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省固可减买也。贵州本设二十炉，继而减铸二十三卯，采买滇铜亦减十万，顷岁又减五炉，议以铜四十四万七千斤岁为常率，而滇铜乃实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黔铜则减七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劳且费者予滇，非平情之论也，是故黔之采买亦可减也。又今年陕西奏言，局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以商运洋铜五万，当有三十余万矣。委官领买之滇铜六十二万余斤，且当继至。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而又有新开矿厂产铜方未可量，此一路之采买非惟可减，抑亦可停矣。又闽浙湖北及江南江西，旧买洋铜每百斤价皆十七两五钱。而滇铜价止十一两，其改买宜矣。然此诸路者，其运费杂支每铜百斤例销之银亦且五六两，合之买价常有十六七两。加以各路运官贴费，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则已与洋铜等价矣。以此相权，滇铜实不如洋铜之便，则此数路者并可停买也。诚使核其实用，则岁可减拨百数十万，而滇铜必日裕矣。所谓通计有无以限买铜者此也。厂欠之实，见杨文定公始筹厂务之年，后乃日加无已，逮积欠已多，始以例请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受见价采见铜，纳不及数者不与焉，是故放免尝少，逋欠尝多。乾隆十六年，议以官发铜本，依经征盐课例以完欠分数，考课厂官堕征之罚，止于夺俸。厂官尚得藉其实欠之数，以要一岁之收，于采固无害也。其后以厂欠积至十三万，而监司以下并皆逮治追偿。寻以铜少，不能给诸路之采买，遂以借拨运京之额铜二百六十几万者。计其虚值，而议以实罚，于诸厂之官罚金至十有四万。严责限数办铜。其限多而获少者，既予削夺。或乃惧罹纠劾，多报铜斤，则又以虚出通关，罪至于死。斯诚铜厂之厄会矣。夫诸厂炉户、砂丁之属，众至千万，所恃以调其甘苦，时其缓急者，惟厂官耳。顾且使之进退狼狈至于如此，铜政尚可望乎！由今计之，将欲慎核名实，规图久远，非宽厂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法以岁终取其所欠结状，而所辖上司又复月计而季汇之，厂官不敢复多发价，必按其纳铜多寡一如预给之数，而后给价继采，是诚可杜厂欠矣。然而采铜之费，每百斤实少一两八九钱者，顾安出乎？给之不足，则民力不支，将散而罢采。欲足给之，而欠仍无已，不见许于上官。是又一厄也。然则今之岁有铜千百万者，何恃乎？预借之底本与所谓接济之油米，固所赖以赡厂民之匮乏，而通厂政之穷者也。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借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限完。皆于季发铜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厂民气力宽舒，从容攻采，故能多得铜以偿宿逋也。三十六年，又请借发，特奉谕旨，以从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今借数既少，扣数转多，且分限三年，较前加迫，恐承领之户畏难观望，日后借口迁延，更所不免。仰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以日久逋逃，新旧更易为虑，不敢宽期多发，仅借两月底本银七万数千两，四年限完。厂民本价之外，得此补助，虽其宽裕之气不及前借，而犹赖以支延且三四载，此预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备贮油米、炭薪以资厂民，乃能尽以月受铜价，雇募砂丁，而以官贷油米资其日用，故无情采，斯又接济之效也。今月扣之借本销除且尽，独油米之贷当以铜价计偿，而迟久未能者，犹且仍岁加积，继此不已，万一上官责其逋慢，坐以亏那，厂官何所逃罪？是又今日之隐忧也。前岁云南新开七厂，条具四事，户部议曰，炉户、砂丁贫民不能自措工本，赖有预领官银，资其攻采。硐矿盈绌不齐，不能绝无逃欠。若概令经放之员依数完偿，恐预留余地，惮于给发，转妨铜政。信哉斯言！可谓通达大计者矣。今诚宽厂官之考成，俾得以时贷借油米而无亏缺之诛。又仿二十三年预借之法，多其数而宽以岁时，则厂官无迫狭畏阻之心，厂民有日月舒长之适。上下相乐，以毕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起者，未之有也。所谓宽考成以舒厂困者，此也。小厂之开，涣散莫纪矣。求所以统一之，整齐之者，不可不亟也。窃见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刘藻奏言，中外鼓铸，取给汤丹、大碌者十八九。至余诸小厂，奇零凑集，不过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矿，衰盛靡常，自须开采新●，预为之计。今各小厂旁近之地，非无引苗，惟以开挖大矿，类须经年累月，厂民十百为群，通力合作，借垫之费极为繁巨，幸而获矿，炼铜输官，乃给价甚微，不惟无利，且至耗本，断难竭蹶从事。又奏云，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闰十有三月，获铜四十八万。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加价，至二十六年三月，亦阅十有三月，获铜一百余万。所获余息，加给铜价之外，存银二万九千数百两，较二十四年多息银一万有奇，而各厂民亦多得价银一万二千余两。感戴圣恩，洵为惠而不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奏明，言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但能经理得宜，非惟裨益铜务，而千万谋食穷民亦得藉以资生。由此观之，小厂非无利也。诚使加以人力，穿峡成堂，则初辟之矿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费，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采伐既便，炭亦易得，较大厂当有事半而功倍者，不可不亟图也。今厂民皆徒手掠取，一出于侥幸尝试之为。而厂官徒坐守抽分之课，外此己无多求。是故小厂非无矿也，货弃于地莫之惜也。又况盗卖盗铸，其为漏卮，又不知几何哉。小厂之铜，岁不及大厂之十一者，实由于此。诚招徕土著之民，联以什伍之籍，又择其愿朴持重者为之长。于是假以底本，益以油米薪炭，则涣散之众皆有系属，久且倚为恒业，虽驱之不去也。然后示以约束，董以课程，作其方振之气，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峡，以求进山之矿，而无半途之废，虽有不成者寡矣。若更开曲靖、广西之铸局，而以息钱加铜价，则宣威、沾益诸山之铜不复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诸山之铜无复走粤，安见小厂不可转为大也？所谓实给工本以广开采者，此也。滇之牛马少矣，滇之储备又虚矣，而部局以待铸为言，移牒趣运，急于星火，殆未权于缓急之实者也。铜运之在滇境者，后先踵接，依次抵泸。既以乙岁之铜补甲岁之运，又将以乙岁之运待丙岁之铜，而泸州之旋收旋兑，略不停息，则又终无储备之日矣。夫惟宽以半岁之期会，然后泸州有三四百万之储，则兑者方去，而运者既来，是常有余贮也。而凡运官之至者，皆可以时兑发，次第起行，既无坐守之劳，又有催督之令，运何为而迟哉！若夫筹运之法，尝取往籍考之。始云南之铸钱运京也，由广西府陆运以达广南之板蜂，舟行以达粤西之百色，而后迤逦入汉。而广西、广南之间经由十九厅州县，各以地之远近大小雇牛递运，少者数十头，多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并先期给价雇募。每至夏秋，触冒瘴雾，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买马牛，制车设传，以马五百八十八匹，分设七驿。又以牛三百七十八头，车三百七十八辆，分设九驿，递供转运。会部议改运滇铜，乃停广西之铸，而以江安浙闽主湖北、湖南，广东之额铜并停买归滇运京，于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余万悉由东川经运永宁。其后以寻甸、威宁亦可达永宁也，乃分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之由昭通、镇雄以达永宁者，尚二百二十万。后又以广西停铸，合其正耗，余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余斤，并依数解京，是为加运，亦由东川、寻甸分运。至乾隆七年，昭通之盐井渡始通，则东川之运铜半由水运抵泸州，半由陆运抵永宁。十年，威宁之罗星渡又通，则寻甸陆运之铜既过威宁，又可舟行抵泸矣。十四年，金沙江告迄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之水亦通，于是东川达于昭通之铜皆分出盐井、黄草坪之二水，与寻甸之运铜并经抵泸州矣。然东川、昭通之马牛非尽出所治，黔蜀之马与旁郡县之牛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验马牛，烙以火印，借以买价。每以马一匹，借银七两。牛一头，车一辆，借银六两。比其载运，则半给官价，而扣存其半，以销前借。扣销既尽，则又借之。故其受雇皆有熟户，领运皆有恒期，互保皆有常侣，经纪皆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习，虽有空乏，而无逋逃。亦雇运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行之矣，使寻甸及在威宁之司运者皆行此法，滇产虽乏，庶有济乎？然犹有难焉者，诸路之采买、雇运常迟也。顷岁定议，滇铜以冬夏之杪计数分拔，大小之厂各以地之远近、铜之多寡而拨之。采买委官远至，东驰西逐，废旷时月。是以今年始议得胜、日见、白羊诸远厂，皆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黔粤之买铜者鲜远涉矣。而义都、青龙诸近厂，与云南府以下之厂，犹须诸路委官就往买铜，自雇自运，咸会百色，然后登舟。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以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盛，更多间阻，是故部牒数下，而云南之报出境者常虑迟也。往时临安、路南之铜皆运弥勒县之竹园村，以待委官买运。其后以委官守候历时，爰有赴厂领运之议。然其时实以缺铜，不能以时给买，而非运贮竹园村之失也。诚使减诸路之采买，而尽运迤西渚厂之铜贮之云南府，以知府综其发运。又运临安，路南之铜尽贮之竹园村，以收发责之巡检。如是则委官至辄买运去耳，岂复有奔走旷废之时哉。若更依运钱之制，以诸路陆运之价分发缘路郡县，各募运户，借以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运，比于置邮。夏秋尽撤归农停运，则人马无瘴疠之忧，委官有安闲之乐。于其暇时，又分运寻甸铜之半，由广西、广南达百色，并如运钱之旧，即运京之铜亦加速。一举而三善备矣。

通鉴，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原注】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乏铜，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上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杨氏曰】唐武、宋徽皆祖道而攻释，与元魏太武同。其持平而两废者，唯周武帝耳。惜其年命不永，盛绩不究，则天道之难忱耳。

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原注】漫亦谓之幕，见汉书西域传。旧唐书柳仲郢传作模。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钱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末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

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原注】凡言多少者，皆归余之数。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原注】今人用钱以筮，以三漫为重爻，为阳。三字为交爻，为阴。二字一漫，以一漫为主，故为单爻。二漫一字，以一字为主，故为拆爻。犹易传所云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之意。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汝成案】隋书原文云，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容斋三笔稍更其文曰，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云云。王氏云，容斋以自破为句，宁人乃读作自破岭以东，岂传写偶误耶？愚核两书文义，自破二字无属上为句之理，王氏所言非也。而破岭无此地名，破或庾字之讹。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原注】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元年七月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岂直国有异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三年。沈存中曰，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仟伯字皆从人，今俗书作阡陌，而皆从阜，非也。指田之阡陌当从阜，汉志或从人，盖古字通用。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原注】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四月丙辰，敕河南府，自今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王氏云】薛史食货志，唐同光二年，度支请榜示府州县镇军民商旅，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日知录考短陌事甚详，独无后唐庄宗事，宁人未见薛史也。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赵氏云】高江邨天禄议余谓，京师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又减至三十文。按京师习俗，以官板钱一当两，凡贸易议钱，一百实则用五十。续通考记嘉靖三年诏，每银一钱直好钱七十文，低钱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两当一之令矣。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于古七十为百之数，不甚悬绝也。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原注】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赵孟俯亦言，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原注】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近岁用会子，乃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遂入殿试御题。若正言之，犹纸钱也。乃以为文，何邪？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原注】行钞之议始于天启初礼科惠世扬。及崇祯末，有蒋臣者，复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终不可行而止。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

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沈氏曰】案明史食货志，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文花阑，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云云。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原注】其时即有以钱百六十折钞一贯者，故诏禁之。大明会典，洪武二十七年，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正统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铜钱。时钞既不行，而市廛亦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掠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原注】永乐元年四月丙寅，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二年正月戊午，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原注】正统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库贮钞贯朽烂不堪用者五十九万三千锭有奇，勒令焚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原注】并永乐二年三月。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荼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

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原注】永乐五年三月甲申。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原注】二十二年十月癸卯。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原注】洪熙元年正月庚寅。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原注】并宣德元年十月乙亥。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原注】四年六月壬寅。今之钞关始此。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原注】三年六月癸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原注】正统十三年五月辛丑。而愈不可行矣。

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原注】正统元年，黄福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

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原注】如果园、菜园之征米，久而罢。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

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赃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原注】刘更生以典尚方，作黄金不成，劾以铸伪黄金，系当死。武帝元鼎五年，饮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原注】实录，正统十一年三月癸未，从顺天府大兴县知县马聪言，造伪银者，发边卫充军。而景泰元年十一月，赏北蕃有假金三两，致也先遣使来言。是则法之不行，遂有以此欺朝廷者矣。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杨氏曰】五代史慕容彦超传有铁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