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郑以王制今文说为夏制，必以周礼说为周制，其于许君无可知，三公九卿盖夏殷至周初皆同，据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可证六卿则周成王以后之制。甘誓六卿，六军之将。据顾命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证汉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礼，故分设六部，其后沿宇文之制，既设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复重，议者多云可以裁并，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说必不相合，乃兼用两说，多设冗官，皆由经义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郑君兼注三礼，调和古今文两家说，即万不能合者，亦必勉强求通，论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没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国大小迥异，此万不能合者，惟郑君能疏通证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锡瑞案郑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说，或以郑为牵合无据，亦非尽无据也，即以齐鲁二国言之，二国始封，在武王时，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尚父于营邱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时封地，盖仍殷制，孟子所谓为方百里是也，鲁至成王时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鲁颂谱疏引明堂位以证，曰大启尔宇，鲁之封疆，于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旧封，何云大启尔宇，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与周官侯四百里合，盖得其实，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齐之益封，与鲁同时，史记又曰，太公于齐兼五侯地，郑诗谱曰，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地方百里，都营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与兼五侯地合，是齐鲁实有益地之事，如郑说，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郑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疏引郑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异义云，公羊说诸亿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许慎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郑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以服数来朝，其诸侯风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晋文公强盛诸侯耳，非所谓三代异物也，案郑注据周官而疑王制，以为文襄霸制，盖据左氏昭三年传郑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传，文王制之作，郑以为在赧王之后，其时左氏未出，非必引以为证，左氏又有岁聘间朝之说，与昭三年传文不合，郑以为不知何代之礼，故不从许，案以左氏为周礼，遂并不从许案，以公羊为虞夏制也，王制与公羊合，当是古礼有之，即文襄创霸，亦必于古礼，其后晋法变而益密，故又有岁聘间朝之属，然则王制与周官不合，当从许君以为前代之制，郑以为晋霸之制，似未必然，惟岁聘间朝之属，郑以为说无所出，可断以为晋霸之制耳。

论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

郊异义曰，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郑君虽不以王制为汉博士作，而礼周礼则显分轩轾，故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礼，而于朝聘直以为晋文霸制，并不以为夏殷之礼矣，郑志赵商问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备，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礼教不同，请问其说，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又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又赵商问周朝而遂葬，则是殡于宫，葬乃朝庙，按春秋晋文公卒，殡于曲沃，是为去绛就祖殡，与礼记义异，未通其说，答曰，葬乃朝庙，当周之正礼也，其末世诸侯国，何能同也，传合不合当解传耳，不得难经，又赵商问祭法云，大夫立三庙，曰考庙，曰皇考庙，注非别子，故知祖考无庙，商按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在，注云，大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锡瑞案郑君答问，可以见其进退诸经之大旨，折衷三礼之苦心，郑以周礼封礼记言之，则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以礼记对左传言，则礼记为经，左传为传，经可以正传记，传记不得难经，而以礼记祭法对王制言之，则祭法为周礼，王制为夏殷礼，礼家之纠纷难明者，据郑所分析，已略有明据矣，惟郑以周礼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书，亦自有矛盾之处，郑君虽极力弥缝之，学者不能无疑，赵商问巾车职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时田猎，商按大司马职曰，四时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虽习战，春夏尚生，其时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时乃建大常，案巾车建大麾，大司马建大常，两处之文矛盾，万无可通之理，郑既以周官为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难，故不得不为之弥缝，其答赵商，皆强词也，秋冬田建大常，明与巾车注四时田不合，以麾为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据，王制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注云，绥当为纟委，纟委，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夏后氏之绥，注云，有虞氏当言纟委，纟委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周礼建大麾以田也，郑于此数处之文，互相证明，自圆其说，以礼记之绥，即周官之麾，郑云王制多杂夏殷，故于解周官亦谓大麾是用夏制，如此则周官王制古今文两不相背，而周官两处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从郑，而各别为说，尤傅会不可信。

论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难行于后世

汉今文家张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硕，不信周礼者也，贾疏云，张包周何林，不信周礼为周公所作，古文家刘歆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尊信周礼者也，自汉至今，于周礼一书，疑信各半，周礼体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笔，而能作此书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礼之遗，非尽凭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刘歆增窜，亦非歆所能独办也，惟其书是一家之学，似是战国时有志之士，据周旧典，参以已意，定为一代之制，以俟后王举行之者，盖即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国之大，设官之多，与各经不相通，所以张包周何林皆不信，古文家即尊信周礼，亦但可以周礼解周礼，不可以周礼解各经，而马郑注尚书官制服制，皆引周礼为证，即如其说，以周礼为周公手定，亦不得强虞夏以从周，况周礼未必出于周公，岂可据之以易旧说乎，礼记七十子之后所作，未知与作周礼者，孰先孰后，其说礼与周礼或异，当各从其说以解之，郑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一切据周礼为正，未免有武断之失，周礼晚出，本无师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识，郑注所引故书，乃其原本，杜郑诸儒，始为正音读，明通假，郑君所云二三君子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使山岩屋璧之书，得以昭见于世，其有功于周礼甚大，而因尊信周礼太过，一经明而各经皆乱，则诸儒亦不能无过矣，周礼郑注贾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与之易祓之说，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皆能自成一家之说，但未能疏全书，治此经者仍以注疏为主，考工记据胡无弓车之类，亦属战国人作，文字奥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尚象之遗，宋林希逸<虍鬲>齐考工记解，于古器制度未详核，近人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阮元车制图考，郑珍轮舆私笺，皆有发明，惟详于车，而他物尚略，陈澧云，记以轮为首，有旨哉，古人以轮行地，今外国竟以轮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图说所载诸器，多以轮为用，算法之割圜，亦轮之象也，予谓易既济未济皆水火，而爻辞皆云曳其轮，亦有微旨，今当振兴工艺之日，学者能远求考工之法，必当大著成效，周礼自王莽苏绰王安石试行不验，后人引以为戒，王莽篡弑之贼，本非能行官礼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礼，苏绰于宇文泰时行周礼，颇有效，隋唐法制，多本宇文，王安石创新法，非必原本周礼赊贷易，特其一端，实因宋人耻言富强，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报异议，后人谓安石以周礼乱天下，是为安石所欺，安石尝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引言极其通达，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类，何能行于后世，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后世尚简而戒烦苛，无论赊贷市易，必不可行，即饮射读法，亦将大扰，然则法周礼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论周官之法不可行于后世马端临文献通考言之最晰

马端临曰，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繁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无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复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里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某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而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乡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忄Й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已亟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于是国家之法度率以简易为梗，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大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地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锡瑞宁马氏谓周礼可行于封建，不可行于郡县，以壤地既广，长吏数易之故，最为通论，今壤地之广，过于南宋，长吏数易，亦甚于南宋，彼时守吏犹必三岁而更，今且一岁而数易矣，使与百姓交涉，能至纤至悉乎，外国之法，所经纤悉备举者，以去封建未远，日本与德意志，皆初合侯国为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风记，周礼政要，谓西法与周礼暗合。

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

郑樵曰，周礼所以难通者有五，一曰职方之说万里，与禹贡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国公五百里，与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载师田税用十二，与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沟洫之数，与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闾族党之读法，无乃重扰吾民乎，今案经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释五者之疑，禹贡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时地方五千里，职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则周之时地方万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数之，周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即禹之甸服，侯甸即禹之侯服，男采即禹之绥服，卫蛮即禹之要服，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一服，而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贡五百里而已，诸侯之地，当如孟子所言，至开言之则如王制所说，薛常州开方法，百里之国，开方得百里之国四，是谓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国，开方得七十里之国四，是谓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举成数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国，开方得五十里之国四，是谓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谓多则桀，寡则貉，周礼载师之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谓田税轻近重远之失，周公制法，不当于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税三，二十而税五者，今案载师文曰，凡任地谓之地，则非田矣，又曰，园廛谓之园廛，则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则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岂得谓之田税，盖园者不种五谷，其种杂物，所出不赀，廛者工商杂处，百货所聚，其得必厚，圣人抑末之意，以为在国之园廛，可轻之而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过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则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种，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于乡遂及公邑，考寻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井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匠人之制，举大概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有有一沟，直，一列凡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州长每岁属民读法者四，党正读法者七，族师读法者十四，闾胥读法者无数，或者以为是日读法，即于州长，又于党正，又于闾胥族师，且将奔命而不暇，予谓此法亦易晓，如正月之吉读法，州长党正族师咸预焉，至四孟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预焉，州长不预，至每月读法，惟族师职焉，此注所谓弥亲民者，其教亦弥数，正如今之劝农，守ヘ令佐皆预焉，其职各带劝农二字，不必谓之更来迭往也，锡瑞案郑氏弥缝牵合，具见苦心，惟周官一书，与诸经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类，是，考工记亦与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类，是，欲强合之为一，虽其说近理，未可信为确据。

论周官并非周公未行之书宋元人强补周官更不足辨

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白虎通礼乐篇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称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必复更制者，示不相袭也，书洛诰疏引郑注云，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锡瑞案据此则周公制礼，极其慎重，既已优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营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观后世如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皆请制礼而未能定，曹褒定礼而未能行，唐显庆开元礼，宋政和礼，其书具在，迄未行用，周公盖虑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实见施行，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与周时制度不合，乃以为未成之书，又以为未行之书，困学纪闻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黄氏日钞引孙处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武成周官皆伪书，可不引。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豫为之也，而未尝行也，许宗彦本其说，谓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旧或仍周初侯国之制，其时未有周礼，而官名职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礼之成，周公盖将举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则已老矣，传尚书者谓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七年致政成王，其间才一年耳，周礼之不能遂行，时则然也，故谓周礼为周代未行之书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谓非周公所作，不亦过乎，案，此欲以周官强归周公，乃以后世苟简之法例周公，伏传云，制礼方致政，正是制礼必行之证，何得反据伏传以为不能遂行，显庆开元作礼书，饰太平，而不能实行，后世苟简之法则然，岂有周公制礼亦如是者，孙处引显庆开元为比，见郑樵周礼辨引，故之，虽欲强为傅会，要无解于孔孟未见也，若考工记本别为一书，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复古篇，谓司空之属，分寄于五官，王与之又作周官补遗，邱葵本俞王之说，取五官，所属归于冬官，六属各得六十，著为周礼定本，吴澄礼叙录，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又与俞王稍异，要皆宋元人窜易经文之陋习，不足辨，吴氏不信伪古文，此又执伪周官为说，更不可解。

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

周礼出于出岩屋壁，五家之儒莫见，其授受不明，故为众儒所排，仪礼传自高堂生，有五传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于学官，礼记删定，由于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详，魏张揖以为叔孙通撰辑，揖去汉不远，其说当有所受，陈寿祺曰，汉书艺文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曰，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经典释文序录引郑君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又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寿祺案孔壁所得书，鲁恭王传仅言数十篇，知非全书，艺文志依七略著录记百三十一篇，盖河间献王所得者，故六艺论兼举之，百三十一篇之记，合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并见艺文志，而别录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礼记所载七篇，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不著孔子三朝记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