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上之人何以為據，下之人有不信者矣。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用以頒布天下，使家傳而人誦之，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不如是則非，鹹為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而所正者多有繆冗，則亦何益之有哉？穎達之學雖有可疵，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可尚也已。我太祖開國之先，首建學校，未幾詔行科舉，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太宗又命諸儒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注》《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或泥於訓詁，或流於讖緯，至於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於世，而我列聖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聖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東晉範寧好儒學，性質直，嚐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沉仁義，遊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曆代之患重，自喪之罪小、迷眾之罪大也。”

臣按：老莊之說，疾世俗之孳孳於利祿而不知所底止，故肆為論說，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申、韓用之以為慘刻，王、何用之以為浮蕩，申、韓用而嬴秦亡，王、何恣而魏晉滅，此無他，道德不明於天下，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向使明君在位，而輔其政者有其人，師表立於上，義理明於下，豈有是哉？宋之時道學大明，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一切不事事，上之人從而信之，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虛文勝而實效微，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而同歸於亂。嗚呼，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

韓愈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臣按：古之民四而其教一，當是之時，人無異習，士無異學，此風俗所以醇厚也。蓋民分於四，各有恒業而衣食易給，教專於一，士有定見而趣向不差，風俗安得不同？自佛老之教興而民與教皆增其二，議論則此是而彼非，風俗則日異而月不同，此無他，各道其道、各德其德，道德不一之故也。

歐陽修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臣按：歐陽修此言推本之論也，然謂之曰此自然之勢也，臣則以為此自然之理也，豈但勢哉？彼佛者去吾中國數萬裏，其勢無由至中國，然其所以導之入吾中國者，中國之人也，今其法行乎中國餘千年，其勢已堅牢不可動搖，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設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勢誠有不易然者。歐陽氏欲吾修補吾政教之闕廢者，誠反本之論，然吾政教之闕且廢非一日矣，一旦複其千年之故，非假之十百年不能也，十百年之中，其君其相豈能皆得卓然不惑者為之哉？臣愚以為莫若定為家鄉之禮，頒布天下，使家家行古禮，其勢自衰，此則朝令而夕可行也。積數十年，人皆知吾禮之簡徑而覺彼法之勞攘，有損於財無益於事，自然廢置而不振，英君誼辟有誌於扶世教、辟邪說者出於其間，舉韓子所謂人人火書廬居之說，乘其衰而去之，則中國三代道德之教、禮義之俗頓然複矣。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五經正義》，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賴孔穎達之《正義》，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世之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製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知所擇耳。夫自有宋九儒講明經旨，一洗漢唐之陋，六經之文如日中天，六經之道如水行地，三尺童子皆知性之本善而有荀況、揚雄之所不及者，然揆其所至出口入耳，不過傳習之言，而因心考義者雖若有差，終有的然之見，此古之聖賢其教人皆引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者，有由然也。今五經四書，先儒訓釋明白無疑矣，學者口誦而心解，不複致疑於其間，然所謂無疑者，豈真無疑哉？朱子謂今之學子能言真如鸚鵡，蓋鸚鵡之言效人聲耳，其心未必有所解也。宋元之間草澤之儒紛然雜出，於所謂五經四書者又各加訓解，大意主於立說而不盡以解經，其間可取者不過數家，其餘皆欲炫奇鬥勝耳。解經而炫奇鬥勝，其視漢人之專門名家則又益卑矣，宜俾學經者專究心於聖經，然後及於宋儒之傳，一以是為主，然後博考漢魏諸儒之訓詁、製度、名物焉，有餘力則旁及於近世諸人之訓說可也。乞敕儒學之臣精加考擇以示學者，並示以讀經之法，必先經而後傳，而後及乎諸說，則心有定見不為異說之所惑亂矣，是乃一道德之門徑也。

曾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曆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嚐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嚐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複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

臣按：百家眾技如耳目口鼻，各有所用而不能相通，而聖人大學之道則如心，君處靈台之中，為百骸之主宰，各因其所用者明而通之，使之互相為用而底於大成焉。如此，則學有統、道有歸，所守者同一道、所傳者同一說矣。

程顥言於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複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凡執事、方嶽、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製。如此，則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虞集曰：“明道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

臣按：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為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鹹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修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向，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為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寇於一時為內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誌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雲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群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為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謂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製，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為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為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厘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為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為學者不駕虛而翼偽，修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溫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為九重告。

朱熹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辟，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臣按：朱子之言反本之論，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吾惟明吾之道德，則彼所謂非道之道、非德之德皆因吾之是而見彼之非，政不必拘拘然而與之較負勝也。吾道既明，吾黨既眾，則自然所至成俗，不日而複三代之舊矣。

以上一道德以同俗

卷七九

▲躬孝弟以敦化

《商书伊训》曰：立（植也）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诏之，立爱敬于此而形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错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达之天下，而谓之立者，尽吾爱敬之道于此，使天下之爱其亲者莫不视我以为法，尽吾敬长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敬其长者莫不视我以为准，此即所谓建中建极也。爱敬之道既立于此，则爱敬之化必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国，终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亲也、各有长也亦莫不有爱敬之心也。观感兴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则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修人纪之任，必使三纲六纪皆尽其道，然后不负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修之端则在乎爱敬焉。爱敬既立则由家而国而天下，天下之人无不爱其亲、敬其长，人人亲亲而长长，家家能爱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植立以感化之也。

《礼记》：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叶梦得曰：“君子无不爱也，自亲而推之则有杀，故以爱亲为始；君子无不敬也，自长而推之则有等，故以敬长为始。始乎亲而达其教于天下，凡有亲者莫不敦爱而相顾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始乎长而达其教于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亲亲、长长，君子所自立而效至于天下平，故曰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爱其亲、敬其长，尽吾为人子、为人少之礼耳，而非欲人之贵有亲、贵用命而为之也，然而天下之人见吾爱吾之亲、敬吾之长，则曰以万乘之尊、四海之富犹且尽为人子之礼以爱其亲，尽为人少之礼以敬其长，况吾侪小人哉？于是咸知以爱亲为事而敬其贵，于是由己父之亲而推之，凡一家之亲不敢以不爱焉；咸知以敬长为事而用其命，于是由己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无不顺焉，是则人君之爱敬行之于一家，自然有以错之于天下之大。此无他，以心感心，天下无异心；因化致化，天下无异化故也。

《孝经》：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弟。

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臣按：《孝经》，孔、曾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所记者也。首言孝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乃悌，盖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推其极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则孝悌虽曰为治之要道，其实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为德，则以敬为本焉。

《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谓干犯在上）者鲜（少也）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谓悖逆争斗之事）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朱熹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性之中则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顺之德，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是则所谓孝弟也。孝弟出于良心，自然不为逆理乱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务于根本。根本既立，然后推之以仁民爱物，无一民不得其生、无一物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一念之仁则起于爱亲而敬兄也。

《大学》曰：上老老（所谓老吾老也）而民兴（感发而兴起）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幼而无父之称）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之器）之道也。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尝言《大学》先说上行下效，则絜矩处是就政事上说，若但兴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虽能兴起亦徒然耳，如政烦、赋重，不得养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须是推己之心以及于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兴起者，圣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己处之者，可无其则乎？所谓则者矩也，矩者所以为方之器也。先儒谓匠欲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为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即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长吾长而人亦欲老其老、长其长，吾即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长长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长长而无异于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长者吾长之使之得以遂其长，吾既得以遂吾老之、长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长者亦得以遂其老之、长之之愿，而为其老者、长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无一家之不如其意，无有废而不举之处，无有偏而不均之患，人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于国而国亦然，推之于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其端实在于此。盖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心德之全在于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行之之端于是乎启，处之之则于是乎周，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于此哉？

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重也，丁宁反复之意）之以孝弟之义，颁（与班同，老人头半黑白者）白者不负（任在背）戴（任在首）于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学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不使之负戴于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间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劳，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则居家者可知，于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则其于国者必能尊君亲上矣，若是者岂非庠序设教之功哉？然学校之设所以明伦，人伦非止于亲长也，而圣贤之论立教者莫不以孝弟为先焉，孟子告齐梁之君又欲其于孝弟之义深致其丁宁反复之意，盖以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平天下之要道实有在于斯焉。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朱熹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

张栻曰：“使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其本在人君亲其亲、长其长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义根于人心所同，有行之则甚近而易，其要在乎亲亲、长长，但人各自亲亲、长长，则仁义流行天下，岂有不平者乎？张栻谓“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则是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后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则溥天之下无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义之本，仁义充塞于天下，岂非雍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义主于敬而敬莫先于从兄，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有子以孝弟为为仁之本，其意亦犹是也。”

臣按：孔门传授以孝弟为仁义之实，而施于政治者必本仁义，而仁义之推行必始于孝弟，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而孟子于是二者尤切切焉不一而足。盖亲亲、长长达于天下而为仁义，天下之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仁义之效著而天下无不奔驰矣。

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