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窃疑古乐有唱有欢，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欢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典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欢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则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锡瑞案汉食举奏鹿鸣，则鹿鸣犹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乃逸诗，不知何从得之，杜夔传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从得之，伐檀变风，诚非伦次，屠氏以为伐木则非是，上林赋云，悲伐檀，乐乐胥，伐檀云悲，当同毛序贤者不遇明王之义，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传四曲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于是鹿鸣亦亡，若开元所奏赵彦肃所传十二篇，皆不知所自来，朱子疑之，以一声叶一字为非，可谓至论，而通解仍载十二诗谱，不得已而存饩羊之义耳。今学宫歌诗，正以声叶一字者。

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

论语言六经惟诗最详，可见圣人删诗之旨，而不得其解，则反致葛，如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序已纠缠不清，郑笺改哀为衷，朱注论语又以忧易哀，后人更各为臆说矣，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本讽，圣人恐人误会，故以无邪正之，毛郑解诗，于此义已不尽合，朱子以郑卫诗为淫人自言，王柏乃议删郑卫矣，惟言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本末兼该，钜细毕举，得诗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长于风谕，困学纪闻曰，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见韩诗外传，韩诗以黍离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与毛诗以为闵周者不同。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诵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欢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篱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则以嗟欢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欤，又补疏曰，循按兼葭考，皆Т世高隐之辞，而序则云，考刺庄公，兼葭刺襄公，此说者所以疑序也，尝观序之言刺，如氓静女刺时，简兮刺不用贤，芄兰刺惠公，匏有苦叶雄雉刺卫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羔裘刺时，还刺荒，著刺时，不亲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俭，十亩之间刺时，伐檀刺贪，蟋蟀刺晋僖公，山有枢椒聊刺晋昭公，有大之杜刺晋武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宛邱刺陈幽公，蜉蝣刺奢，尸鸠刺不壹，祈父白驹黄鸟刺宣王，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鱼藻采菽黍苗隰桑匏叶刺幽王，抑卫武公刺万王，求之诗文，不见刺意，惟其为刺诗，而诗中不见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不直言，寄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恻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诗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读序，即知其为刺某人之作，则何以为主文谲谏而不讦，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语李行修说，人之多辟，无自立辟，泄治所以见非于圣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谓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特详论于此，锡瑞案诗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或许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其后唐之诗人，犹通比兴，至宋乃渐失其旨，然失之于诗，而得之于词，犹诗教之遗也。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汉书艺文志曰，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班氏据汉博士之说，诗遭秦为全经，汉时所传之三百篇，即圣人所谓诗三百，非有不完不备，待后人补缀者，汉时今尚书家以二十九篇为备，古尚书家以为有百篇，二说不同，而诗则三家与毛今古文皆以为全经，无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中三百篇之数，柏此说与汉志相反，柏以前无为此说者，果何所据而云然乎，吴师道引刘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以证王氏之说，案刘歆但云雅颂相合，未云撺杂足数，且班固既著此语于歆传，而艺文志以诗为全经，是班氏未尝以歆所云疑诗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郑卫为淫诗，毅然删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一篇，而退何彼矣甘棠于王风，圣人手定之经，取加删改，后人以其渊源于朱子，而莫敢议，金履祥许谦从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说，证以左氏，已难据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案桑中诗虽未见古人施用，而郑卫风三十二篇，朱子所指为淫诗，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将仲子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兮野有蔓草六诗，明见于左氏传，用以宴享宾客，左氏传虽难尽信，然必非出于汉以后。朱子之说，已未可信，王氏所疑，岂可信乎，自汉以后，学者不知圣人作经，非后人所敢拟议，王通续诗有四名五志，或云伪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刘谢之诗为续诗，曹刘沈谢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客娘，以比国风之流，亦属僭，邱光庭兼明书曰，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论诗，一何狂谬，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可置关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诗，罪在刘迅之上，王柏妄删诗，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经师，毛奇龄已辨之，阎若璩深于书而浅于诗，亦误信王柏，皆不足据。

论风人多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

汉书食货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师古曰，怨刺之诗也，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据此二说，则风诗实有民间男女之作，然作者为民间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词意不庄，近于亵狎者，皆为淫诗，且为淫人所自作，陈傅良谓以彤管为淫奔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窃所未安，藏其说不与朱子辨，朱子谓陈君举两年在家中解诗，未曾得见，近有人来说，君举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类如此，锡瑞案陈止斋诗说，今不可得见，据朱子谓其以说男女者为说君臣，则风人之义，实当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词集注曰，楚人之词，其寓情草木，意男女，以极游观之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兴，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属也，朱子以诗之六义说楚词，以意男女为变风之流，沅芷澧兰思公子而未敢言为兴，其于楚词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未尝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独于风诗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必尽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后世诗人得风人之遗者，非止楚词，汉诸家近于比兴者，陈沆诗比兴笺，已发明之，初唐四子于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显白之，古诗如傅毅孤竹，张衡同声，繁钦定情，曹植美女，虽未知其于君臣朋友，何所寄，要之必非实言男女，唐诗如张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李师道聘作，于节妇而非节妇，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一篇，乃登第后谢荐举作，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笺释而明者，即如李商隐之无题，韩之香奁，解者亦以为感慨身世，非言闺房，以及唐宋诗余，温飞卿之菩萨蛮，感士不遇，韦庄之培萨蛮，留蜀思唐，冯延已之蝶恋花，忠爱缠绵，欧阳修之蝶恋花，为韩范作，张惠言词选，已明释之，此皆词近闺房，实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谓之接迹风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风人，岂非不知类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男女而据为实言，正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论鸟兽草木之名当考毛传尔雅陆疏而参以图说目验

鸟兽草木之名虽属诗之绪余，亦足以资多识，三家既亡，详见毛传，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张揖进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据此则毛传与尔雅同渊源于子夏，故尔雅之释草释木释鸟释兽与毛传略同，曹粹中放斋诗说以为尔雅成书，在毛公以后，戴震曰，传注莫先毛诗，其为书又出尔雅后，尔雅，杜甘棠，梨山檎，榆白，立文少变，杜涩棠甘，而名类可互见，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见杜，杜甘棠，以杜见棠，毛诗，甘棠杜也误，白榆也不误，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檎，榆白曰，朱子诗集传，于陈东门之云，白榆也，本毛诗，于唐山有{艹区}云，榆白也，殆稽尔雅而失其读，其他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钱大昕曰，毛公所见尔雅，胜于今本，如草木鱼，增加偏旁，多出于汉以后经师，而毛犹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属，皆当依毛本改正者也，陈奂曰，大毛公生于六国，其作诗故训传传义，有具于尔雅，有不具于尔雅，用依尔雅编作义类，案诸家说，皆以尔雅先于毛诗，与曹氏说不同，考鸟兽草木者，二书之外，陆玑草木鸟兽鱼疏，为最近古，成伯毛诗指说曰，陆玑作草木疏二卷，亦论鱼鸟兽，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体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据此则唐人于陆疏已不尽信，然十得六七，犹胜后人臆说，宋蔡卞毛诗名物解，许谦集传名物钞，陆佃尔雅新义，罗愿尔雅翼，自矜创获，求异先儒，而蔡卞陆佃皆王安石新学，安石诗经新义，八月剥枣，不用毛诗剥扑之训，以为剥其皮以养老，后罢政居钟山，闻田家扑枣之言，乃悟杜诗东家扑枣任西邻，及枣熟从人打，知毛传剥扑之训不误，奏请删去诗义，宋人新说之不可信如此，所说名物，安可据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雎鸠为何鸟，则不能辨挚而有别，言挚至与言鸾猛之孰优，不知苜为何草，则不能定毛与三家，乐有子与伤恶疾之孰是，多识草木鸟兽，乃足以证诗义，动植物学，今方讲明，宣考毛传尔雅陆疏，证以图说，参以目验，审定古之何物，为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经义，亦深有裨实用，未可以其琐而忽之也

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

自汉以后，经学宗郑，说诗者莫不主郑笺，自宋以后经学宗朱，说诗者莫不从朱传，郑笺宗毛者也，而间用三家说，朱传不宗毛者也，亦间用三家说，惠栋九经古义曰，王伯厚谓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三体，与笺诗异，案郑志答炅模云，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古书义，又且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卢君谓卢子也，先师谓张恭祖也，续汉书卢植与郑玄俱事马融，同门相反，玄本传云，又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故记注多依韩说，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案郑笺宗毛，然亦间有从韩鲁说者，如唐风素衣朱衤暴，以绣黼为绡黼，十月之交为厉王诗，皇矣侵阮徂共为三国名，皆从鲁诗，衡门可以乐饥，以乐为<疒乐>，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读为意，思齐古之人无ル，ル作择，泮水狄彼东南，狄作鬄，皆韩诗说也，详见毛诗稽古编经义杂记，此郑笺间用三家之证也，王应麟诗考序曰，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异同，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独朱文公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康衡，宋人讳匡字，改为康，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朱传间用三家之证也，锡瑞案郑笺所以间用三家者，当时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郑君注礼时，尚未得见毛传，盖郑见毛传后，以为孤学恐致亡佚，故作笺以表明，有不惬于心者，间采三家裨其义，不明称三家说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郑樵曰，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其后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经典释文之说，此郑君所不及料者，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构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坏，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纟委双，数羲襄之姆傅，此郑笺之未尽善也，朱传所以间用三家者，亦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据王应麟诗考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