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苏辙曰：“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士唯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广、胜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自行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镰也）汋，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

▲遏盗之机（中）

灵帝时，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官署）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内官也）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余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余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及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平时不用亦可。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三等，清官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蓚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我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余，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诏遣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余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

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御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御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禽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宏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

臣按：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剐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官钱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中）

卷一三八

▲遏盗之机（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