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

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阳所见，何拘阂之甚乎，汉尊谶纬，称为内学，郑康成何劭公生于其时，不能不从时尚，后人议何氏解诂，不应引演孔图之文，试观左氏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明云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据孔疏足见汉时见气，不引谶纬不足以尊经，而左氏家擅增传文，公羊冢但存其说于注，而未敢增传，相提并论，可氏之罪，不比贾逵等犹可末灭乎。

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年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辞文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锡瑞案此二条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传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据鲁亲周故殷，则知公羊家存三统之义古矣，云有贬损，有笔削，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之义非矣，云垂空文，当一王之法，则知素王改制之义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义，本为改法而设，后人疑孔子不应称王，不知素王本属春秋，淮南子以春秋当一代，而不属孔子，疑孔子不应改制，不知孔子无改制之权，而不妨为改制之言，所谓改制者，犹令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自周秦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诸公皆然，亭林日知录明云，立言不为一时，船山黄书噩梦，读者未尝疑其僭妄，何独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或疑孔子自言从周，何得变周从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从时王之制，至于著书立说，不妨损益前代颜子问为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损益四代之明证，郑君解王制与周礼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证以爵三等岁三田，皆与公羊义合，此春秋从殷之明证，正如今人生于大清，衣冠礼节，必遵时制，若著书言法政，则不妨出入，或谓宜从古制，或谓宜采西法，圣人制法，虽非后学所敢妄拟，然自来著书者莫不知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胜，当救之以质，当时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见及之，春秋从殷之质，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娄，与公羊齐学同，而言礼多从殷，中庸疏引赵商问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儒行疏案曲礼云，去国三世，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防叔奔鲁，至孔子五世，应用鲁冠，而犹著殷章甫冠者，以丘为制法之主，故有异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礼，不与寻常同也，且曲礼从新国之法，谓礼仪法用，未必衣服尽从也，案郑孔所言，足解从殷之惑，惟衣冠礼法是一类，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华可以相礼，两楹奠殡哭师于寝，盖当时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为制法之主耳，谓春秋皆本鲁史旧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谓春秋皆用周时旧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

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惟汉人知春秋为汉定道，为能实行斯义，姑举数事证之，公羊之义大一统，路温舒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公羊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光武诏曰，春秋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公羊之义，子以母贵，公孙瓒罪状袁绍曰，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无虚退之心，公羊之义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汉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义，天子尝娶于纪，故封之百里，恩泽侯表，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国，公羊之义，子尊不加于父母，郑玄伏后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礼，及皇后在离宫，拜如子礼，公羊之义，昏礼不称主人，不称母，母不通也，杜邺曰，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公羊之义，褒仪父，贬无骇，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公羊之义，三公之职号，尊名也，翟方进曰，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公羊之义，昭公出奔，国当绝，匡衡曰，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公羊之义，善善及子孙，成帝封丙吉孙诏曰，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义也，公羊之义，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陈忠曰，先圣人缘人情以著其节，制报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公羊之义，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御史大夫张汤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以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公羊之义讥世卿，乐恢曰，世卿持禄，春秋所戒，公羊之义，原情定罪，霍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公羊之义，入臣无将，胶西王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公羊之义，三年一，五年一，张纯曰，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朝会，始为祭，公羊之义，未逾年君不书葬，周举曰，北乡立，未逾载，年号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公羊之义，讥逆祀，质帝诏曰，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公羊之义，不书闰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公羊之义，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公羊之义通三统，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皆见于两汉书者，更以汉碑考之，巴郡太守张纳碑云，正始顺元用公羊五始之义，处士严发残碑云，盖孔子作春秋，褒仪甫目，中缺，塞利欲之，成阳令唐扶颂云，通天三统，杨孟文石门颂云，春秋记异，安平相孙根碑云，仲伯拨乱，蔡即祭字，足谲权，卫尉卿方碑云，存亡继绝，樊毅修华岳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讥，郎中郭君碑云，为人后者为之子，皆本公羊，足见汉时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之义，非止用之以决狱也，胡安国曰，武宣之世，时君信重其书，学士大夫诵说，用以断狱决事，虽万目未张，而大纲克正，过于春秋之时，其效亦可见矣。

论梁在春秋之后曾见公羊之书所谓一传即公羊传

郑君释废疾曰，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讳见读，而传为三时田，作传有先后虽异，不足以断梁也，郑君言春秋改制之义极精，故郑云，公羊善于谶，而以公羊之出在梁后，则未知所据，释文序录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梁赤乃后代传闻，陈澧曰，释文序录之言是也，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帅伐于余邱，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梁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刘原父权衡云，此似晚见公羊之说而附益之，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八年无骇卒，梁传皆两说，刘氏亦以为梁见公羊之书，而窃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证者，交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入，何以卒，许嫁矣，梁云，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其一传，明是公羊传矣，宣十五年初税亩，冬彖生，梁云，彖非灾也，其曰彖，非税亩之灾也，此梁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梁以为不然，古曰，非灾也，其以为天灾也，又云，其曰彖，非税亩之灾也，其以为应税亩而有此灾，其在公羊之后，更无疑矣，公羊梁二传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僖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云，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梁云，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此更句句相同，盖梁以公羊之说是，而录取之也，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锡瑞案以梁晚出，曾见公羊之书，刘原父已言之，陈氏推衍尤晰，治梁者必谓梁早出，观此可以悟矣，晁说之曰，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氏又因诸儒而博辨之，申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晁氏以为梁监省左氏公羊，与陈氏所见同，不知陈氏见晁说否，晁以范氏是非为公，则宋重通学，不守专门之见也。

论公羊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子夏传公羊高，至四世孙寿，乃著竹帛，戴宏所言当得其实，梁则有数说，且有四名，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应劭风俗通云，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汉书文志颜注云，名喜，而论衡案书篇，又云梁，岂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名赤见新论为最先，故后人多从之，而据新论，后左氏百余年，年代不能与子夏相接，而与秦孝公同时颇合，四库提要曰，其传则士勋疏称梁子名ㄈ，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梁即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梁子曰，传既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者著于竹帛，则不可考耳，锡瑞案杨疏云，梁传孙卿去子夏甚远，梁如受经于子夏，不得亲传孙卿，以传为传其学者所作，极是，非独公二传，即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故其传有后人附益，且及左氏后事，若必以为左氏自作，反为后人所疑，赵匡郑樵遂以为左氏非邱明，是六国时有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传大概皆同，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罗璧识遗云，公羊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案邾娄为邹勃为披之类，两音虽可合为一字，越绝书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词自署邹，古人著书，亦有自隐其姓名者，而二子为经作传，要不应自隐其姓，至谓公羊梁，高赤外不见有此姓，则尤不然，礼记檀弓明云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何得谓公羊高外，不见公羊姓乎，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从子夏受经，古读明如芒，诗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为韵，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说虽未见其必然，而据礼记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梁，皆卜商转音，更无所据。

论梁废兴及三传分别

史记儒林传曰，瑕邱江生为梁春秋，自公孙宏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儒林传曰，瑕邱江公，受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宏本为公羊学，此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梁，由是梁之学大盛，故范宁论之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是汉时不独左氏与公羊争胜，梁亦尝与公羊争胜，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学大兴，宣帝好梁，而梁之学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孙宏齐人，而袒齐学之公羊，韦贤鲁人，而袒鲁学之梁，非出乡曲之私见乎，据汉书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周庆丁姓皆为博士，申章昌亦为博士，赞曰，孝宣世复立梁春秋，则梁在前汉尝立学官，有博士，而后汉十四博士，止有公羊严颜二家而无梁，则梁虽暂立于宣帝时，至后汉仍不立，犹左氏虽暂立于平帝与光武时，至其后仍不立也，后汉贾逵传云，后汉贾逵传云，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此四经虽行于世，而不立学，观左氏毛诗古文尚书，终汉世不立学，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经止有公羊无梁，然则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郑樵曰，儒林传学公羊者凡九家，而以梁名家，独无其人，此所谓师说久微也，无论瑕邱江公，即尹胡申章房氏之学，今亦无有存者，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时江徐及兄弟子侄诸人，古义沦亡，无可探索，求如公羊大师董子犹传繁露一书，胡毋生条例犹存于解诂者，渺不可得，今其条理略可寻者，明月日例而已，综而论之，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大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

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于范宁而实始于郑君

何休解诂，专主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范字武子其名当为宁武子之宁，梁集解，于三传皆加贬辞，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为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锡瑞案范氏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君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氏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梁善于经，己为兼采三传之嚆矢，盖解礼兼采三禄，始于郑君，解春秋兼采三传，亦始于郑君矣，晋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亲受，此用刘歆之说，无不精究，邱明撰所闻为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以为暂立最是，时刘向父子，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订正，是以三传并行，荀崧在东晋初，请立公羊梁博士，观其持论，三传并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并诋三传乖违，惟左氏兵谏丧娶二条，何氏膏肓，己先斥之，诚为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若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尊无二上之义，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敌怨不在后嗣之义，皆非不可通者，范解梁，不以为是，故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乃春秋借事明义之旨，祭仲夫必知权，而借以为行权之义，仲废君由迫胁，并非谋篡，范以为神器，水免深文，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春秋质家本有母以子贵之义，董子繁三代改制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梁，妾母不得称夫人，义虽正大，然是文家义，不合于春秋质家，刘逢禄治公羊，乃于此条必从梁，以汨公羊之义，是犹未曙于质家文家之别也。

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时之不用，造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锡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与孟子引孔子之方言，皆春秋之要旨，极可信据，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后人亦多称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书，亦止是载之空言，如何说是见之行事，即后世能实行春秋之法，见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见，何以见其深切著明，此二语看似寻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空言而未能徵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公羊之义，谓其所称祭仲齐襄之类，如何与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李仁甫曰，细数之，尚减一千四百二十八字，与王氏学林云万六千五百余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

春秋借事明义，且非独祭仲数事而已也，存三统，张三世，亦当以借事明义解之，然后可通，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隐公始，即借之以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