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致，乃给以监牧之马，此给马以用也。大抵唐之马政皆给于官，民无与焉，始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伐之余，鸠括残骑，仅得牝牡二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肇自贞观讫于麟德，四十年间至七十万余匹，于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垂拱以后，马耗大半，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牧养有法，云锦成群，此唐牧马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

臣按：议者谓秦汉以来唐之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盖以监牧之置得其地，而监牧之官得其人，而牧养之有其法也。唐都关中，其地宜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马所生之地，然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岂与其地与其人欤？盖袭用宋人保马之法，牧马于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则未尝举焉。必欲举其政，请下户部查究永乐以来牧马草场为官民所耕佃者，尽以还官，及所在闲田未经开垦者，亦俾报官，遣官经量，创为牧马之所，而俾谙练民事臣僚讲求其利害以闻，必上有益于国、下无害于民，真有利而无害，然后立为一代经久之制，以为国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马政，凡御马之等三，给用之等十有五，群号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种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规，则太祖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二使领之，后改为天厩坊，又改为骐骥院，以天驷监隶焉。真宗置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弩、平其直以分给诸监。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在外之监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监、判官，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

林駉曰：“宋朝马政蓄于监牧者曰官马，散于编户者曰户马，市于边郡者曰戎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检视，画其疆界。又从赵守伦之请，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费刍秣，生驹可资军用，自是诸牧马颇蕃息。

臣按：马以资军用，诚国家之急务，然用军欲何为哉？卫民而已。本欲卫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虑牧马侵民田，遣使检视，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国家之有，在民犹在官也，而在官者则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诚不可不为画定也，疆界不定则官田日广、民田日削，马虽蕃而民日耗，而用马以谁卫哉？

国子博士李觉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敌以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而市其马，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驰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马，至于中国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裛因而减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赋出马，马皆生于中国，不闻市之于戎，今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资给赐予复在数外，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非理之得也。今宜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后纳马则止焉，是则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收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夫牝又生驹，十数年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

臣按：觉疏引猗顿畜牸之事，尤为切于事情，由是以观牧马之政以畜牝为先，牝得其养则生育多矣，积以岁年，牝又生牝、驹又生驹，不出十年，马大蕃息矣。觉又言中国之马食枯刍、处华厩，故多生息而无耗，今官散马于编民户丁，分日而饲，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芜杂，处之以污秽，而欲其生息之蕃多、体力之壮健、性习之调伏，难矣。

仁宗庆历中，知谏院余靖言：“谨按《诗》《书》以来，中国养马蕃息故事，不独出于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犬丘今之兴平、汧渭今之秦陇州界也；卫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国，而诗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则牝为蕃息之本也，卫则今之卫州也；诗人又颂鲁僖公能遵伯禽之业，亦云‘駉駉牡马’，鲁今属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今镇、定、并、代其地也；汉之太原有家马厩，一厩万匹，又楼烦、胡北皆出名马，即今之并、岚、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为宜马，即今之同州也，开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监，半在秦、陇、绥、银，则知古来牧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臣切见今之同州及太原以东，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其余州军牧地七百余所，乞于群牧使、副、都监、判官等内差一员往监牧旧地，相度水草丰茂去处，选择孳生堪牧养马，专差人员牧于四远，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务令蕃息，别立赏罚以明劝沮，庶几数年之后，马畜蕃盛。”

臣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叶以后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宁夏之地，其后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时未尝去兵而用兵也未尝乏马。今天下无事，所谓马政者特以为操习豫备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马为忧，掌国计者切切以扰民为虑，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袭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无事之时且尔，一旦事出仓卒，又将何以济哉？臣闻天下无难处之事，君子怀先事之忧，当闲暇之时而豫为之处置，稽之于古，验之于今，广询访于众谋，不拘泥于陈迹，其间必有一不亏官不损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无害者出焉。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夫哄然聚、忽然散，云奔飙驰，钞后掠前，此马之良也；强弩巨梃，长枪利刀，什什相联，伍伍相缝，大呼薄战，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臣请损马而益步，故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我惟用步所长，契丹马多无所用之。”

臣按：中国之马不如敌马之良，非徒无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无事之秋，欲为武备，内疲齐民，外苦边卒，皆以马之故。马之弊极矣而讫无善政，宋祁谓“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马而步可用，请损马益步，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祁之言盖有得于周人薄伐之意，其策诚莫有过焉者也。臣请于西北沿边一带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为重，扼要害为主，惟限敌使不得入，不必穷追，惟制敌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骑二，骑以为奇而驱驰必精健之足，步以为正而什伍皆健斗之卒，如此，则马虽不多而皆得其用，内可以宽保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骑士之倍备。

英宗治平中，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甘草软，最宜牧养，乃唐楼烦监地，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兴制监牧。”

臣按：今日马政，两京畿及山东、河南牧之于民，山西、陕西、辽东牧之于官，在官者有名而无实，在民者有损而无益。国家承平逾百年于兹矣，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举废之时，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祖宗立法养马之意，寺监之养必循名而责实，民间之畜必无损而有益，立为通融之法，两京畿及山东、河南于民养之外择地以立监牧，山西、陕西、辽东于官养之外设法以为俵散，制畜养之规，修厩牧之所，勘牧地之数，广收市之利，分支免之等，宽追陪之限，如此，则名称其实，有益而无损矣。

神宗熙宁中，王安石因曾孝宽言“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备非时官买，乞参考申行之”，而户马法始此。

文彦博言：“汉唐之盛，苑监实繁，祖宗以来，修举甚至七八十年，搜补取用，源源不绝。近时议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详利害，乃欲赋牧地与农民敛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敛租赋丰凶皆可得乎？复不知户配一马，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则后将可继乎？”

臣按：彦博兹言虽言当时户马之弊，殆有若为今日设也。但宋时户马是散官马于民，今日乃令民自买马养耳；宋时赋牧地与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养耳。其中所谓“维之絷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为有见。盖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资，腾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絷一马，而欲其生息固难矣，况求其皆良乎？

以上论牧马之政（中）

卷一二五

▲牧马之政（下）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王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帝诏开封府界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道路外，乘越二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

马端临曰：“熙宁五年所行者户马也，元丰七年所行者保马也，皆是以官马责之于民，令其字养。户马则是蠲其科赋，保马则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宁保马之法，大类今日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之法，但宋人保甲养马自愿者听及以官马给之，且免其体量草束及折变缘纳钱，今日则论丁养马，丁及数者与之，不及数者足诸他户，不问其愿与否也，粮草、户役、征输如故。况宋人所谓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则科赋征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设以官，里社之外别立群长，民以一身而当二役，既为人而差，复为马而役，既供刍粮以给公家之用，复备刍秣以为官马之养，其害比宋为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产以饲养马匹，官得其用，虽曰有损于民而实有益于官，今所养之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无，驱逐数十里固已困惫矣，况用以出塞御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养马之令，生必报数、死必责偿，一马之毙未偿而一马又毙，前岁之生未俵而嗣岁又生，生者岁增而供给愈难，死者日继而陪偿无已，民何以为生乎？今日两京畿、河南、山东之弊政莫此为甚，朝廷建国于北，借此数郡以为根本，而当无事之时首先困之而不为之拯恤，可乎？知治体忧深思远者，所当为之轸念也。伏惟圣明明见万里之外，仁同一视之中，况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万乞留神听察，则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哲宗嗣位，议者争言保马之不便，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发赴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元祐初，议兴复废监，于是诏陕西、河东相视所当置监，又下河北、陕西按行河、渭、并、晋之间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右司谏王岩叟言：“兵所恃在马，而能蕃息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鞁州之广平监以及于瀛、定之间栅塞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制牧监以牧马，是牧之于官，至其中世改以为户马保甲马之法，则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虽不能无害而犹得马之用，牧之于民非独有害而又不得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为户马之制，文彦博言于神宗不见用，至元丰时其弊一如彦博所言，神宗乃叹曰：“朕于是有愧于文彦博矣。”虽然，神宗虽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罢之而复废监，百姓如释重负而出于水火之中。今日养马之政不幸驯致于熙宁之弊，诚能如元祐之改辕易辙，则此数郡之民感戴圣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又置熙河路买马坊、六岷州通远军等场。熙宁七年，诏知成都府秦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未几罢之。元丰中，复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

林駉曰：“监牧之置，圉师以蓄之，校人以视之，秣饲以时，部辖有方，则以渥洼之种耳，否则贵市于夷狄而贱弃于中国，此李觉之所以虑也。”

臣按：自唐以来，中国马不足往往与戎狄互市，然多费财用而实无益于用。宋南渡以后，失中原宜马之地，而所资以为战骑者求于西南夷，盖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马之地皆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养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无马乎？患无其人耳。

神宗元丰四年，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奏可，仍诏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至是蕃马至者愈众。六年，买马司复置，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司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亦济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马，多是交互市于境外之夷，我朝于四川置茶马司一、陕西置茶马司四，以茶易马，设官掌之，盖取之我羁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与蕃戎交易也。

高宗时，广西进出格马，上曰：“此几似代北所生，广西亦有此马，则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论春秋列国不相通，所用之马皆取于中国而已，申公巫臣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则是虽吴亦自有马，今必于产马之地而求之，则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后，凡中国宜马之地皆为金有，然而张、韩、刘、岳之出战亦未闻其乏马。

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始请市战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其后又废买马司，以帅臣领其事。然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南诏今大理国也。

洪迈曰：“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因读五代旧史，唐明宗问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六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兵之不至也。’延光对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畜止于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骑士为无所施，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臣按：古今马政，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至于宋朝始则牧之在官、后则蓄之于民，又其后则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则兼用前代之制，在内地则散之于民，即宋人户马之令也；在边地则牧之于官，即唐人监牧之制也；而于川陕又有茶马之设，岂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请以今日国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马监掌天子十二闲之政，以供乘舆之用，凡立仗而驾辂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则有郑村等草场，其饲秣之卒则有腾骧等四卫。国初都金陵，设太仆寺于滁州，其后定都于北，又设太仆寺于京师，凡两淮及江南马政则属于南，其顺天等府暨山东、河南马政则属于北。其后又用言者，每府州若县添设佐贰官一员专管马政，在外设行太仆寺于山西、陕西、辽东凡三处，苑马寺亦三处，陕西、甘肃各辖六监二十四苑，辽东仅一监二苑焉。内地则民牧以给京师之用，外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又于四川、陕西立茶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马，亦用以为边也。本朝国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无大征伐，遇有征行随用随足，虽不至于大乏绝，然求其如前代之云锦成群则未焉。所谓官牧者，是盖唐人之四十八监、宋人之十八监之遗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内地，而今日则用之于边方焉。其蕃育生息虽不能尽如国初之盛，然惟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举其废弛之政，则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讲求本朝故事及参究唐、宋之典，以济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马政者勘实牧地，其有旧有而今为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复其旧，或有山林原隰可以开垦以为牧地者开垦之，或附近州县有空闲地可以增置监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则为之勾补，厩膰有未备者则为之修葺，所畜之马若牡多而牝少则为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种有不良则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顺其时，腾放调养各有其法，俵散关换咸定其规，皆一一讲求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立为一定之法，使之永远遵守，岁时遣官巡视，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择其官而优宽士卒，必务臻实效而不为虚文，如此，则边圉得马之用矣。若夫所谓民牧者，是盖宋王安石新法之遗绪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极言其不可而不见听，其后大为民害，神宗有见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误，而亟罢之，是以在当时虽为民害犹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详之于前矣，而所以为之处置者亦已具于“制军伍”之条之下焉。然所处置者特议以行于畿甸五郡耳，万一可以通行，请下兵部及两太仆寺查算天下马数，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县若干，及查各府州县原先有无草场及没官空闲田地并可以为草场、马厩者，假如某县旧额民若干里、户若干、丁若干，某县原额马若干匹、群长若干人，既具其数，遣官亲临州县勘实以闻，然后因其已然之法而立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额，必不拂乎民情，务使官得其用而民无其害，然后行之。请即一县言之，其县旧有里五十、群长千人、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择其乡村相依附处，或十村、五村为一大厩，村落相去远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为一小厩，每厩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为厩长，年老者一人为厩老，无力不能养马者数人为厩卒，每厩各设马房、仓囷及长槽、大镬，每岁春耕之候厩长遍谕马户，每领马一匹者种秆禾若干亩、料豆若干亩，履亩验之，有不种者闻官责罚，毋使失时，无田者许其分耕于多田之家，或出钱以租耕，收获之际，厩长及老计亩而收之仓囷之中，秆草料豆以饲马而豆之萁即以为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岁终具数以闻于官，若其马种即以在官之数充之，若其种非良许其售而换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偿之马五分蠲其三，征其二以市马种，凡马始生则书其月日、别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晓马事者定为养马之式，镂板以示之，凡一岁游牝、腾驹、去特皆有其时，越其时者有罪，凡一日龁草、饲料、饮水皆有其节，违其节者有罚，其房膰必冬暖而夏凉，其牧养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为马之利者无不为，凡可以为马之害者无不去，如此，则牧养有其道，其视各家人自为养者大不同矣。旧例，凡群头管领骒马一百匹为一群，每年孳生驹一百匹，不及数者坐以罪，请酌为中制，每骒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逾数者除以补他年欠阙之数，今年不足明年补之，其有种马倒死者即以驹足其数，本厩生牝多，许他厩闻官以牡来易，每厩兼畜驴骡，以马为准，牝马二十畜牡驴一、牝驴四，所生或驴或骡具数报官，官为造车，遇有搬运官物许于各厩起倩，无事之日本厩马户借用者听，按日计佣，收以为秣饲之用，每季本县管马官一行巡视，府官则岁一行，太仆寺官因事而行无定时，凡其马之壮老肥瘠逐月开具点视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刍豆有不及数、驰走有不如式皆为修葺、处置，违者治以置，是就民养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宽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虽然其间之委曲纤悉又在临时之因事制宜、补偏救弊也，若夫俵散、关换之法具有成规，官军领马骑操，遇有倒死责以追偿，是固足以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马之给于官军者多系饿损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给草料多不以时，或马有不时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损数目并不准除，然一军之产不满十百而一马之直多逾数千，倾家之所有不足以偿，甚至卖三子不足以偿一马，兴言及此，可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