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凡者，有贾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文多不载，见东塾读书记。综而论之，郑贾熟于礼经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分析常例变例，究其因由，且经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补之，朱子云，仪礼虽难读，然多是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此所谓伦类，即凡例也，近时则凌氏礼经释例，善承郑贾之学，大有助于读此经者矣，案陈氏引注疏甚明，初学犹苦其分散难考，先观礼经释例，则一目了然矣，陈澧又曰，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今读注疏，触处皆见其踪迹，如士冠礼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注云，东面受命，右还北行就席，疏云，郑知东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面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知右还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门外之东南，席在门中，故知右还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类，乃显而易见者，又如燕礼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东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从西阶来，不得篚东西南取，以是加取象觚者东南也，此必郑有图，故知东面取，贾有图，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东面也。以下文多不载。杨信斋作仪礼图，厥功甚伟，惜朱子不及见也，通志堂经解刻此图，然其书巨帙不易得，故信斋此图，罕有称述者，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盛行于世，然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阮文达公为张皋文仪礼图序云，昔汉儒习仪礼者必为容，故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徐生善为颂，礼家为颂皆宗之，颂即容也，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则编修之书，非即徐生之颂乎，澧案画地之法，澧尝试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业耳，若夫宫室器服之图，则当合三礼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于世者，惟聂崇义之图，至国朝诸儒所绘益精，若取皇清经解内诸图与聂氏图，考定其是非，而别为三礼图则善矣，锡瑞案聂氏三礼图，朱子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今观其冠制多怪诞，必非三代法物，而据窦俨序称其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则实原于郑君及阮谌梁正夏侯伏明张镒诸家，特非尽出郑君，而郑注仪礼贾疏仪礼有图，则自陈氏始发之，杨复图世罕传，惟张惠言仪礼图通行，比杨氏更精密，韩文公苦仪礼难读，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分节可先观张尔岐吴延华之书，释例凌廷堪最详，绘图张惠言最密，若胡培仪礼正义虽详而太繁，杨大育所补多违古义，与原书不合，不便学者诵习，姑置之。

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而袭为己说以别异于注疏

三礼繁难，一人精力，难于通贯，汉以十七篇立学，后仓曲台记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官与礼记，而十七篇止注丧服，惟郑君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其后礼书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删并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续何承天礼论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牛宏撰仪礼百卷，今皆不传，惟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十七卷，犹存其略，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陈振孙并称其精博，四库提要曰，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王子五庙之说异，论，谓圜丘自圜丘，自，力破康成即圜丘之说，论大于，并祭及亲庙，攻康成小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亦皆王安石，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锡瑞案详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其自矜为新义，实多原本王肃，汉时礼家聚讼，古今文说不同，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徵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王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说圜丘是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喾本国语祭法，王肃乃谓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不足以难郑也，郑说三年，五年，大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各于其庙，大事为，群庙主悉升于太家，而肃引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孔疏已之曰，郑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逸礼不足信，即此可见，故郑不用，亦不为之注。郑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陈祥道据掌次郑，即此可证其误，是郑义本先郑，王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郑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士之神者，同一谬妄也，王肃所据之书，郑君无缘不知，其所以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肃乃取郑所不用者，转以难郑，郑据今文，则以古文之，如据逸礼以公羊是也，郑据古文，则以今文之，如据董刘以周官是也，其时马昭张融下至孔颖达疏，已为细加分别，宋人寡学，不尽知二家之说所自出，取王说之浅近，疑郑义之博深，又以其时好立新说，郑注立学已久，人多知之，王说时所不行，乃袭取之以为己说，陈氏礼书，大率如是，皆上诬前贤，下误后学，后人不当承其误，凡此等书可屏勿观，朱子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朱子于礼用功深，故能知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

论王肃有意难郑近儒辨正已详五礼通考舍郑从王俞正燮讥之甚是

合今古文说礼，使不分明，始于郑君而成于王肃，郑君以前，界限甚严，何休解公关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惟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五经家说，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郑君疏通三礼，极具苦心，于其分明者，则分之为周礼，为夏殷礼，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说之，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一变，王肃有意攻郑，正当返求家法，分别今古，方可制胜，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将今古文说别异不同之外，任意牵合，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得，而肃伪撰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君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踪迹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尤可笑者，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尽于孔子之言，以为折衷，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折诸圣，尚何庸断断争辨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礼，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以讥短郑，据唐元行冲传云，六十八条，今约存三十条，礼之大者，即五帝匕庙郊丘社稷之属，其余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肃之所谓圣证，即取证于家语孔丛，以为郑君名高，非于圣言，不足以奋其席，而郑学之徒马昭，已灼知家语为王肃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矣，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其时郑王之徒，争辨不已，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皆遵郑氏，至唐而孔疏礼记，贾疏周礼仪礼，发明郑义尤详，宋以后乃舍郑从王，排斥注疏，国朝昌明郑学，于王肃之伪撰家语，伪撰古文尚书经传，攻之不遗余力，肃之私窜毛诗以难郑者，亦深窥其症结，圣证论中所说郊庙大典，惠栋孙星衍辨正尤详，惟秦蕙田五礼通考，多蹈陈祥道礼书，舍郑从王之失，似即以礼书为蓝本，四库提要曰，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仅以为过祥道，似亦有微辞焉，俞正燮癸已存稿云，五礼通考所采汉以后事皆是，惟周时书籍，广搜魏晋以后议论附于后，本康庄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谓宋元人平话经义，与帖括经义日课陋稿，今人憎恶，不可谓之礼书也，据魏晋以后礼制，多本王肃皇甫谧，其说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后，不宜附经后，引经止存汉传注本义，魏晋以后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话帖括两体文，尤不当载，而制度则案年次之，通考之体应如此，此书体例非也，锡瑞案五礼通考网罗浩博，自属一大著作，而其大书旁注，低格附载，体例诚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讥，舍郑从王，是宋非汉，尤为颠倒之见，恐误后学，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而推广为五礼，徐氏专讲丧礼，条理不繁，故详审无可议，秦氏兼及五礼，过于繁博，故体例有未善，足见三礼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郑君并注三礼后，孔氏止书礼记，且原本于皇熊，贾氏疏仪礼，本黄庆李孟η，周礼不著所出，亦必有所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至殁尚未卒业，若陈氏礼书，秦氏通考，未免举鼎绝膑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礼通释，有编次而少折衷，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有折衷而欠精确，惟江永礼书纲目，本于朱子，足以补正朱子之书，治三礼者，可由此入门，而五礼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鸿宾序三礼通释云，五礼通考所据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说，多向壁虚造，而汉魏六朝经师之遗言大义，鲜及之，可谓知言。

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

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宾，取爵降洗，宾降辞洗，主人卒洗，揖让升，宾拜洗，主人拜降盥，宾降，主人卒盥，揖让升，主人入实爵献宾，宾拜受爵，主人拜送，宾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宾卒爵拜，主人答拜，宾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己物也，主人酬宾略同，酬酒不举，注云，君子不尽人之欢，献酢酬共为一献，所谓一献之礼，宾主百拜，在今人视之，必以为繁文缛节，而古人乡饮射燕礼大射皆行之，惟燕礼大射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古人之拜与今异，皆一人先拜，拜毕而后一人答拜，曲礼曰，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解此可无疑无士冠礼之母答拜，昏礼之舅姑答拜矣，古无二人并拜之礼，故昏礼夫妇不交拜，以婿虽为主人，妇不自居于客，夫妇敌体，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礼之与今异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礼必在堂，而朝在路门外无堂，不便行礼。朝礼止打一照面，与今属员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无无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礼也，周礼九拜，杜子春，郑兴，郑众，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陈祥道，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惠栋，江永，方苞，秦蕙男，段玉裁，言人人殊，凌廷堪与陈寿祺乔枞父子后出为最，寿祺云，九拜绵主祭礼，而言稽首顿首空首三者，皆吉礼祭祀之拜也，振动吉拜凶拜三者，皆丧礼祭祀之拜也，奇拜褒拜肃拜，礼之杀出，一曰稽首，郑注，头至地也，贾疏云，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顿首，檀弓疏引郑曰，头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敌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郑注，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贾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四曰振动，杜子春云，动读为哀恸之恸，寿祺按此即拜稽颡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丧拜也，丧有吉凶，拜亦如之，有两说，一小功以下为吉，大功以上为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齐衰不杖以下为吉，齐衰以上为凶，其拜也，皆稽颡，以吉凶分先后，七曰奇拜，郑大夫云，奇拜谓一拜也，八曰褒拜，郑大夫云，褒读为报，报拜谓再拜也，九曰肃拜，先郑司农云，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撎是也，锡瑞案古人一拜之礼，而分别如此其繁，非故为是琐琐也，凡人之情简则易，易则慢心生，反是则严，严则畏心生，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乱，以诱贤亦以范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纳诸轨物，然后礼明而刑措，若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戕贼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趋于苟且便利，将上下无等而大乱，昔汉高帝去秦苛仪，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孙通为绵蕞起朝仪而后定，礼乐不可期须去身，岂不信乎。

论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习谬

礼器，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礼坊民，不以谐俗为务，故礼文之精意，自俗情视之，多不相近，又古今异制，年代愈邈，则隔阂愈甚，汉人去古未远，疑经尚少，唐宋以后去古渐远，而疑经更多矣，今举数事证之，如士冠礼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郑注，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冠义见于母，母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是母之拜子，一为受脯，一为成人而与为礼，犹嗣举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义存焉，杜佑通典乃以为渎乱人伦，以古礼不近人情也，昏礼女家告庙，婿家无告庙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庙者，示不必安也，盖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庙，后人乃引曲礼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传先配而后祖，及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等语，以证告庙，不知齐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祢，当即卜日卜吉之类，冠娶妻必告，郑注明云于君也，五庙乃天子诸侯之制，岂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诸侯庙者，楚公子围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应告庙，并非专为娶妻，先配后祖，当从贾服以祖为庙见，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始成昏，讥先配也，昏礼是士礼，当夕成昏，郑谓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贾服之合古礼夫娶不告庙，又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丧服父在为母期，以父丧妻止于期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妇为舅姑期，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女子不人者，为其父母期，传曰，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然则妇为舅姑期亦不贰斩之义，自唐以后，母与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无量所谓俗情肤浅者，盖疑古礼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礼必有尸，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礼，杜佑理道要诀，谓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亭，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犹存古法，反以古法未离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无主以不无须分别，少牢馈食，束帛依神，特牲馈食，结茅为，即以代主，许君郑君同义，孔疏贾疏，谓大夫士无木主，以币主其神，徐邈元怪乃引公羊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诂，明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谓木主，又引逸礼馈食设主，不知逸礼不可据，故郑不用，亦不为注，舍许郑之明说，从疑似之误文，是疑无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丧去国哭于墓，祭是吉礼，必行于庙，故辛有见被发野祭，欢其将为戎，后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为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东郭番间之祭者，及鲁诸儒岁时上孔子冢，以为古已祭墓，不知冢人为尸，后郑以为或祷祈焉，先郑以为始时祭以告后土与墓祭无涉，赵岐注孟子以卒之东郭番间为句，亦非墓祭，曾子语见韩诗外传，汉初之书，鲁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汉之间，疑当其时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庙，乃渐移庙祭为墓祭，不得为古祭墓之证，而毛奇龄阎若璩皆曲徇俗说，是以不祭墓为不近情也，古今异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势所难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诬罔，若沈溺俗说，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会误文，强古人以从今人，更不可也。

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古礼最重丧服，礼经十七篇，有子夏丧服传一篇在内，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别录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大功废业，或曰大力诵可也，疏云，录记之人，必当明礼应事无疑，使后世作法，今检礼记多有不定之辞，仲尼门徒，亲承圣旨，子游裼裘而吊，曾子袭裘而吊，又小敛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其作记之人，多云盖多云或曰，皆无指的，并设疑辞者，以周公制礼，永世作法，时经幽厉之乱，又遇齐晋之强，国异家殊，乐崩礼坏，诸侯奢僭，典法讹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闲异教，故子思圣人之允，不丧出母，随武子晋之贤相，不识ゾ，作记之人，随后撰录，善恶兼载，得失备书，但初制礼之时，文已不具，略其细事，举其大纲，况乃时经离乱，日月县远，数百年后，何能晓达，记人所以不定，止为失礼者多，推此而论，未为怪也，锡瑞案，孔疏所言极其通达，记文所以不定者，一则制礼之初，细数不能备具，一则乱离之后，故籍复不尽存，丧服更纠纷难明，故后儒尤多聚讼，汉人礼书最早，而略传于今者，有大戴丧服变除十七篇礼经，马融独于丧服有注，郑君亦有丧服变除，其后则有王肃丧服经传注，丧服要记，射慈丧服变除图，杜预丧服要集，袁准丧服经传注，孔伦集注丧服经传，陈铨丧服经传注，刘智丧服释疑，蔡谟丧服谱，贺循丧服要记，谢徽丧服要记注，葛洪丧服变除，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崔凯丧服难问，周续之丧服注，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见玉函山房辑本，释文叙录，有蔡超田亻隽之刘道拔皆不传，自汉魏至六朝诸儒，多讲礼服，通典所载，辨析同异，穷极深微，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顾炎武日知录云，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故萧望之为太傅，以礼服论语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隐士雷次宗指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忄詹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致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化理，重在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原百余年也。

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画一之制

冠昏丧祭之礼，古时民间通行，后世已不尽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礼，古今异制，后世尤不能行，即如郊祖宗，据郑君祭法注，祖文宗于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于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于民者也，喾于圜丘，周之远祖有圣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无惭，惟诚为其祖，故应崇祀而非妄，后世有天下者，与古大异，虽无道，其先犹为诸侯，有始封祖，若汉高崛起，其先并无功德，亦无始封，在汉惟当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无人可配，自汉以后，犹夫汉也，若欲仿古典礼，必至如汉之祖尧，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遥遥华胄，将有神不歆非类之诮，故宋神宗罢天之祭，诚以无其人也，此则郊祖宗，古礼虽有明文，而难以仿效者也，庙制本于服制，服止五，庙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则增至七，礼纬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是古时已稍有通变，诸侯五庙鲁有周公大庙，鲁公世室，与四亲庙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则僭天子七庙之制，正与周制相仿，虽稍增而不过七也，过七则应祧迁，如每帝一庙而不祧，商周数百年，庙将无地以容，汉翼奉贡禹韦元成始建祧迁之议，而议久不决，刘歆复以宗无数之妄言乱之，庙所以敬祖先，非所以报功德，有功德即称宗不祧，为天子者谁肯谓其祖无功德，如此则无可祧之祖，故东汉遂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夫庙不二主，若一庙数人，正是祧庙之制，是同堂异室，名为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为一庙，而亲尽即祧，诚以尊祖之义，古今一也，此则七庙祧迁，古礼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岁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时迎气，祭祖一岁凡四，礻龠尝，又有三年，五年，后世车驾难以数动，经费又恐过繁，于是天地合祭，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时，甚或傅会古制，以为当然，其实古制不如是，而典礼不可废，惟圜丘明堂，既无配天之祖，不必强立，此又古礼有明文，而可以斟酌变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国异政，家殊俗，听其自为风气，多有鄙俚谬之处，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习成风，宜命儒臣定为画一之制，原本仪礼，参以司马书仪朱子家礼，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子，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