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是以柔德胜。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维则』，必要以此为入德之方，则不可。人之进德，须用刚健不息。」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谓『明哲』者，只是晓天下事理，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禄位。今人以邪心读诗，谓明哲是见几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扬子云说『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说话，所以它一生被这几句误。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义处，又不如此论。」

问：「『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处否？」曰：「安得此！只是见得道理分明，事事处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处，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杀身成仁处，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说中庸，无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见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见得理尽，便不可谓之明哲。学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无一事不当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将私看了，必至于孔光之徒而后已！」

周颂清庙

「假以溢我？」当从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转而为「假」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诗：「成王不敢康。」诗传皆断以为成王诗。某问：「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这个且只得做武王说。」炎。

我将

问：「我将乃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诗传以谓『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礼也』。不知周公以后，将以文王配耶？以时王之父配耶？」曰：「诸儒正持此二议，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之时，在成王之时？若在成王，则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见。」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

敬之

「日就月将」，是日成月长。就，成也；将，大也。

丝衣

绎，祭之明日也。宾尸，以宾客之礼燕为尸者。

鲁颂泮水

泮宫小序，诗传不取。或言诗中「既作泮宫」，则未必非修也。直卿云：「此落成之诗。」

閟宫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是其事素定矣。横渠亦言周之于商，有不纯臣之义。盖自其祖宗迁豳，迁邰，皆其僻远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

商颂

商颂简奥。

伯丰问：「商颂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来王』等事！」又问：「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时所作，商尚质，不应商颂反多于周颂。」曰：「商颂虽多如周颂，觉得文势自别。周颂虽简，文自平易。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又问：「颂是告于神明，却鲁颂中多是颂当时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岂有此事？」曰：「是颂愿之辞。」又问：「『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孟子引以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经自是不子细。」又问：「或谓鲁颂非三百篇之类，夫子姑附于此耳。」曰：「『思无邪』一句，正出鲁颂。」

玄鸟

问：「玄鸟诗吞卵事，亦有此否？」曰：「当时恁地说，必是有此。今不可以闻见不及，定其为必无。」

长发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天之生汤，恰好到合生时汤之修德，又无一日间断。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二

孝经

因说孝经是后人缀缉，问：「此与尚书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说。且要理会道理是与不是。适有问重卦并彖象者，某答以且理会重卦之理，不必问此是谁作，彼是谁作。」因言：「学者却好聚语孟礼书言孝处，附之于后。」士毅。

问：「孝经一书，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为理会过？」曰：「此亦难说。据此书，只是前面一段是当时曾子闻于孔子者，后面皆是后人缀缉而成。」问：「如『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恐非圣人不能言此。」曰：「此两句固好。如下面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岂不害理！傥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尽孝道也，岂不启人僭乱之心！其中煞有左传及国语中言语。」或问：「莫是左氏引孝经中言语否？」曰：「不然。其言在左氏传国语中，即上下句文理相接，在孝经中却不成文理。见程沙随说，向时汪端明亦尝疑此书是后人伪为者。」

古文孝经亦有可疑处。自天子章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便是合下与曾子说底通为一段。只逐章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一段文义都活。自此后却似不晓事人写出来，多是左传中语。如「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季文子之辞。却云「虽得之，君子所不贵」，不知论孝却得个甚底，全无交涉！如「言斯可道，行期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只是杂史传中胡乱写出来，全无义理。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又曰：「胡氏疑是乐正子春所作。乐正子春自细腻，却不如此说。」

古文孝经却有不似今文顺者。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着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兼上更有个「子曰」，亦觉无意思。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温公家范以父子兄弟夫妇等分门，却成一个文字，但其间有欠商量未通行者耳。本作一段联写去，今印者分作小段，无意思。伯恭阃范无伦序，其所编书多是如此。

孝经，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说得好处。然下面都不曾说得切要处着，但说得孝之效如此。如论语中说孝，皆亲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说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亲切。赐。

问：「向见先生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非圣人之言。必若此而后可以为孝，岂不启人僭乱之心！而中庸说舜武王之孝，亦以『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言之，如何？」曰：「中庸是着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泛言人之孝，而必以此为说，则不可。」

器之问「严父配天」。曰：「『严父』，只是周公于文王如此称纔是，成王便是祖。此等处，尽有理会不得处。大约必是郊时是后稷配天，明堂则以文王配帝。孝经亦是凑合之书，不可尽信。但以义起，亦是如此。」因说：「孝经只有前一段，后皆云『广至德』，『广要道』，都是凑合来，演说前意，但其文多不全。只是谏诤五刑丧亲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说，亦不是圣人说孝来历，岂有人人皆可以配天！岂有必配天斯可以为孝！如礼记煞有好处，可附于孝经。」贺孙问：「恐后人凑合成孝经时，亦未必见礼记。如曲礼少仪之类，犹是说礼若祭义后面许多说孝处，说得极好，岂不可为孝经？」曰：「然。今看孝经中有得一段似这个否？」

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说如何？」曰：「此自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将文王配明堂，永为定例。以后稷郊推之，自可见。后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赐。

问：「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之帝。」

「明、察」，是彰着之义。能事父孝，则事天之理自然明；能事母孝，则事地之理自然察。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三

春秋

纲领

春秋煞有不可晓处。

人道春秋难晓，据某理会来，无难晓处。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据他载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么事，明年有甚么事，礼乐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书会盟侵伐，大意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禘，大意不过见鲁僭礼耳。至如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却自分明。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埽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湨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义刚录云：「某不敢似诸公道圣人是于一字半字上定去取。圣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见当时治乱兴衰；见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无统属，及五伯出来如此扶持，方有统属。恁地，便见得天王都做主不起。」后同。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它崩、薨、卒、葬，亦无意义。」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亦未敢信。其它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着刀，榖树汁出」者！鲁威之弒，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着，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

书「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礼，而有书「人」者，此类亦不可晓。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

「世间人解经，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据赴告而书之，孔子只因旧史而作春秋，非有许多曲折。且如书郑忽与突事，才书『忽』，又书『郑忽』，又书『郑伯突』，胡文定便要说突有君国之德，须要因『郑伯』两字上求他是处，似此皆是杜撰。大概自成襄已前，旧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记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后，皆圣人亲见其事，故记得其实，不至于有遗处。如何却说圣人予其爵，削其爵，赏其功，罚其罪？是甚说话！」祖道问：「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曰：「只是被孔子写取在此，人见者自有所畏惧耳。若要说孔子去褒贬他，去其爵，与其爵，赏其功，罚其罪，岂不是谬也！其爵之有无与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夺他不得。」人杰录云：「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威之世，时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亦但据史册而写出耳。」

或说：「沈卿说春秋，云：『不当以褒贬看。圣人只备录是非，使人自见。如「克段」之书，而兄弟之义自见；如蔑之书，而私盟之罪自见；来赗仲子，便自见得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圣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尝规规于褒贬？』」曰：「只是中间不可以一例说，自有晓不得处。公且道如『翚帅师』之类，是如何？」曰：「未赐族，如挟、柔、无骇之类。无骇，鲁卿，隐二年书『无骇』，九年书『挟卒』，庄十一年书『柔』，皆未命也。到庄以后，却不待赐，而诸侯自予之。」曰：「便是这般所在，那里见得这个是赐？那个是未赐？三传唯左氏近之。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国语与左传似出一手，然国语使人厌看，如齐楚吴越诸处又棈采。如纪周鲁自是无可说，将虚文敷衍，如说籍田等处，令人厌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

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如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书山崩、地震、螽、蝗之类，知灾异有所自致也。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柰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左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以下看春秋法。

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曰：「程子所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处。」曰：「其间不知是圣人果有褒贬否？」曰：「也见不得。」「如许世子止尝药之类如何？」曰：「圣人亦只因国史所载而立之耳。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以一二字加褒贬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圣人之本意。」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叔器问读左传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威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僖之时，威文迭伯，政自诸侯出，天下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入来争伯。定哀之时，政皆自大夫出，鲁有三家，晋有六卿，齐有田氏，宋有华向，被他肆意做，终春秋之世，更没奈何。但是某尝说，春秋之末，与初年大不同。然是时诸侯征战，只如戏样，亦无甚大杀戮。及战国七国争雄，那时便多是胡相杀。如鴈门斩首四万，不知怎生杀了许多；长平之战，四十万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许多人！后来项羽也坑十五万，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后，那死底都不知，当时不知如何地对副许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尝见邓艾伐蜀，坑许多人，载说是掘坑。」

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齐桓晋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盖当时楚最强大，时复加兵于郑，郑则在王畿之内；又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其势与六国不同。盖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楚在春秋时，他国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以遏之，则周室为其所并矣。又，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国，是甚道理！」以下论左氏。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元城说，左氏不识大体，只是时时见得小可底事，便以为是。

因举陈君举说左传，曰：「左氏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谷梁说『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议论。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毕竟去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得圣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书，则是贬先蔑；不书时，又不见得此事。若如今人说，教圣人如何书则是？吕伯恭爱教人看左传，某谓不如教人看论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谓，看论孟未走得三步，看左传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读得左传熟，直是会趋利避害。然世间利害，如何被人趋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则行，不可则止，祸福自有天命。且如一个善择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谓择得十分利处了，毕竟也须带二三分害来，自没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部左传无此一句。若人人择利害后，到得临难死节底事，更有谁做？其间有为国杀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举「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盖『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没，自然发出来处。」可学录云：「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岂不是自然！」

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胡先生谓周礼是刘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

左氏见识甚卑，如言赵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闻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则专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计，圣人岂有是意！圣人「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反为之解免耶！

问：「左传载卜筮，有能先知数世后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当时子孙欲僭窃，故为此以欺上罔下尔。如汉高帝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

左传国语惟是周室一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国立学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会恁地说。且如烝民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兼论国语。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以下三传。

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胡文定义理正当，然此样处，多是臆度说。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上来。」义刚录少异。

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