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何仁厚之至哉。（以上言铁）

汉武帝铸黄金为麟趾、蹄。

苏轼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以四万斤间楚，董卓剉坞金亦多，其余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

叶梦得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臣按：昔人有言汉武帝置铁官遍于天下，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辈之富，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间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呜呼，金之为物可以从革以为器用，好大喜功之君如汉武帝者犹不之好，则夫金、元以来所谓宝石者，何足尚哉？

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

臣按：采银之官始置于此。

唐太宗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待我耶？”乃黜万纪。

臣按：太宗不纳权万纪采银之说，而黜之且曰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而谓其以桓、灵相待，可以为百世帝王之师矣。后世人主以言利，赏其臣谓其能益国家，岂非太宗之罪人哉？

宋太祖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丱，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臣按：宋二帝所言皆所谓仁人之言也，太祖曰“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太宗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共之”，后世人主于其臣下有以兴利为言者，宜举二帝之言以拒之。

太宗问秘合校理杜镐曰：“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镐对曰：“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

真宗语大臣曰：“京师士庶衣服器玩多熔金为饰，乃诏申明旧制，募告者赏之，自今乘舆服御涂金、绣金之类亦不须用。”

富弼曰：“国之去奢自上者始，则天下无不从化。况法禁严明，真宗朝禁销金服甚谨，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绝，故内诏宫中以下、外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饰衣服，复申严宪布于天下，自此更无犯者。”

臣按：金有五而黄金最为贵重之物，地之所产最少，而人之所用最多，五金之中而黄之价最贵，五色之中而金之色最炫。世之人非但用之器皿、首饰，乃至熔而销之，或以缕而为服，或以嵌而为器，上而冠帻、下而靴履，与夫食用戏具，无不用焉，其尤费之多者宫室之饰、土木之偶，甚至一佛寺之兴、一神像之设，靡费乃至千百两焉，杜镐答太宗谓汉时佛事未兴故金多，诚非虚语也。真宗禁销金，虽乘舆服御亦不须用，所谓立法自上始者欤，宜乎当时禁之更无犯者也。不然，上为之而禁下，欲其不为，岂所谓以身教哉。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何也？盖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谷粟、桑麻之类是也，有与地土俱生者，金银铜铁之类是也。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岂不以山泽之利与土地俱生，取之有穷而生之者不继乎？譬之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间草木取之者既尽，而生之者随继，故虽日日取之、岁岁取之而不见其竭也，若夫山间之土石，掘而去之则深而成洼，舁而去之则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则多，在后代则少，循历至于今日尤其少焉，无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于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场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如宋人所云者，今则多行革罢而均其课于民赋之中矣。虽然，今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所以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坑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天下生灵之害可也。（以上坑冶）

唐于晋州置平阳院以收矾利，开成三年罢之，以矾山归州县。

宋太祖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

陈傅良曰：“宋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后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臣按：本朝于凡前代取民之利，如矾之类，一切革之而并其一二于岁课，仁厚之泽惠民也深矣。（以上言矾）

以上山泽之利（下）

卷三○

▲征榷之课

《周礼》：太宰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关以征其货之出入，市以征其货之所在）。大府掌九赋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

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

王安石曰：“关市，商旅所会。共王膳服者，百物珍异于此乎在故也。夫以关市待王之膳服，凶荒札丧，关市无征，而王于是时亦不举而素服也。”

陈傅良曰：“王之膳服仅取具于关市，古者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其税入视他至薄也、不常获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经费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获者如是足矣，而司市又严为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妇过市之法，苟有过用于上则大臣尽规，苟有过取于下则有司守法，而后人主常立于无过之地，此又先王之深意。”

臣按：成周盛时，关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已，非若后世以之供凡国用也。王之膳服，关市之所有王则用焉，不出关市之外而别有所求，是以当时之君所以为衣食者皆与民同，非若后世巧为制造，一服之费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费至用百人之食也。

司关（关谓境上之门）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自外入者通之门与市，自内出者通之门与关），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征谓税而正之，廛谓舍而禁之），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设入）、罚其人，凡所达货贿者则以节傅出之，国凶（荒年）札（疾疫死亡）则无关门之征，犹几（察也）。

臣按：关市有征税始此。我朝每府立税课司，州县各立为局，设官以征商税，凡商贾欲赍货贿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是即《周礼》节傅之遗制也。盖节以验其物，傅以书其数也。

《王制》：“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

朱熹曰：“廛，市宅也。市廛而不征，谓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赋，如今质赁铺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货之物。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讥，察也；征，税也。关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关市讥而不征。”又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

张载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

臣按：古者于众途所会之地则立关以限其出入，于庶民所聚之地则立市以通其有无，所以兼济之而足其用度。凡若此者无非以利民而已，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朱熹曰：“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孟子释龙断之说如此。治之，谓治其争讼。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

臣按：孟子此言可见古人立为关市之本意，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之也。匹夫而私登龙断以罔利，既得此而又望彼，尚为士人之所贱，彼读圣贤书、儒其衣冠如王安石之徒，乃亦为贱丈夫之所为，其贻讥于天下后世而为人之贱也宜矣。后世君子以道事君者，尚其鉴诸。

汉高祖时，凡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于天下经费。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叶梦得曰：“高祖禁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绮纻、罽（毛布也）、操兵乘骑马，其后又禁毋得为吏与名田，凡民一等，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敦本抑末，亦后世所不能行也。”

臣按：汉初去古未远，其行抑商之政犹有古意。夫市肆之所入不以为经费、商贾之服用不许其过侈可也，然捐市税以予封君、重商税以致困辱则过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贾。

马廷鸾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即位甫一纪耳，征利已至于此，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臣按：后世税商贾车船令出算始此。

宋太祖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毋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毋得擅改更增及创收。

陈傅良曰：“太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取旨行下。”太宗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有力胜税，权蠲之。

苏轼曰：“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贵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废，窃为圣世病之。”

臣按：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我朝制税课司局，不许税五谷及书籍纸札，其事虽微，其所关系甚大，王者之政、仁人之心也。（以上征商）

《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蔡沈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恶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书诰教之云。”

乃穆（敬也）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戒谨）庶邦庶士越少正（官之副贰）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则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为大祭祀而已。”

文王诰教小子（少子之称）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职业者），无（毋同）彝（常也）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蔡沈曰：“小子血气未定，尤易纵酒丧德，故文王专诰教之，毋常于酒，其饮惟于祭祀之时，然亦必以德将之，无至于醉也。”

臣按：先儒有言：“古之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达，求诸阴之义也。后以其能养阳也，故用之以奉亲养老，又以其能合欢也，故用之于冠昏宾客，然曰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未尝过也。自禹饮仪狄之酒而疏之，宁不谓之太甚，已而亡国之君、败家之子接踵于后世，何莫由斯，然则文王之教不惟当明于妹邦，家写一通犹恐覆车之不戒也。”噫，兹言也，凡酒之为酒，所以为用及其所以为害皆具于此矣，有国家者可不戒哉。

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失也）。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未定辞）杀。”

蔡沈曰：“汝之身所以为一国之视效者，可不谨于酒乎？故曰矧汝刚制于酒，刚果用力以制之也。群饮者，群聚而饮为奸恶者也。予其杀者，未必杀也，犹今法当斩者皆具狱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

臣按：苏轼有言：“自汉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严刑重赏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噫，由苏氏此言而推之，非但禁酒一事，凡国家有所兴事造役莫不皆然。

《周礼》：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谓材食曲蘗之类），凡为公酒者亦如之。

臣按：周人设官以掌酒，凡以为祭祀、养老、奉宾而已，非以为日用常食之物也。

酒人掌为五齐（一曰泛、二曰醴、三曰盎、四曰缇、五曰沈）三酒（一曰事、二曰昔、三曰清）。臣按：凡祭祀天地、宗庙、社稷诸神，皆有五齐三酒。

萍氏（比其浮于水上）掌国之水禁，几酒（察非时饮者）、谨酒（使民节用酒）。

臣按：几酒则于饮酒微察其不节，即《酒诰》所谓“德将无醉”，以文王几酒而庶国之饮酒者皆有节也；谨酒则于用酒谨制其无度，即《酒诰》所谓“越庶国，饮惟祀”者，以文王谨酒而庶国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呜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而酒之为物，起风波于尊罍之中，其沈溺乎人殆有甚于水焉。《周礼》设官以萍人掌国之水禁，而并付之以几酒、谨酒之权，其意深矣。周之先王既设官以几谨乎酒，又作诰以示戒乎人，其后子孙乃至于沈酒淫浚而天下化之，以底于乱亡，酒之沈溺于人也如此。吁，可畏哉！

司虣（音暴）掌宪市之禁令，禁其以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臣按：司虣，市官之属；萍氏，刑官之属。成周既设刑官以几察其饮酒之人，然其所饮者多在市肆之中，而又立市官以禁戒之焉，其刑之严，乃至于搏而戮之。呜呼，古之圣王岂欲以是而禁绝人之饮食哉？盖民不食五谷则死，而酒之为酒，无之不至伤生，有之或至于致疾而乱性禁之诚，是也后世不徒不禁酿，而又设为楼馆于市肆中以诱致其饮以罔利，此岂圣明之世所宜有哉？

梁惠王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臣按：大禹此言则酒乃亡国之物，而汉武帝顾用之以为兴国之利。噫，此圣狂之所以分欤。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文帝即位，赐民愊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愊。后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谷。”

臣按：愊之为言布也，王者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以为愊。自古以来皆有酒禁，而汉法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而又屡诏戒为酒醪以靡谷，民之得饮也盖鲜矣，故于时和岁丰或赐愊焉。夫禁其酿所以为义，赐之愊所以为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汉时去古未远，犹有古意存焉。后世纵民之饮非仁也，因而取利非义也。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臣按：酒酤之禁虽不能行于平世，若遇凶荒米谷不继而一举行酿酒造曲之禁，是亦赈荒之一策也。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吕祖谦曰：“周公作《酒诰》以告康叔，其刑之重至于‘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渍、伤德败性，不过导迪民彝、防闲私欲之意。至于《周官》之禁酒、禹之恶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变如汉文为愊，景帝以岁旱禁民酤酒，与古人恐民伤德败性已自不同，恐有用为无用之物耗谷米，民食不足，此是再变，比之《酒诰》所谓非惟不敢，亦不暇，已无此意，然而犹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变，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设心大不同，不过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专其利耳。”

臣按：酒者以谷为之，县官既已取谷以为租税矣，及其造谷以为酒而又税之，则是一物而再税也，可乎？况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丧德、靡费以乏食耳，本无所利之也。汉武帝始为榷酤之法，谓之榷者，禁民酝酿，官自开置，独专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则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饮，后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饮也。呜呼，武帝其作俑者欤。

昭帝元始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占谓隐度其实）租，卖酒升四钱。

刘攽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耳。”

臣按：前此榷酒官自酿以卖也，至是以贤良文学言罢榷酤官，然犹听民自酿以卖，而官定其价，每升四钱，隐度其所卖之多寡以定其税，此即胡氏所谓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也，后世税民酒始此。我朝于酒课不设务、不定额，民之开肆者即报官纳课，罢肆即已，姑为之禁而已，未尝借此以为经费如唐宋然也。

唐初无酒禁，肃宗乾元元年，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

胡寅曰：“善政建于古圣王者，后世鲜克遵之；不善之政兴于聚敛之臣者，后世多不肯改。德宗尽罢酒税善矣，已而牟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宋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京西禁自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

真宗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定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臣按：酒之为物，古人造之以祀神、养老、宴宾，亦如笾豆之实，然非民生日用不可无之物也。仪狄始造酒，大禹饮之豫知后世必有因之以亡其国者，武王作诰以戒其臣下，至欲加以杀之之刑，古之圣王必不忍以口食之微戕人性命，而犹然者，法不严则禁不绝故也。自桑弘羊为榷酒取利之法，纵民自造而自饮，呜呼，所得几何，乃使天下国家受无穷之祸，遂至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性以之乱、德以之败、父子以是而不相慈孝、兄弟以是而不相友爱、夫妇以是而相反目、朋友以是而相结怨，甚至家以之破、国以之亡，国家有所兴作，率因是以偾败者不可胜数，明君贤相何苦而不为之禁绝哉？且前代赖之以济国用，不禁尚有可诿者，况祖宗以仁义立国，不忍计民口食以为国用，如存其名，实无其利。臣愚以为，今日化民厚俗之急务，莫先于复三代圣王禁酤之良法，然法太严则不可行，法太宽则不能禁，况民以饮与食并嗜习已成性，甚乃有废食而专饮者，性嗜已久，一旦革之，良为不易，乞敕有司申明古典，革去额课，今后官吏军民之家并许私酿，然所酝酿者不许过五斗、相馈送者不许过二升、宴会不许过三巡、饮嗜不许至甚醉，开店以卖者有重刑，载酒以出者有严禁，凡民家所有甄窄之类尽行送官毁坏，不送者有罚，而又禁革造窄之木工、烧甄之窑户，定为限制，违者治罪。如此，则酒非富家不能造，而贫者无从以得酒，不畏法者虽欲纵情以自肆，而知礼守法者亦有所据依以节制之矣。若此者，虽非古人立法之本意，然亦因时制宜、足民化俗之一端也。迂儒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伏惟圣君贤辅相与折衷而施行之，天下臣民盖有阴受其赐者矣。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课提举司设槽房一百所。九年，并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之上。

臣按：宋朝东京酒务三十五，元于大都总置提举司一，设为槽房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酝不许过二十五石，总计日费七百五十石、月费二万二千五百石、岁费二十七万石。今日京师一岁所费恐不止此，且酿酒之米皆出江南，舟载车辇历数千万乃至于此。嗟夫，民生有欲，禁之犹恐其纵，乃设楼店以召致之使纵其欲，可乎？伦理以之而斁，政事以之而废，词讼奸盗以之而兴，是乃一不仁不义之举，兴祸起乱之端。伏愿圣明天子奋发刚断，毅然禁之，以革自汉以来千载深痼之弊，使万世以下良史书之以为善政，岂不韪欤。虽然，千年之事、万人之欲，乃欲一日而顿去之，良不易然者，必不得已而思其次，请亦如元人置司开槽京师五城，每城各为五槽，每槽日酝不许过十石，官吏军民之家遇有公私祭奠、昏冠礼会，许其先期具辞告官酤买，官为之券，券用花栏，中印文移，空其月日及所行礼会，临时填注，仍批其券曰“出本日不用”，每券不过一斗以下，价直必倍其本价，贵则酤者少矣，酤酒者执券为照，无券及多买多卖者各治以罪。（以上榷酤）

唐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务。

宋承五代之后，置诸州曲务。至道三年，再下酒曲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请罢榷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