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

时渊圣以其围急，遣孝纯之子张灏为河北招讨使之属，令自招义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则甚急而不可违；以言北河之地，则国家所恃以为根本；以言其父，则正在危难，有垂亡之厄，当晨夕倍道以救之。灏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这般人出来，可叹！

问：「围城时，李伯纪如何？」曰：「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问：「姚平仲劫寨事，是谁发？」曰：「人皆归罪伯纪，此乃是平仲之谋。姚种皆西方将家。师道已立功，平仲耻之，故欲以奇功取胜。及劫不胜，钦庙亲批，令伯纪策应。或云，当时若再劫，可胜，但无人敢主张。」问：「种师中河东之死，或者亦归罪伯纪。」曰：「不然。尝亲见一将官说师中之败，乃是为流矢所中，非战败，渠亲见之，甚可怪。如种师道方为枢密，朝廷倚重，遽死，亦是气数。伯纪初管御营，钦庙受以空名告身，自观察使以下使之自补。师退，只用一二小使臣告。御批云：『大臣作福作威，渐不可长！』及遣救河东，伯纪度事势不可，辞不行，御批云：『身为大臣，迁延避事！』是时许松老为右丞，与伯纪善，书『杜邮』二字与之，伯纪悟，遂行。当危急时，反为奸臣所使，岂能做事？」问：「种师道果可倚仗否？」曰：「师道为人口讷，语言不能出。上问和亲，曰：『臣执干戈以卫社稷，不知其它。』遂去，不能反复力执。大抵是时在上者无定说，朝变夕改，纵有好人，亦做不得事。」

论李仁甫通鉴长编，曰：「近得周益公书，亦疑其间考订未甚精密，因寄得数条来某看。他书靖康间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于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按，纲除知密院，辞免札子云：「方修战具，严守备，以俟援师，乘便迫虏，使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势穷而遁。候其渡河，半济而击，胜可万全。而平仲引众出城，几败乃事。然平仲受节制于宣抚，不关白于行营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微臣实无所与。」时执政如耿南仲辈，方极力沮纲，幸其有以借口，遂合为一辞，谓平仲之出，纲为其谋。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兴遗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真定，进兵解太原围。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师中欲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故士心离散。又尝约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市。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盖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问：「觌何如人？」曰：「觌初间亦说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卢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审，多采其说，遂作正文书之。其它纪载有可信者，反为小字以疏其下，殊无统纪，遂令观者信之不疑，极是害事。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儒用。

姚平仲劫寨事，李伯纪不知。当时庙堂问老种如何处置，种云：「合再劫。」诸公不从。种再云拜告。种老将不会说，盖虏人不支吾再劫也。当时欲俟立春出战者，待种师中来也。

姚平仲出城劫寨，不胜。或问计于种师道，曰：「再劫。」时不能从。使再劫，未必不胜也。曾有人问尹和靖：「靖康中孰可以为将？」曰：「种师道。」又问：「孰可以为相？」良久，曰：「也只教他做。」

因论姚平仲劫寨，种师道令更劫，曰：「虏人以其不再来了，再劫却是。」因说，虏怕人劫寨，他那大势定相杀时，却不怕。此中人轻佻，劫寨时却会，相杀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吃火烧之类。此人半日不食，便软了。后魏帝常言「吴儿长于斫营，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云。斫营便是劫寨，是他最怕此也。汪丈帅福时，某亦在。逆亮来时，一日送刘宝去用兵。汪丈问云：「今太尉去时如何？」曰：「与虏人战时，第一阵决胜，第二阵未可知，第三阵杀他不去矣。盖此中只有些精锐在前，彼敌不得；他顽不动，第三四阵已困于彼矣。」汪丈云：「刘大将，如此说了，却如何！」

种师道字彝叔，赠太傅世衡之孙也。少从横渠学，练古今事宜。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师道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上曰：「业以讲和矣。」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拜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事，为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姚平仲为都统制，诸道兵悉隶之。师道时被病，特命毋拜，许乘肩舆入朝，家人掖升殿。虏使王芮素颉颃，方入对，望见师道，拜跪稍如礼，上顾笑曰：「彼为卿故也。」又请缓与金币，禁游骑，使不得远接，俟彼堕归，扼而歼诸河。公薨于第，年七十六。阅月，京师复受围。城陷，上恸哭曰：「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初，虏之去也，师道劝上乘其半渡击之，不从。曰：「异日必为国患！」故上嗟叹之。建炎加赠少保。

昔人尝问尹和靖：「世难如此，孰可以当之者？」尹曰：「种师道可。」曰：「将则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师道做，也好。」一日，召师道来，全不能言，遂不用。许翰时为谏议，为徽宗言：「当今之世，岂可令闲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见种问之，如何？」往见之，种亦不言。许曰「上令某问公，公无以某为书生。某以为今日之兵」云云，要从其去而击之意。种方应，谓彼云云。「今不可击，候其过河击之。」许为上备言其意，方用之。种，关西人，其性寡默，与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对，渊圣曰：「朕已与和矣。」种于此，全不能有所论，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它非臣所与闻。」

「靖康之祸，纵元城了翁诸人在，亦了不得。」伯谟曰：「心腹溃了！」

问：「靖康之祸，若得前辈者一二人，莫可主张否？」曰：「也难主张。胡文定谓龟山云：『当时若早用其言，也须救得一半。』说得极公道。」

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靖康建炎间，未论士大夫，只如盗贼中，是有多少人！宗泽在东京收拾得诸路豪杰甚多，力请车驾至京图恢复。只缘汪黄一力沮挠，后既无粮食供应，泽又死，遂散而为盗，非其本心。自是当时不曾收拾得他，致为饥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后来诸将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时招降底人。所以成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圣人见得意思直如此。儒用。卓录云：「因言靖康绍兴间事，曰：『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高宗初兴，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尽举而用之。未说士大夫，只盗贼中有几个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为盗贼，可惜！宗泽在东京，煞招收得诸路豪杰、盗贼，力请高宗还都，亦以图恢复。被汪黄谗谮，一面放散了，皆去而为盗贼。当初高宗能听宗泽李伯纪辈，犹有少进步处。所以古人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无粮食与他吃，教他何如得？其势只得散为群贼，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论人物，云：「浙人极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刚果。」某云：「明州近印忠简遗事，读之使人感愤流涕！如请驾还都之事，皆备载，当时只是为汪黄所沮。」曰：「宗公奏札云：『陛下于近处，偶得二人为相。』当时驾既南下，中原群盗四起。宗公使人招之，闻其名，皆来隶麾下。欲请驾还都，自将往河北讨伐金虏。庙堂却行下，问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发病而死。旧常见知宗子焘，云高宗在南京时，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向，起兵于汝州，有数万人，其谋主曰陈烈，叔向自称『大王』。已而下诏召之，令以兵属大将某人，身赴行在。叔向愿以兵属宗泽。陈烈曰：『朝廷不令属宗泽，而自欲属之，不可。』叔向曰：『然则何以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过河北，乃萧王之举。』是时诏下补烈通直郎。叔向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终身不知所之。子焘云，向见叔向时，有一人常着道服随之，疑即是陈烈。」

问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时为福州抚干。因史直翁荐，被召。知庙堂不肯休，须着去。先生曰：「虽是如此，然亦济得甚事！」因举孟子言：「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又举了翁云：「在彼者是『举尔所知』，在我者是『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张邦昌僭位，吕舜徒为其门下侍郎。当时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记其事云：『舜徒虽为邦昌官，却能劝邦昌收回伪赦，迎太后垂帘，皆其力也。其人云，终是难分雪。』文定记此，只到『终是难分雪』处便住，更无它语。」问：「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时，当时若无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荐得张柬之数人，它已先死。如梁公为周朝相，舜徒为邦昌官，皆不可以训。伊川论平勃，谓当以王陵为正，是也。如舜徒辈一生践履，适遭变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刘聘君言，在太学时，传写伊洛文字者，皆就帐中写，以当时法禁重也。

靖康间，士人陈规守德安府城，虏人群盗皆攻不破。朝野佥载有规跋，甚好。

陈规唐弼父也。守顺昌，先教市人做泥团，如今叙棚样，阁之于上。虏人来一齐放下，满街泥团，马陷，皆不能动矣。

和州有官本忠义录，刻靖康以来忠义死节之人。从实录编出。

张以道曰：「京西漕魏安行计口括牛，每四人共田百亩，只得一牛，由是大扰。时颍州倅李椿之摄郡，与议不合，遂和归去来词，休官，归作『见一亭』，而魏竟追官勒停。李字彭年，岳州人。」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兴至今日人物上李赵张汪黄秦。

李伯纪，徽庙时，因论京城水灾被出。后复召用，遂约吴敏劝行内禅事。李恐吴做不得，乃自作文，于袖中入，吴已为之矣。后钦宗即位，用之。一日，闻金人来，殿上臣寮都失措，皆欲作窜计。李叩合门入论，合门止之。钦宗闻之，令引见。力陈御戎之策，忠义慨然。上大喜，即擢知枢密院事。李英爽奋发，然性疏，用术。钦庙用督太原师，适种师中败，遂得罪。太上登极，建炎初召。汪黄辈云：「李好用兵，今召用，恐金人不乐。」上曰：「朕立于此，想彼亦不乐矣！」遂用为相。后汪黄竟使言官去之，在相位止百余日。许右丞作陈少阳哀词，亦各见其出处。

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轻浮。相于南京时，建议三事，借民间钱。二云云。三云云。宋齐愈言之。其时正诛叛人，遂以宋尝令立张邦昌，戮之。当时人多知是立张邦昌。间有未知者，宋书以示之。及刑，人多冤之。张魏公深言宋甚好人。宋，蜀人。当时模样，亦是汪黄所使人。魏公亦汪黄荐。李罢相，乃魏公言罢也。

黄仲本言于先生曰：「李伯纪一再召，乃黄潜善荐也。途中见颜岐言章，遂疑潜善为之。李入国门，潜善率百官迓之，李默不一语，因此二公生隙。」又曰：「上云：『李纲孩视朕！』」先生曰：「李丞相有大名，当时谁不追咎其不用，以至于此？上意亦须向之。潜善因而推之，背后却令颜岐言之，情理必是如此。仲本是其族人，不欲辩之。」

问：「魏公何故亦尝论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后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转。后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欢。是时李公亦尝荐魏公，曾惹言语。」又问：「魏公论李丞相章疏中，有『修怨专杀』等语，似指诛宋齐愈而言，何故？」曰：「宋齐愈旧曾论李公来，但他那罪过亦非小小刑杖断遣得了。」又曰：「当时议论，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时，颜岐之徒论列，谓张邦昌虏人所厚，不宜疏远；李纲虏人所恶，不宜再用。幸而高宗语极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虏人所乐！』遂得命召不寝。」曰：「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如僭窃及尝受伪命之臣，方行诛窜；死节之臣，方行旌恤。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是时恰限撞着汪黄用事，二人事事无能，却会专杀。如置马伸于死地，陈东欧阳彻之死，皆二人为之。」传中兴诏令，御史台劝札。宋齐愈外至会议处，于卓子上取笔写「张邦昌」三字，坐皆失色！儒用。

陈少阳之死，黄潜善害之也，其详见于许右丞哀词中。同时死者欧阳彻。彻，楚州人。某族叔祖时居高邮，一日，使一人往楚州盐城小村中买物事，久而不归，后问之，乃云，彼村中三四日大雪。叔祖甚怪之，云：「八月二十间，安得有雪！」亦且据其仆云记之。后有人自彼中来，问之，果然，乃欧阳死时也。

舜举十六相，诛「四凶」，如此方恰好，两边方停匀。后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无事之时，则端人正士行义谨饬之士为小人排摈，不能一日安于朝廷，迁窜贬谪。及扰攘多故之秋，所谓忠臣义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躯；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贵，及乱世亦是他独宽，纵横颠倒，无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为宰相，后来窜广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广中避盗。及事稍定，依旧取他出来为官。高宗初启中兴，而此等人为宰相，如何有恢复之望！在维扬时，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犹自不管，世间有此愚人！

问中兴诸相。曰：「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赵忠简却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得好，而大义不甚分明。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密，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闲居录自夸其功太过，以复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魏公有镇江录。又问吕颐浩。曰：「这人粗，胡乱一时间得他用，不足道。」

魏公才短。然中兴以来，要为者只李张二公。

李伯纪大节好，败兵事，乃当时为其所治者附会滋益之，不足尽信。

李伯纪请诛张邦昌并畔者，后以结余睹事过海。

李伯纪丞相为宣抚使时，幕下宾客尽一时之秀。胡德辉何晋之翁士特诸人，皆有文名，德辉尤蒙特顾。诸将每有禀议，正纷拏辨说之际，诸公必厉声曰：「且听大丞相处分！」诸将遂无语。看来文士也是误人，盖真个能者未必能言。文士虽未必能，却又口中说得，笔下写得，真足以动人闻听，多至败事者，此也。儒用。

因语李忠定，曰：「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

问：「中兴贤相，皆推赵忠简公，何如？」曰：「看他做来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规摹。当时庙论大概亦主和议。按，王庶乞免签书和议文字札贴黄云：「契勘臣前项所上章奏，及与王论议，实有妨嫌。今若不自陈禀，则又如赵鼎刘大中辈首鼠两端，于陛下国事何益！」使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但就和上，却须有些计较。如岁币、称呼、疆土之类，不至一一听命如秦会之样，草草地和了。后来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挠和议』为词，贬之，却十分送个好题目与他。」问：「赵好处如何？」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类，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处。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张德远极费调护，已自定迭了。只因郦琼叛去，德远罢相，赵公再入，忧虞过计，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自是不复都金陵矣。」问：「郦琼之叛，或云因吕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亲坐厅，但垂帘露履以受其参之类，恐无此等事。」曰：「此亦传闻之」又问：「当时皆归罪魏公，以为不合罢刘光世，故有此变。」曰：「光世在当时贪财好色，无与为比，军政极是弛坏，罢之未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马无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虏人寇虐，刘豫不臣，但无人敢问着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谋大举，以伐刘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脱，遂止。」又云：「如吕安老才气尽自过人，观其议论，亦甚精确。」问：「郦琼叛去之后，闻亦不得志于虏。」曰：「虏后来亦用他为将，但初叛归于刘豫。虏人却疑豫拥兵太众，或疑与我为内应，遂有废豫之谋。」郦琼叛于淮西，实绍兴七年秋戊辰也。琼既降刘豫，金人忧其难制，遂废伪齐，其诏有云：「勿谓夺蹊田之牛，其罚则甚；不能为托子之友，非弃亦何？此天灭齐豫也，岂偶然哉！」儒用。

问：「赵忠简张魏公当国，魏公欲战，忠简欲不战。忠简以为刘豫杌上肉耳。然豫挟虏人以为重，今且得豫遮蔽虏人，我之被祸犹小。若取刘豫，则我独当虏人，难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战。二策孰是？」曰：「忠简非是。杀得刘豫了，又却抵当虏人，有何不可？刘豫亦未便是杌上肉在。若以赵之才，恐也当未得那杌上肉，他亦未会被你杀得，只是胡说。若真个杀得刘豫，则我之势益强，虏人自畏矣，何难当之！有虏，豺狼犬羊也，见威则畏，见善则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曾胜刘豫，杀得一两番赢，他便怕矣。靖康以后，自家只管怕他，与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能胜刘豫，他安得不惧？虏，禽兽耳，岂可以柔服也！尝见征蒙记李成之子某从兀朮征蒙国，因记征蒙时事。云，兀朮在甚处，淮上二士人说之曰：『今韩世忠渡江，遗弃粮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资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急来淮上，则空无所有。盖韩已先般辎重粮草归，而后抽军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粮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败于刘锜，锜在顺昌扼其前，进退不可，遂遣使请和。兀朮谓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无策可为也。』这下又不知其狼狈如是。若知之，以偏师临之，无遗类矣。是时虽稍胜，然高宗终畏之，欲和。因其使来，喜甚，遂遣使报之，欲和。兀朮大喜，遂得还。是兀朮不敢望和，自以为必死。其遣使也，盖亦谩试此间耳。可惜此机会，所以后来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刘信叔是时以孤军在顺昌，兀朮来伐，诸将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则虏人必前拒我，袭在后，必无遗类。若幸而得至江，则诸将尽扼江上，责我以擅弃归之罪，亦必尽杀我，决无可生之理。不若坚守此城，与虏人决胜负，庶几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尝说，冢杀无巧妙，只是死中求生。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即赢矣。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遂据城与虏人战，大败虏人，兀朮由是畏怯。若非锜顺昌一胜，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狈如此之甚。信叔本将家子，喜读书，能诗，诗极佳，善写字。后来当完颜亮时，己自老病。缘其侄刘¤先战败，遂至于败。」饶录云：「张魏公欲讨刘豫，赵丞相云：『留他在上，可以扞蔽北虏。若除了，便与北虏为邻，恐难抵当。』此是甚说话！岂有不能讨叛臣而可以服夷狄乎？」

赵丞相亦自主和议，但争河北数州，及不肯屈膝数项礼数尔。至秦丞相，便都不与争。赵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进前！方子录云：「赵元镇亦只欲和。但秦桧既担当了，元镇却落得美名」。

张魏公本与赵忠简同心辅政。陈公辅排程氏，乃因赵公。赵公去。已而吕安老败，赵公复相。

赵丞相，中兴名臣一人而已，然当时不满人意处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学，又不大段理会得，故皆为人以是欺之。一日，出见一屋稍好，栽些花木之类。问知是一内官家，及言于上，谓：「今暂驻跸于此，当日图恢复，而内臣乃居安如此！」遂编管之。

赵丞相收拾得些人材然亦杂，如喻子才之徒亦预焉也。

先生云：「沈公雅言：『赵丞相镇静，德量之懿；而谙练事机，则恐于秦公不逮。』张子功以为不然，且曰：『焘在都司日，忠简为相，有建议者，公必计也，曰：「如是则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则害在上利在民。今须如此行，则利泽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则僚属凡有关白，默无一语，而属诸吏。事出，则皆吏辈所为，而非复前日之所拟。』」僩录云：「尝见沈公雅云：『某尝问张子功，赵忠简与秦丞相二公孰能办事？某以秦公为能。』子功曰：『不然。某尝为都司，事二公。每百官有禀白事件，赵公必当面剖析商量，此事合如何行。如此行则利国，如此行则利民，如此则利民而害国，如此则利国而害民，如此则国与民俱利。当面便商量判断了，僚属便奉承以行。及至秦公，则百官凡有所禀白，无酬酢，略不可否，但付与吏人，少间更没理会，此事便沉埋了。如此，谓之秦公胜赵公，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