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侯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绝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缁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还”字一句。若曰“敝予还予”，则言之不顺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为诗也？《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诗。○古人未有之格语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诗，而四字皆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为一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孟尝君传》“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古诗有八言者，“胡瞻尔庭有悬兮”是也。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调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又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则不过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也。然无用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于歌也，长则意多冗，字多懈，其于文也亦难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则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诗之本义也。知此义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从来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汉人所以难之也。

○诗用叠字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え秽秽，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其前後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瞿瞿。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後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後人辞赋亦罕及之者。

○次韵令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吾谓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诗言之，平声通用三十韵之中，任用一韵，而必无他韵可易；一韵数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无他字可易。名为易，其实难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凑足之，文或未顺则曰牵于韵耳，意或未满则曰束于韵耳。用事遣辞小见新巧，即可擅场。名为难，其实易矣。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无诗，而拙于自言者也。故难易巧拙之论破，而次韵之风可少衰也，、严沧浪《诗话》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曰：“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自以为戏，而当时即已取讥于人。今人乃为之而不厌，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欧阳公《集古录》论唐薛苹倡和诗曰：其问冯宿，冯定、李绅皆唐显人，灵澈以诗名後世，然诗皆不及苹，盖倡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朱子《答谢成之书》谓：”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人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柏梁台诗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按《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买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传》同。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与太母争樽，公卿请废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梁余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为元朔二年，来朝；其三十六年为太初四年，来朝，皆不当元封时。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又按《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官名，则是柏梁既灾之後，又半岁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青则薨于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後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臣联曰：“天子副车驾驷马，此一时异数，平王安得有此？”

诗体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後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书法诗格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皇朝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冈曰：“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後学之士可兼为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後生无不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人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诗人改古事陈思王上书：“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谓：“赦盗马，秦穆公事，秦亦赵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赵至《与嵇茂齐书》：“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鸿本适吴，而以为越者，吴为越所灭也。谢灵运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所犒者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

自汉以来，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当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骥尾。使後人为之，岂不为人讥笑？谓高祖也。

○庾子山赋误庾子山《枯树赋》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春二月，起建章宫。”《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是灾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汉也。《哀江南赋》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云：“栩阳离别赋。”按《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其上下文例，当是人姓名，姓别，名栩阳也。以为“离别”之别，又非也。

○于仲文诗误隋于仲文诗：“景差方人楚，乐毅始游燕。”按《汉书。高帝纪》：“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王逸《楚辞章句》：“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则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为人楚，岂非梁、陈已下之人，但事辞章，而不祥典据故邪？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贬。”此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与此一类。

○李太白诗误李大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後单于竞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谓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楼兰为西域之国，在玉门关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无论也。

○郭璞赋误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泗并不入江，岂因盂于而误邪？

○陆机文误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後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大公、吕後，并无皇温。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排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唯《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了也，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计一文。”则通谓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古文古时文字不一。如汉汾阴宫鼎其盖铭曰：“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铭曰：“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铭三见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

○说文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後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欲、贾逵，杜林，徐巡等十惊人之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与否与？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後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湮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自辛}，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北米}”，训为恶米。武王“载旆”之旆改为“”，训为土。“威”为姑，也为女阴。“”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曰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罪，“襄”为解衣耕，“吊”为人持弓会<区支>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ㄏ扌世，“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空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毫”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与？《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刘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

《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切字，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亦铉等加也，又云：“诸家不收，今附之字韵末”者，亦铉等加也。“始”字《说文》以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铉释之以“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不知经文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若用此解，必从男乃合耳。

○说文长笺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为淫奔之诗，而谓“衤今”即“衾”字，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後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又有《孝经》、《论语》、《尔雅》、其实乃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皆刻之于石，今见在西安府学，凡夫乃指此为“蜀本石经”。又云：“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经字法。”今此石经末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书“开成二年丁巳岁”。凡夫岂未之见而妄指为孟蜀邪？

又云：“孙忄面《唐韵》文、殷二韵三声皆分，独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则分，上去则合。”按今《广韵》即孙忄面之遗文，殷上声之合则有之，咸严、洽业则四声并分，无并合者。

切者，两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为盗窃之“窃”。于古未闻，岂凡夫所以自名其学者邪？

“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今云瓜当作“瓜”，突当作“突”，然则鲍昭《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识字邪？按张参《五经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者讹，”

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宋人也，而以为南朝。此真所谓不学墙面者与？“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传首明有孝武帝字，引书者未曾全读，但见中间有贡献之“献”，适与“帝”字相接，遂以为献帝，而不悟晋之无献帝也。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凡夫著书之人乃犹如此！“恂”字笺：“汉宣帝讳。”而不知宣帝讳“询”，非询也。“衍”字笺：“汉平帝讳。”而不知平帝讳“衍”非衍也。

《後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引之云：“後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若以敦路为人名，而又以“葬”为“莽”，是刘幽州之首竟归之于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传》：“韩献子曰：”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执}、垫二字两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笺乃云：”未详何出。“”野“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其当为”九亩“；又《梁传》之文，而非左氏也。

“鹊臭，其飞也。”此《尔雅。释鸟》文，笺乃曰：“训词未详，然非後人语。”“燕马，白州也。”本之《尔雅。释畜》“白州，燕。”注：“州，窍也。谓马之白尻者。”笺乃云：“未详，疑误。”

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然则《书》言“蛮夷猾夏”，《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时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连勃勃建都于此，自号曰夏，後魏灭之，而置夏州，亦不始于唐也。

云：“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使使八辈簿责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署宝主簿”，《续汉。舆服志》“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光武署异为主簿”，而刘公诗已云“沈迷簿领书，回回目昏乱”

“”字云：“字不见经。”若言《五经》则不载者多矣，何独字。若传记史书则此字亦非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系于背，若今将军负矣。”《魏略》：“刘备性好结。”《吴志。甘宁传》：“负带铃。”梁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初景丽文辕。”“祢衡为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操’字。”按《後汉书》：“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云：“参，音七绀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掺’。”後周庚信诗：“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今以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汉人书操固有借作“掺”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蓝田乡。”笺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蓝田乃今之西安府属，而京口则今之镇江府，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凡此书中会意之解，皆“京口”之类也。

寸，十分也。《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书，岂可意为增改哉？○五经古文赵古则《六书本义》序曰：“魏晋及唐能书者辈出，但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犹赖《六经》之篆未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