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宗置州县学，取湖学规矩颁行之。湖学之规，必有义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条「谤讪朝政」之类，其出于蔡京行舍法之时有所改易乎！当时如徐节孝为楚州教官，乃罢之，而易以其党。大抵本朝经王氏及蔡京用事后，旧章荡然，可胜叹哉！

问学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经是也。进士科则试文字，学究科但试墨义。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为去取。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只务熟读，和注文也记得，故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但未必晓文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或云，「彻幕」乃「瞑目」字，亦非欧诗。其取厌薄如此，荆公所以恶而罢之。但自此科一罢之后，人多不肯去读书。」儒用。

熙宁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观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辉埕尝作记。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今欲训天下士以忠孝，而学校之制乃出于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难乎！儒用。

「大学舍法坏人多，龟山尝立论。高抑崇曾见龟山。太学初兴，召为司业，善类颇属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负了龟山否？」王子合曰：「闻那时只是取法于一旧老吏。」浩曰：「秦会之是旧大学中人，想是据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与承当。高公大率不立，五峰尝有书责他。」

先生因论本朝南渡以来，其初立法甚放宽，盖欲聚人。不知后来放紧，便不得。

今之法，大概用唐法。

问：「今三代之法，或可见于律中否？」曰：「律自秦汉以来，历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见矣。如汉律文简奥，后代修改，今亦不可见矣。」

律是历代相传，敕是太祖时修，律轻而敕重。如敕中刺面编配，律中无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编管是也。敕中上刑重而下刑轻，如律中杖一百，实有一百，敕中则折之为二十。五折一。今世断狱只是敕，敕中无，方用律。同。

因言：「律极好。律即刑统。后来敕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干道淳熙新书更是杂乱。一时法官不识制法本意，不合于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计嘱妄立条例者。如母已出嫁，欲卖产业，必须出母着押之类。此皆非理，必是当时有计嘱而创此条也。孝宗不喜此书，尝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刑统大字是历代相传，注字是世宗时修。

旧来敕令文辞典雅，近日殊浅俗。里面是有几多病痛。

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谓子不从父不义之命，及力所不能养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义当从而不从，力可供而不供，然后坐以不孝之罪。

或问：「『敕、令、格、式』，如何分别？」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时纲领。本朝止有编敕，后来乃命群臣修定。元丰中，执政安焘等上所定敕令。上喻焘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禁于未然谓之「令」，治其已然谓之「敕」。修书者要当如此。若其书完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此事载之己仰录，时出示学者。因记其文如此，然恐有脱误处。神庙天资绝人，观此数语，直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亲当某服，某服当某时，各有限极，所谓『设于此而逆彼之至』之谓也。式，如磨勘转官，求恩泽封赠之类，只依个样子写去，所谓『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也。令，则条令禁制其事不得为、某事违者有罚之类，所谓『禁于未然』者。敕，则是已结此事，依条断遣之类，所谓『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则有『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底意思。今但欲尊『敕』字，以敕居前，令、格、式在后，则与不教而杀者何异？殊非当时本指。」又问：「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书。」是他见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统，此书甚好，疑是历代所有传袭下来。至周世宗，命窦仪注解过，名曰刑统，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敕令。大概敕令之法，皆重于刑统。刑统与古法相近，故曰『八分书』。」「介甫之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此亦伊川语，因论祧庙及之。儒用。

某事合当如何，这谓之「令」。如某功得几等赏，某罪得几等罚，这谓之「格」。凡事有个样子，如今家保状式之类，这谓之「式」。某事当如何断，某事当如何行，这谓之「敕」。今人呼为「敕、令、格、式」，据某看，合呼为「令、格、式、敕」。敕是令、格、式所不行处，故断之以敕。某在漳州，曾编得户、婚两门法。

本合是先令而后敕，先教后行之意。自荆公用事以来，方定为「敕、令、格、式」之序。

「唐藩镇权重，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又却无以制盗贼。」或曰：「此亦缘介甫刮刷州郡太甚。」曰：「也不专是介甫。且如仁宗时，淮南盗贼发，赵仲约知高邮军，反以金帛牛酒使人买觅他去。富郑公欲诛其人，范文正公谓他既无钱，又无兵，却教他将甚去杀贼？得他和解得去，不残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后来又甚。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谓之『封桩阙额禁军钱』，系提刑司管。」

经制钱，宣和间用兵，经制使所创。总制钱，绍兴初用兵，总制使所创。二人不记姓名。应干税钱物，杂色场、务纳钱，每贯刻五十文，作头子钱。括之为二色钱，以分毫积，计大计多，况其大者！

经制钱，陈亨伯所创。盖因方腊反，童贯讨之，亨伯为随军转运使。朝廷以其权轻，又重为经制使。患军用不足，创为此名以收州县之财，当时大获其利。然立此制时，明言军罢而止，其后遂因而不改。至绍兴四年，韩球又创总制钱，大略仿经制为之。十一年经界法行，民间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额。至次年，则其数大亏，乃令州县添补解发。自后州县大困，朝廷亦知之。议者乃请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额。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补之岁，其额犹为重也，因仍至今。顷年得江西宪时，陛对日，亦尝为孝宗言之。盖此政是宪司职事。又曰：「亨伯创经制钱时，其兄弟有名某者，劝止之。不从，乃率其子侄哭于家庙，以为作俑之罪，祖先将不祀矣！」

德粹语婺源纳银之弊，方伯谟因问和买。先生言其初曰：「今日惟绍兴最重。旧抛和买数时，两浙运使乃绍兴人。朝廷抛降三十万匹与浙东，绍兴受十四万。是时都吏乃会稽县人，会稽又受多。惟余姚令不肯受，为其民以瓦砾掷之，不得已受归，而其数少，恨不记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内翰乡邑。汪知乡郡，朝廷初降月椿时，会诸县令于廷。婺源令偶言丹阳乡民顽，汪本此乡人，以令为讥之，先勒令受十分之四分三厘，至于今为害。」先生曰：「畴昔创封椿时，本无实数，只是赖州县。且如常平中一项钱，亦许椿数。提举司钱今日又解，明日又解，解必有限，彼岂不来争？以此观之，事皆系作始不是。」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贯，谓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钦为户部时，便不用这法，须要催尽。至今所以如此。

所在上供银，皆分配诸县。独建宁因吴公路作宪，算就盐纲上纳。虽是算在纲上，中间作旧科数，诸县甚者至科民间买纳。后沈公雅来，却检会前时行下指挥，遂罢买上供银。

张定叟尚书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万缚幕屋，事已，撤去，皆诸珰得之。其费出于临安。渠知府日，尝奏乞从本府出钱盖屋，庶免逐郊费用，不从。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因论唐初国初人才，云：「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已生得了。」

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卓。僩录略。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因看种明逸集。

问本朝宰相孰优。曰：「各有所长。」

赵几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须『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则得。」

「宰相荐张齐贤，曾受一曹司甚恩，忘了，齐贤后以兄事之。举此一事，齐贤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时人朴实如此。今好荐章如此，乃是一言章也。」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学，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岂有如此等事！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德，兴起至治也？

李文靖重厚沉默，尝寓京师，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轿下轿，乃一盖头妇人，不见其面，然仪度甚美；入文靖房，久而出。众讶之，以为文靖如此，却引得这般人来，遂问之。文靖亦只依违应之曰：「『亦言某前程之类，何足信！』深诘之，文靖曰：『诸公曾见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许文靖为相。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曰：「如寇莱公，也因天书欲复相。」曰：「固是。」

问：「王沂公云：『恩欲己出，怨使谁当？』似此不可为通法否？」曰：「它只说不欲牢笼人才，说使必出自我门下。它亦未尝不荐人才。」相。

问：「先生前日曾论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不知使范公处韩公受顾命之时，处事亦能如韩公否？」曰：「看范公才气，亦须做得。」又曰：「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问：「范文正作百官图以献，其意如何？」曰：「它只说如此迁转即是公，如此迁转即是私。吕许公当国，有无故躐等用人处，故范公进此图于仁宗。」因举诗云：「『诲尔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骤擢作侍从，虽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紧要。为人主者，便须知把他擢作侍从，如何不把做谏议大夫之类。」

「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为开封府，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意谓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与之解仇，前后似不相应，故讳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问：「后来正献亦及识范公否？」曰：「正献通判颍州时，欧阳公为守。范公知青州，过颍，谒之。因语正献曰：『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此，宜频近笔砚。』异时同荐三人：则王荆公司马温公及正献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以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儒用。

吕申公斥逐范文正诸人，至晚年复收用之，范公亦竭尽底蕴而为之用，这见文正高处。忠宣辨欧公铭志事，这便是不及文正。

范文正杰出之才。

某尝谓，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则所谓负刚大之气者，且先一笔勾断。称停到第四五等人，气宇厌厌，布列台谏，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谓，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范文正公尝云：「浙人轻佻易动，切宜戒之！」

某尝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今人却说他有相业，会处置事，不知何者为相业？何者善处置？为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使四夷闻知，知所耸畏。方其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尽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今人以他为有相业，深所未晓。

因言仁宗朝，讲书杨安国之徒，一时聚得几个朴纯无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缘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婿，杜是时为相，苏为馆职，兼进奏院。每岁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饮燕之费。苏承例卖故纸，因出己钱添助为会，请馆阁中诸名胜，而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会李定愿与，而苏不肯。于是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探伺他败阙，才闻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于是韩魏公言于上曰：『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惊骇物听。』仁宗怒少解，而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亦罢相，子美除名为民，永不叙复。子美居湖州，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仁宗于是惩才士轻薄之弊，这几个承意旨，尽援引纯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经，不过释训诂而已，如杨安国彭乘之徒是也。是时张安道为御史中丞，助吕公以攻范。」

陈执中俗吏，然执法，仁庙谓惟此人不瞒人。近世叶颙近似之。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书纳先生，因请问其书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汉之名节，魏晋之旷荡，隋唐之辞章，皆惩其弊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羇将去，遂成风俗。后汉名节，至于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如皇甫规，乡人见之，却问：『卿在鴈门，食鴈美乎？』举此可见。积此不已，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相羇到齐梁间，又不复如此，只是作一般艳辞，君臣赓歌亵渎之语，不以为怪。隋之辞章，乃起于炀帝。进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羇缠至唐，至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变一病，不成要将此病变作彼病。」某问：「已前皆羇缠成风俗。本朝道学之盛，岂是羇缠？」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某问：「安定学甚盛，何故无传？」曰：「当时所讲止此，只些门人受去做官，死后便已。尝言刘彝善治水，后来果然。彝有一部诗，遇水处便广说。」璘录云：「刘彝治水，所至兴水利。刘有一部诗解，处处作水利说，好笑。熟处难忘。」某又问：「以前说后汉之风，皆以为起于严子陵，近来说又别。」曰：「前汉末，极有名节人。光武却极崇儒重道，尊经术，后世以为法。如见樊英筑坛场，犹待神明。严子陵直分明是隐士，渠高气远迈，直是不屈。又论其不矫激，吕伯恭作祠堂记，却云它中和。尝问之：『严子陵何须如此说？使它有知，闻之岂不发一笑！』因说：「前辈如李泰伯们议论，只说贵王贱伯，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却是矫激，然犹有以使人奋起。今日须要作中和，将来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极喜此语。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不可不理会。」某问：「此风俗如何可变？」曰：「如何可变？只且自立。」

论安定规模虽少疏，然却广大着实。如孙明复春秋虽过当，然占得气象好。如陈古灵文字尤好。尝过台州，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时世渐好，故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乃为王氏所坏！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氏，莫亦是有气数？」曰：「然。」

因言兼山艾轩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时，如胡安定石守道孙明复诸人说，话虽粗疏，未尽精妙，却尽平正，更如古灵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谕俗一文，极为平正简易。」曰：「许多事都说尽，也见他一个胸襟尽包得许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时。如程子未出，而诸公已自如此平正。」

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问：「孙明复如何恁地恶胡安定？」曰：「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或曰：「孙泰山也是大故刚介。」曰：「明复未得为介，石守道却可谓刚介。」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类，直是打迭得伶俐，兹所以不动心也。

嘉佑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然是甚气象！

问：「安定平日所讲论，今有传否？」曰：「并无。薛士龙在湖州，尝以书问之。回书云，并无。如当初取湖州学法以为太学法，今此法无。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安定太山徂徕庐陵诸公以来，皆无今日之术数。老苏有九分来许罪。

安定胡先生只据他所知，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近有一辈人，别说一般惹邪底详说话。禅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见那禅师，便是被他笑。扬录云，徐子仪之徒。

因论李泰伯，曰：「当时国家治，时节好，所论皆劲正如此。曾南丰携欧公书，往余杭见范文正。文正云『欧九得书，令将钱与公。今已桩得甚处钱留公矣。亦欲少款，适闻李先生来，欲出郊迓之』云云。」

闽宰方叔珪永嘉人。以书来，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议论！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谓小人不可去，则舜当时去『四凶』是错了！」可学问：「方君意谓不与小人竞，则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刘晦伯云：「有人说泰卦『内君子，外小人』，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变为君子。」曰：「亦有此理。圣人亦有容小人处，又是一截事。且当看正当处。使小人变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学云：「小人谮君子，须加以朋党叛逆。」曰：「如此，则一网可打尽。虽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过当。如元佑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诗行重责，大不可。然当元佑时，只行遣渠一人，至绍圣则祸甚酷。以此观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祸常大，安可不去！」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遇圣明如此，犹做不得！

富郑公与韩魏公议不合，富恨之，至不吊魏公丧。富公守某州，鲁直为尉，久不之任，在路迁延。富有所闻，大怒；及到，遂不与交割。后幕干劝之，方肯。及鲁直在史馆修韩魏公传，使人问富曾吊韩丧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后人虽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鲁直也可谓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郑公家上寿，恁地便是富不如韩较宽大。

韩魏公富郑公皆言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上面不从他，也委曲作个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来遂被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