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阙少，在宋时犹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阙不止三人也，将因其故而不问欤，则人才日积愈多，及其资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务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难矣。如一切汰而择之，则彼奔走仕途多历年岁，归无生计以度余生，往往至于颠连失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于吾之资级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苏轼所谓“彼虽有言亦不足畏”，呜呼，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无告，伊尹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于衰老而又弃之，是岂盛世之事乎？为今之计，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失所之叹，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岁贡、曰科举，岁贡之法，每岁学校贡生员赴礼部，试中补国子监生，府学岁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以食廪先后为次，则在学校者已有资格也；科举则每三年一开科，中乡试者赴礼部，中试则授以官，不中者送监肄业以俟下举，屡不第者亦以监生资次入仕。科举有定额，岁贡有常数，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其人才适足以相当而无甚有余不足之数。洪武、永乐以来，选用者未闻乏人，而需选者未闻淹滞，盖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悯士子之在学校者多衰老，乃开四十五岁入监之例，其后又因国计不足，立纳粟、上马、入监等名目，是于科、贡之外别开岐径，选用之调止于此数，而入仕之路比旧加多，其人才日积月累，遂致数倍于前。旧制，各司历事监生三阅月考过勤谨，附名选簿，仍留所司办事，临选方行取用，其实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后以坐监者数多，减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给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选者，积累既久，员数愈多，迨将及万，是以一时人才在监肄业之数少，在部听选之日多，臣恐积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数也。国家养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独人才之病，其为国家之累也大矣。嗟夫，訚訚啾啾，黉舍至不能容，是乃国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积于选调，老死而不得一官，夫岂盛时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国家之于人才，亦犹人家之于子弟，子弟白首而无室家，为父兄者则必为之忧虑，国家储养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为君相者，宁能不为之忧虑乎？所以忧而虑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调停之不可也。消息调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时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后时失所之叹，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权其轻重、知其缓急，决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为解，则虽有可以消息调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万人怨，怨之于一时者比之怨之无穷已者，孰为多乎？盍思曰我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资格，而人才需选者往往老于选调而不得及时以进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废弛，其不为身家、子孙计者无几，失今不为之所，犹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则夫异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满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难矣。事不理、民不安，乱亡之兆也。且国家养士，将何为乎？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说者乃独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然则为今之计奈何？请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选监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若干人，见到部者若干，给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为率，大约计用监生若干，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算听选家居监生若干，备细开具年甲、日期，造册申部。然后请旨选差卿佐有文学风力者赍敕诣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开场考试略如科试，初日于经书中出论一道试之，次日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题全通者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下，全不通者为不中。其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选用，不中者为民。中者之中有不愿仕者，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学者授以助教、学录之类，有政事者授以监事、序班之类，免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优免二丁；下等者赐以冠带，免其一丁，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其有未试之前告愿免试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则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虽然，此特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之策耳，是岂祖宗所以教养人才之初意哉？夫圣朝设立学校，选择师儒以教生徒，优以廪饩，免其差役，优游之以岁月，欲其成才以为国家之用，士子立志务学，底于成立，以图补报，是为不负作养之恩，顾乃苟延岁月，虚废廪给，至于衰迈尚不能措一辞，如此之徒上孤圣恩、下辱学校，虽加以成周简不肖之法，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亦不为过。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奋发勉励之罪，然亦以我之昧于事体者妄开幸门，挤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愿就试，姑为此一时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为训也。自此以后，凡科举历事一遵祖宗成法，于此二途之外不得别开入监门路，以复洪武、永乐之盛，则人才不至于淹滞贤，否不至于混淆矣。今日求贤为治之务，诚莫有急于此者。或曰如此则选途固清矣，其郡邑学校之中有生员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处之？曰学校之中生员年已长大，不通文理者充吏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学问有成，年岁长大，欲进之则资次未应，欲退之则学行可取，往往老死学校中，可惜也。窃见今吏部岁贡生员，初试中未到监者往往试选为教职，各有假手于人以图侥幸，不若就学校生员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廪将及十年及曾历乡试六次入场者，命提学宪臣会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验，其中有通三场者试中，录其所试文字连人送部考试，仍令坐监一年，循次待阙，专用以为教职。如此，则学校之生徒亦无有老死不用者矣。

轼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

臣按：苏轼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开骤进之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诚如其言，则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则如之何而可也？轼固言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于常法之中，随其资格之所当得者寓夫抑扬进退之权，于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隐然不可必之机，则人法兼行、资望并用而士无淹滞骤进之弊，而国家皆得人以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数路，犹患其狭。今徒以进士、任子而欲尽天下之才，多见其有遗矣。必欲贤能皆为吾用，当举古人取士之制，或以乡举，或以进士，或以恩任，或设科目，或许辟召，或听自荐，或令引类，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率而均其数于众流，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赏罚各不失当焉。率是以行，虽起衰乱之俗而跻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资格用人几千年于兹，一旦欲革而去之，诚难矣。非上有刚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议此也。然继世之君未必皆贤，任事之臣未必皆称，与其用能鉴别之明以显吾智力有余于一时，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辅吾子孙不足于久远哉？必也立为一定之法，而于定法之中随时补弊，而不出于法之外，斯善矣。请即今日选法言之，祖宗以来文武并用，文选主于吏部，武选主于兵部。兵部之选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后也纯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继，无子者兄若弟继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挥以至都督，则以才能擢用焉，又不专于资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进士也、监生也、吏员也。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管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监生则出自学校之贡选及举人试进士不第者，其肄业太学也，循资以出，先历事于府部诸司，然后次其名于选曹，循资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职焉。监生、吏员二者虽各有资格，进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是又不专在于资格也。此我圣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诚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无弊。武臣之弊，则天下卫所有定数、设官有定员，世袭之官恒满其位，继继绳绳销减无几，新立功次之人则又日增月益无有限极，不知其后将何以处之也。所谓文臣之弊，近年以来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监生尤甚。呜呼！我朝立国以来百余年矣，前此未闻人才有如此淹滞者，而今乃有之，是岂无其故哉？盍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论深究以求善处之术，必使仕路澄澈，选法疏通，所进者皆及时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职无聊之叹，如此，则可以复祖宗之旧而制治保邦于万年矣。

以上公铨选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资格以用人，说者谓此法既立之后，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沈废，挺特者脱颖而出遂至回，则是资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选司注官有老于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禄者，则又是资格不可无也。然则资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贤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细而轻者之为众也，是故人君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宁不欲人人皆用其贤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体有大小、官职有崇卑，量其事而设其官，随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与事称、人与官称，则事无不理而政务举、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体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职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齐也，于其不可一律齐之中而设官以总持之，使之各得其剂量焉，如权衡之称物、尺度之度物，轻重、短长各适其可而不倚于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于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则虽无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贵于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苟无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资次之循历，而欲一一记忆之、人人抡选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给矣，而况夫伪妄诈冒、请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计百出者哉？由是观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使其因资历之所宜、随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不用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职、厘烦剧之务，用资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资历之浅者、厘职务之冗杂者。其立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铨衡，随才授任，因时制宜而调停消息之，于常调之中而有不常之调，调虽若不常而实不出乎常调范围之外，人以渐而用而出类之才则不以渐，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职则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国家猝有非常之变，决不拔卒为将、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尝不用资格而有不用者焉，虽若不分流品而实未尝不分焉，何则？今制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皆具名以闻，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铨注，此所谓用资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书、侍郎以下惟才是用，虽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国子监非通经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尝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则得推举不次用之，既满秩到部则必考其功迹按常调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万世所当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卷一一

▲严考课之法

《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蔡沈曰：“考，核实也。三考，九载也。九载则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可见，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赏罚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绩咸熙也。”

臣按：此万世考课之祖。夫三年者天道一变之节也，至于九年则三变矣，天道至于三变则人事定矣。盖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锐于前者或退于后，勤于始者或怠于终，今日如此而明日未必皆如此，此事则然而他事则未必然，暂则可以眩惑乎人，久则未有不败露者也。为政于三年、六年不变，固可见其概矣，安知其后何如哉？必至于九年之久而不变，则终不变矣，于是从而黜陟之。圣人立法缓而详，详而尽，真可以为万世法也，岂但使一世之庶绩咸熙而已哉？万世用之而万世咸熙矣。帝世立此法以来，后世多不能遵用，或以一年为一考、或以三十月为一考，或以六期为断、或以三年为断，未有若我朝本帝世考绩之法以为一代之法、百世相承者也。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卫也。六年一朝会京师，十二年王一巡狩。时巡者，犹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犹舜之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诸侯各朝方岳者，犹舜之肆觐东后也。大明黜陟者，犹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数异时、繁简异制，帝王之治因时损益者可见矣。”

臣按：今制，三年方面及府州县官一朝觐，即此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也。但周有巡狩之制而诸侯朝以六年，而今则三年一朝耳。来朝之臣各以其所治须知之事造册以献于朝廷，是考制度之余意也。政绩举者有赏擢之典，否则废黜焉，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见于《虞书》，后千载余复见于《周官》，周至于今日几三千年矣，仅再见焉，汉、唐、宋皆无之。呜呼，此圣祖制治保邦所以卓冠乎百王也欤？

《周礼》：太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大计也），听其致事（听其事来至者之功状）而诏王（奏白于王）废置（有功者置之进其爵，无功者废之退其爵），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臣按：《周礼》月终则有月要、旬终则有日成，则是日月皆有考也；至于一岁之终则有岁会，则是一岁有考也。于是岁终大计则听其所致之事，诏王行废置之法，然犹各计其所治之当废当置者而未行诛赏也，至于三年之久则大计群吏之治，相与比较而行诛赏之法焉。其考以日也宰夫受之，考以月也小宰受之，考以岁也大宰受之，每岁而诏于王，至于三岁则诛其幽而赏其明，此三代盛时考核严而会计当，上下相维，体统不紊也，其以此欤？

小司徒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治事之计）而诛赏，令群吏正要会而致事。

小司寇岁终乃命其属入会（会计之状），乃致事（谓致事与王）。

臣按：先儒谓成周六卿先考其属官而后倡牧伯，牧伯从而考诸侯，考课既备，然后上之天子，故周官六卿每岁则诏王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西汉课郡国守相而丞相、九卿则杂考郡国之计书，至天子则受丞相之要。汉去古未远，故犹有古意。今制，内外诸司各自考其官属，然后达于吏部，吏部定其殿最，闻于朝廷以行黜陟，亦是此意。

汉法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奏事，举殿最。

汉郡守辟除令长得自课第，刺史得课郡国守相，而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天子则受丞相之要。

臣按：汉考课之法史所不载，惟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见于《丙吉传》。尹翁归为扶风，盗贼课常为三辅最；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断狱大减为天下最；陈万年、郑昌皆以守相高第入为右扶风，义纵、朱博皆以县令高第入为长安令，散见于各人之传。由是以观，其一代考课之典必有成法可知矣。

武帝时，董仲舒对策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

胡寅曰：“后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师先王也。取士莫善于乡举里选，莫不善于程其词章也；用人莫善于因人任职，莫不善于用非其所长也；任官莫善于久居不徙，莫不善于转易无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后世皆蹈之。自汉魏以来董子所谓是者蔑不复举，所谓不是者附益增损以为典常，廉耻道丧、愚不肖居人上为斯民病岂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尽蠲宿弊，明君贤相断而行之，其庶几乎遍得贤才森布中外，致君尧、舜而措俗成、康乎？”

臣按：仲舒所谓积日累久以为功，是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诏王必先之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而后及于以久奠食焉。后世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则不复考其德功与能，惟以日月先后为断，是则古人所以诏王者有三而今世仅用其一也，以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耻不贸、乱贤不肖不浑淆，难矣。然则天下之大，官职之多奚啻千万，不断以岁月而欲一一别其称否，其道何繇？曰立为考校之法，就积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与能之目，常才则循夫一定之资，异才则有不次之擢，如董子之策，小才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则人知所兴起，莫不竭力尽知，务治其业以赴功而廉耻不至贸乱、贤不肖不至于浑淆，而国家之政务无不修举矣。

宣帝始亲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又诏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各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黄龙元年，诏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臣按：汉宣帝综核名实之主也，故于考课之法特严。考试功能，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选用所表；郡国上系囚，有笞掠瘐死者又诏丞相、御史课殿最。然犹恐其上计簿具文欺谩，又使御史按之，使其毋以伪乱真。噫，善有赏、恶有罚而又命御史按之，恐其具文，宣帝如此综核，而在当时，王成犹以伪增户口受赏，人伪之难防也如此，况漫不加意者乎？本朝在京官考满，吏部既考之而都察院又核其实，在外则州若府及藩司既考而又考之于宪司，是亦汉人命御史察其非实，毋使真伪相乱之意。

东汉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臣按：此东汉考课之事。所谓太尉、司徒、司空者，汉世之三公也。各于岁尽而奏其殿最以行其赏罚，则失于太骤，非复有虞三载一考之制矣。

汉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验，然后黜退。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敷奏便加退免，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增爱，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经盛衰、贻后王也。”

臣按：考课之法先委之长吏，然后以达大臣，必须按验得失，然后上闻以凭黜陟，则吏之臧否咸当其实而人知所劝惩也。苟惟长吏之言是信固不可，而不信之亦不可，此为治所以贵乎得人，而综核名实而信赏必罚也。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觐，天下布政按察诸司、府州县官吏各赍须知文册来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报者，当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岁为因选调积滞设法以疏通之，辄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以进退天下官僚，不复稽其实迹、录其罪状，立为老疾、罢软、贪暴、素行不谨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旧制，官员考满给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称职者亦皆复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终然后黜降焉。其有缘事降职、除名，亦许其伸理，虽当临刑亦必覆奏，其爱惜人才而不轻弃绝之如此，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彼哉何人，立为此等名目，其所谓素行不谨者尤为无谓，则是不复容人改过迁善，凡经书所谓改过不吝、过则勿惮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壮、自壮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尽善而无过举哉？不仕则已，一履外任稍为人所憎疾，则虽有颜、闵之行有所不免矣。窃观汉时，长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验然后黜退，其后不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谓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意当时长吏虽心不厌服，然犹有罪可名，虽被空文然犹有文可考，今则加以空名如死后节、惠之谥，受此暧昧不明之恶声以至于没齿赍恨，况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贪、老疾未必老疾、罢软未必罢软、素行不谨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厌服其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