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民也轻，而天下安矣。苟其心荡焉出于礼法之外，宫室之奉必欲其壮丽，服饰之奉必欲其华美，器用之奉必欲其精致，则必费财而劳民，而人有不堪者矣。然是心也敛之则难，荡之则易，其始也未尝不起于细微，其终也乃至于滔天而不可救止焉，此箕子所以于纣之用象箸知其必为玉杯。噫，玉杯尚可，其后乃至于琼宫、瑶台而无已焉。由是以观，古人防未然之欲而必谨于其微，其意深矣，其虑远矣。

《汉表》：少府有考工室、令、丞，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臣瓒曰：“冬官为考工，主作器械。”《续志》：少府有尚方令，六百石，掌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

颜师古曰：“主作禁器物。”臣按：后汉典工作之官。

宣帝时，王褒上言：“周之所以能致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宜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爇彖、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和帝时，樊准上言：“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大官、尚方、考工、上林池御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四方，人劳省息。”

臣按：《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盖古昔先王尚象以制器，以为民生日用之具，并有五材以修六府，有不备者又因其材而饬化之，使之利其用而不至于阙乏，无非有益于人生日用者也。是故分为六官而专以一官司百工之事，后世乃于官常之外别以禁御之内立为尚方之官，聚奇巧之工，制珍异之器。呜呼，器之为器取适用而已，苟制一器而费百器之材，当用一工而费百工之力，耗货财于无用，用工力于无益，何为也哉？夫人之所以为奇巧精致之物者，欲以夸耀于人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其尊无对，其富无伦，欲谁夸哉？况宫闱邃密，门禁深严，外人无由而至，朝夕左右得于观视之间者宦官、官妾尔，彼生深宫之中，执使令之役，固无外交，亦无远识，亦何用夸彼为哉？为人上者何苦竭生民之膏血、夺生民之衣食、劳生民之筋力，以为此无益之事哉？张蕴古云：“琼其宫而瑶其台，所居不过容膝；糟其丘而酒其池，所食不过适口。”臣愚谓于器用亦然。

南宋明帝时，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明帝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臣按：人君之于器用取其足用而已，明帝之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事，人生几何，一生能著几两屐邪？天下无事，府库盈溢，且不可暴殄天物而过于自奉，况兵外用而财内竭，百官月俸皆不继，而吾乃多为器用而置之于无用之地，何为也哉？

唐置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璧、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

臣按：此唐掌工作之官。夫中尚令掌供郊祀圭璧以祀天享帝者也，而又兼掌天子玩器、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岂其伦哉？毋乃近于亵乎。

宋太祖收伪蜀图书、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孟昶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装以七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上躬履俭约，乘舆、服用皆尚质素。

臣按：亡国之君与兴王之主自然奢俭不同。

太宗淳化二年，令左藏库籍所掌金银器皿之属，悉毁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备进御。上曰：“将焉用此？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卒皆毁之。

臣按：金银器皿之属虽极精巧，然其质犹不费损也，一旦毁之本质固在，上下通得用之，惟所谓珍异宝石之类，裒工于无益，毁坏则无用，上好之则贵，一旦废之与瓦砾等耳。太宗于金银器之精巧者且毁之，况肯聚工以为宝石奇玩也哉？所谓“汝以奇巧为贵，我以慈俭为宝”，大哉王言，可为百世师法。

淳化四年，有司言油衣帟幕损者数万段，欲毁弃之。上令煮浣染以杂色，刺为旗帜数千，以示宰相，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万几之外圣智高远，事无大小皆出意表，天生五材兼而出之，物有万殊博而通之，虽有细微无所遗弃，固非臣等智虑所及。”

臣按：太宗于油衣帟幕之损者尚不忍弃遗，则其于物之成用者其肯弃遗之乎？仁明之君，其爱惜微物如此，其视裂帛以为乐、剪彩绮以为花而铺于水者，其寿命短长、国祚久近皆分于此也。

以上工作之用

卷九八

▲章服之辨

《书舜典》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民功曰庸）。

孔颖达曰：“人以车服为荣，故天子之赏诸侯皆以车服赐之，《觐礼》曰‘天子赐侯氏以车服’是也。”

程颐曰：“言之善者，从而明考其功，有功则赐车服以旌异之。”臣按：赐服以表功，自唐虞之世已有之。《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孔安国曰：“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

臣按：先儒谓天命有德之人，则以五等之服以彰显之，盖爵予之以名、服锡之以器，皆所以彰显夫人之德也。人有是德契合于天人，君承天命以彰显之，命之以爵而必与服俱，不过承天之意而已，苟以命德之服而加诸无德之人，岂不逆天意哉？

《周礼》：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郑玄曰：“同犹齐也。民虽有富者，衣服不得独异。”贾公彦曰：“士以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

臣按：衣服之制皆有等差，谓之同者，各随其等而为之服，士与士同、庶人与庶人同，不得自为异制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王昭禹曰：“凡诸侯之服各视其命之数，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抵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而下皆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则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则其服无章数，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则玄衣纁裳而已。”

臣按：先儒谓冕服之名皆取章首为义，衮冕九章以龙为首，龙首卷然，故以衮为名，其衣五章、裳四章；闇冕七章，华虫为首，华虫即闇雉也，其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虎蜼为首，虎蜼毛浅，毳是乱毛，故以毳为名，其衣三章、裳二章，此是周时五等之爵及其孤、卿、大夫、士朝祭之冕服各有章数如此。今世古制不行，所谓朝祭之服无复有章数矣。

弁师，诸侯（后既有诸侯比当作诸公）之缫（藻同，杂文之名）斿九就（成也）、昏（恶玉也）玉三采（朱白苍也），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谓皆三采也），玉瑱（以玉为之塞耳者）、玉笄（以玉为之，所以贯者）。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各以其等为之而掌其禁令（不得相逾越）。

刘彝曰：“尊卑、贵贱由乎冕、弁定等差也，卑不可逾于尊，贱不可逾于贵，弁师掌其禁令则礼行于九服矣。”

臣按：古者之冠，自天子而下至于大夫皆谓之冕，后世惟天子得谓之冕焉。夫古者冕服之制上下同用之，但有命数等差尔，后世则有不然者，姑存古制以示后世，使后有作者因今之制用古之意，庶几有以为复古之渐。

屦人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

臣按：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大夫、士在朝者。命屦，以王命赐之者也；功屦，冬之皮屦，服功裘者；散屦，卑者之素屦也。

《后汉志》注：光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以下秩中二千石，大长秋以下秩二千石，校尉、都尉以下秩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中外官尚书令以下中二千石丞，正、平、诸司马以下皆千石，尚书、中谒者以下秩皆六百石，雒阳市长以下秩四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诸丞、尉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铜印黄绶。

臣按：此汉朝印绶之制。然所谓金紫者，印与绶也，非服色也。北朝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幞发，仍裁为四脚。

胡寅曰：“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之圣人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以周家纱幞一事论之，此后世巾帻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宾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由此尽废，稽之法象，果何所则求之意义，果何所据哉？为治莫大于礼，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冠必欲尽善，其必考古而立制。”

臣按：此后世幞头之始。隋文帝始服黄，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

胡寅曰：“服章之设，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上下无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乱由此而生矣。隋文俭约，施之宫阃之中、燕私之用可也，与庶人同而坐乎庙朝，俭不中礼，不足以为法矣。”

臣按：衣服者，身之章、名器之所寓也，君子正其衣冠则民望而畏之，苟上下同服则混而无别，何以耸下人之观视哉？

唐太宗贞观四年，诏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五品服绯，金带；六品、七品绿，银带；八品、九品青，■■石带。庶人黄铜、铁带。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赐新鱼袋，并饰以银，三品以上各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武后时督、刺史亦准京官带鱼袋，又改赐佩鱼，皆为龟，寻复旧。开元以后，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

臣按：此有唐一代章服之制。所谓金紫者，金谓鱼袋之饰、紫谓衣也，与汉所谓金紫名同而实异矣。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赐，或半岁不用，其当时以绯、紫为荣。

臣按：唐自中叶以后品服太滥，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当时视金紫如韦布，宣宗稍加重惜，人遂以为荣。盖朝廷之所以尊而天下之人所以奔走而趋赴之者，求名与器也，朝廷章服乃名、器之所寓，人君必自贵然后人贵之，人人可得则不足贵矣。

《宋志》：朝服，一曰进贤冠、二曰貂蝉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进贤，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会则服之，中书门下则冠加笼巾、貂蝉；三梁冠，诸司三品、御史台四品、两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则冠有獬豸角；两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会则服之，六品以下亦服之，衣无中单，无剑佩绶，御史则冠有獬豸角。

臣按：此宋初朝服之制。一品至九品，其冠之途金银花额皆同，所不同者，其簪导五梁则毒瑁、三梁两梁则犀也；其服并绯罗袍、白花罗中单、绯罗裙、绯罗蔽膝、皂缥褵、白罗大带、白罗方心曲领、银革带、白绫袜、皂皮履皆同，所不同者，冠五梁者则玉剑佩、晕锦绶、二玉环，冠三梁者则剑佩以银、绶以狮子锦、环以银，冠两梁者则剑佩以铜、绶以练鹊锦、环以铜而已。今朝之制因之而有不同者，惟公、侯、驸马、伯有立笔而加以笼巾、貂蝉，而文武臣僚皆不得用，方心曲领惟加之祭服而朝服亦无焉，其余皆同，惟不佩剑。若夫今日侍祠之祭服则与唐宋皆不同矣，唐宋皆略准《周礼》服冕有旒，今制皆与朝服同，惟易以青衣而加以方心曲领耳。臣尝因是而通考之，宋朝服之冠虽曰有三然皆进贤冠也，加以貂蝉、豸角因异其名尔，其制作始于汉，即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晋加为五梁，唐之梁数如汉，宋初有五梁、三梁、两梁而无一梁，其后又加以七梁、六梁凡七等，我朝则加至八焉，公八梁，侯、伯、驸马及一品皆七梁，二品六，三品五，四品四，五品三，六品、七品二，八品、九品一也。夫冠有梁所以别贵贱之等级也，上而天子之通天冠前后二十四梁以应冕旒前后之数，人臣之数则自八而下以至于一而不及于九者，九者阳数之极也，至是不可复加矣。

宋因唐制，为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其制典领大袖，下施横，束以革带，幞头、乌皮靴，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朱熹曰：“自隋炀帝令百官以戎服从，一品赐紫、次朱、次绿，后世遂为朝服。”

马端临曰：“用紫、绿、青为命服，昉于隋炀帝而其制遂定于唐，然汉夏侯胜谓士明经取青紫如拾芥、扬子云亦言纡青拖紫，西汉服章无所考见，史言祭服用衤勺（绀色）玄，东汉则百官之服皆衤勺玄，而青紫乃其时贵官燕居之服，非微贱者所可服欤。”

臣按：孔子曰“红紫不以为亵服”，朱子谓“红紫间色不正，亵服私、居服也”，言此则不为朝祭之服可知。呜呼，五胡乱华以来，极于元魏之世，凡中国之衣冠、礼服皆为所变，一切趋于苟简，是虽华夏之域，其所以为身之章者无复上衣下裳之制，岂但其服色之不正而已哉？自隋以来以紫为大臣之服，我朝始复古制，朝服一以赤而所谓公服者始革去紫不复用，一洗唐宋以来之旧习。

太宗雍熙元年，出鱼袋以赐近臣，由是内外通朝文武官佩鱼，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后俱以入衔。

黄履翁曰：“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古人所以重报功之典，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诗人所以讥其无德焉。尝观唐初之所辞受、宋朝之所予夺，其意犹古也。温璋为大理丞赐以绯衣以审狱得情也，牛丛为睦州刺史力辞金紫以越等不宜也，阳城以处士而赐绯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以山人而赐金紫所以表异能也，夫受之者不以为亵、辞之者不以为矫，正唐人别功过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赐杨安国，以五品服赐赵师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赐王素，以五品服赐余靖、欧阳修、蔡襄，宠谏臣也；曾致尧之浮躁不可赐以章绂则夺之，王文度之伎术不可加以佩鱼则抑之，夫予之者不以为徇情、夺之者不以为少恩，此劝惩之微权也。”

臣按：鱼袋之制始于唐，盖用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刻官衔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以鱼袋名焉。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盖无复如唐之符契者矣。我朝革去前代鱼袋不复设，凡常朝参官则制牙为牌，刻其官衔于上，凡勋、亲、文、武四字号，俾其悬于带上以出入禁门，无者则不得阑入焉。其制虽与唐之鱼符不同，其所以为出入之防则一也，其诸异乎宋人用以为美饰荣观者欤？

宋初因五代旧制，每岁诸臣皆赐时服，然止赐将相、学士、禁军大校。建隆三年，太祖谓侍臣曰：“百官不赐甚无谓也。”乃遍赐之。岁遇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群臣将校皆给焉。

臣按：此宋朝岁时赐服之制。

太祖建隆三年，给中书门下、枢密、宣徽、节度使及侍卫步军都虞侯以上、皇亲大将军以上天下乐晕锦，三司使、学士、中丞、内客省使、驸马、留后观察使、皇亲将军、诸司使、厢主以上簇四盘雕细锦，三司副使、宫观判官黄狮子大锦，防御团练使、刺史、皇亲诸司副使翠毛细锦，权中丞、知开封府、银台司、审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检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统军金吾大将军红锦，诸班及诸军将校亦赐窄锦袍，有翠毛、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鹊、宝照大锦、宝照中锦凡七等，应给锦袍者皆五事。

臣按：此宋朝给赐锦袍之制。锦凡数样，皆为鸟兽之形。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公、侯、驸马、伯绣麒麟白泽，不在文武之数，文武官一品至九品皆有应服花样，文官用飞鸟，象其文彩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定为常制，颁之天下，俾其随品从以自造，非若宋朝官为制之，岁时因其官职大小而为等第以给赐之也。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百年以来文武率循旧制，非特赐不敢僭差。惟武臣多有不遵旧制，往往专服公、侯、伯及一品之服，自熊罴以下至于海马非独服者鲜而造者几于绝焉，伏请申明旧制，违者治之如律，盖本朝无金紫之赐，所以辨章服者实有在于斯。

《元志》：仁宗延祐元年，定服色等第，惟蒙古不在禁限。

臣按：元朝服色虽禁不许服龙凤文，然所谓龙者五爪一角者尔，其四爪者上下通用不禁。逮我圣朝立为定制，凡品官常服用杂色皞丝、绫罗彩绣，庶民止用绢纱布，及凡官员、军民、僧道人等衣服、帐幔并不许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嗟乎，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而上下之辨、心志之定，必由于耳目之所见闻、身体之所被服，自其显著者而禁革之，所以潜消其非分之望、密遏其过求之心于隐微之中，此先王制礼之深意、杜乱之微权也。

以上论章服之辨

▲胥隶之役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上所召）令（下所禀），辨其八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征令。

吴澂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官契谓要书，藏谓所蓄藏者。史主理文辞而述事者，官书谓史所述者，赞治若今文书起草也。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官叙即胥所治者，治叙谓应所治之先后也。徒趋走以应呼召者，官令谓官府之令，征令即上所召也。四者皆庶人之在官者。”

臣按：宰夫八职，其前四者皆王臣，此四者乃庶人在官者耳。府如今世掌库藏之吏，史若今吏典掌文案者也，胥若今之都吏，所谓一胥则十徒才智为什长者也，徒若今隶卒之属。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分或为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郑玄曰：“农夫皆受田，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胥、徒之属，官长所除，不命于天子国君者。”

贾公彦曰：“《王制》‘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李觏曰：“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盖以农夫而制禄，则治于人者必思所以养之，食于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无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谓官田也，禄足以代耕而又受其田，所以责其廉也。”

方悫曰：“以食九人者为上农夫、食五人者为下农夫，则食八人至于食六人者为中农夫可知矣，其详有五等之别，其大略不过三等而已。言其禄以农为差，则多者不得过九人之禄，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禄。”

臣按：先儒谓自太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众而下吏止若此，其所以省吏员者至矣，吏省则其禄易给，吏有禄则人知自爱，故当时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禄者无非贤德之人，而汉犹仿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长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张敞为胶东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辅尤异，自是以后，百石吏皆差自重，贤人君子往往多出其间，有得于先王遗意。后世不然，上至朝廷、下至州县，每一职一司官长不过数人而胥吏不胜其众，夫官之不胜吏奸也明矣，天下何从而治哉？由是言之，则夫太宰之所以省吏者，直欲夫禄之易给也。吏之所以必给其禄者，直欲人人知自爱也，虽然，周人所以多其官而少其吏者，固是使其禄之易给而人知自爱，然亦所以省事也。盖为治之道当委任责成，而岁终考其殿最，必使案不重校、文不烦悉，然后易以考校而无纷更蒙蔽之患。苟一事而数人主之，则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一人之聪明有限，众人之错杂难防，是岂御简举要之道哉？古人有云：“省官不如省事。”欲事之省，莫若少置吏，吏省则事体归，一而上之人得所据而不烦矣。

孟子曰：“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方悫曰：“《王制》言百亩之分，孟子言百亩之粪，盖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粪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备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之说与《王制》不同，然皆是说庶人在官之禄必视农夫之上下以为多寡也。《王制》谓“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孟子谓“小国之下士与庶人之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则《王制》所谓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孟子所谓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盖亦与王制之意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