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圣篇

》每方二篇，初为八殥，[《燕燕》《雄雉》《式微》《泉水》]次为八纮，[《击鼓》《匏叶》《旄邱》《北门》]次为八极；[四《风》与《简兮》]《郑风》首五篇为五《山经》，《缁衣》东、《将仲子》南、《叔》西、《大叔》北，《清人》居中。

《帝典》二十二人为外诸侯，《春秋》不及要荒，故无外州十二牧。《尚书》八元、八恺，加入羲和、四凶，为二十二人。《下经》则全有之。十首《损》《益》为二伯，《震》《艮》《巽》《兑》《既》《未》《咸》《恒》为八伯，外有十六牧八监，共三十六(据《易·下经》只三十四卦，疑“六”为“四”之误)二十四侯监，小卦相综为十二，共为二十二，以合《帝典》外诸侯之数；特首卦一卦为一小卦，合综为二耳。然内八州，外当为十六州，《尚书》如于十二牧外，再数四凶，亦为十六。经有十二州十二牧明文，则必以东边海不立州，故外州只十二。“大统”车辐图，则内八外十六，不如中国东边不置，此《咸》《恒》两《济》所以各统八卦，合为十六牧。《损》《益》所统八小卦当为监，一卦监一内州、二外州，内外共二十四州，一州三监，当得七十二监，今以八卦当之。是三州设一监，一监三大夫，一监一州以示例。监为天子内臣。《易》“蛊”，《诗》作“盬”。[从监，古声。盬即为蛊。]故曰“干蛊”、“裕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则“蛊”字当以“盬”为正。王之卿为从王事，监则为天子臣，故曰“高尚其志”。“王事靡盛”，谓从王事者，则不能为监。《周礼》，“大统”之书，屡言立牧、设监；《诗》屡言天监、降监，皆为《蛊》卦言也。皇为《泰》《否》，大伯为《损》《益》。二帝二《济》，如《周》《召》为君子，为父母卦。所以云为“浣父”、“浴母”。“盬”又作故、作胡，《易》“匪躬之故”，《诗》“胡能有定”、“胡然天帝”，“狼疐胡尾”，胡、故，皆谓为监。由天子使，故曰“天命降监”、“天监在下”也。

《尚书》以妹土为土中，推之大九州，当有八妹。故《庄子》有九洛之说，《诗》以此为大例。《豳》《小雅》两言“予未有家室”，“未”读为“妹”，谓西方妹土立有家室。如周公曰“予未”，[“未“读如“妹”，不如旧读。]言“予妹”以别于中国之“妹”。他如“彼其之子”，“其”为“淇”。“姝者子”、[“姝”当为“妹”。]淇上、浚下，皆谓各州土中，九州有九大荒，更有十六妹土。《易》曰“见妹”、曰“归妹”，又曰“王家”、“王庙”、“王居”、“王庭”、“遇主于巷”，皆九洛之说，故不一而足。大凡《诗》《易》之主皆以侯牧为正解，故以王比日而曰旬。《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易》曰：“王臣蹇蹇。”九有则八王布满天下，非一王一国故也。他如“四国有王”，“王国克生，惟周之桢”。以天下属皇帝，以国属王，国如中国，即曰王国。天下不止一国，则必不止一王。又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又曰“帝谓文王”。故二经之“王”，虽与《春秋》《尚书》之“王”同。而自皇帝言之，则为侯牧，如秦始皇自称皇帝，则诸侯得以王为号之制也。

《诗》以上帝为皇，所谓“皇矣上帝”、“上帝是皇”、“有皇上帝”是也。又以皇为祖，所谓“皇祖后稷”、“先祖是皇”、“皇尸载起”是也。天下一家，故以皇为祖，二后二帝为父母，八王为昆弟，十六二伯为子，五十六卒正为孙。[《桧》《曹》是也]朝廷君臣，闺门父子，不用君臣之义，而以祖父孙子言之，所谓天下一家，缩远为近，化疏为亲之法。“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是以二伯为父母，八王即为民。

五帝：《颂》标素青黄，《论语》所谓“不取绀緅红紫”，郯子名亦详龙鸟云，而略水火，以二极为伯，所谓“莫赤匪狐，莫黑匪乌”，“三岁为妇”之说。郯子于北方，以为共工伯而不王；《左传》于五常墟外，言郑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五极，三帝二伯，故《诗》但立三《颂》，而以南北为重黎。考地球南北有极，冰海下不成昼夜寒暑，非黄中，故不入统。东西中则就黄道分为三段，皆在地中心。《诗》云“女也不爽”，“士也罔极”，“畏此罔极”，“昊天罔极”，[“人之无良”，“良”读为“常”]皆为东西中无极之说。同以有极为恶，罔极为美。《北风》云“既亟只且”，“只且”为鸬雎二鸠，为南极北极，以二鸠分占冰海二极。南北经，东西纬。“泾以渭浊”，即喻经纬。东西中无极，即“中心有违”，“违”即“纬”也。如今地球纬线皆黄道，故“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随地可以为中，不似南北之以极定位。今故取地中无极之三统以立法。京在赤道地中，四面四时朝。今诸侯以所面为南，所背为北。《王》《郑》《齐》，东皇，以西极为左，地中为右，故云“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东以西为东也。他如“匪鹑匪鸢”，“匪鳣匪鲔”，“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皆为此例。《周颂》王中央，固以西极为西，东极为东。《商颂》王西极，则以地中为东，东极为西。[《鲁颂》前已详。]东西左右，随所居之极而变，所谓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诗》东西左右有三等之辨，故其例最繁。《大雅》《三颂》为三皇王地中正例；《小雅》三《小》以下，则就本统分封，各详其左右之所在如战国图，以示三统平等之例。分而不合，故曰《小雅》；若《大雅》《三颂》，则以周王土中为人皇，东西二极为二皇，后《周》《召》为二伯，《唐》《陈》《桧》《曹》为四岳，以地中为主，不似《小雅》之平列三等、不分宾主。

火木二道诸小行星，近乃测得，西人皆以“女”名之。列于《谈天表》中一百十余星，皆以“女”名。如糓女、武女、医女、王女、歌女，百二十名无异焉。中惟一星名天后。[后亦女也。]《诗》法天行，五际、五行为五纬星。五纬为君、为男、为士，则各小行星为女，以女配子为“好”。《诗》之以女比小国，即西人以名诸行星之法也。尊大者为士、为王，小者为后、为女。《诗》之“士女”当为此例，非真男女也。诸小行星百二十可以比于内官，以诸行星各带有月自绕，如八州牧小卒正。本地球只一月，如《诗》记曹，《春秋》之记许，实有七卒正，经只一见，举以为例耳。《礼运》言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实《诗》《易》之大例。《佐治刍言》深明此理。以天下比室家，男女配合，即平治天下之大纲。

董子言《公羊》诸说详矣，五行诸文，则以为子家绪说。今实考之，乃《诗》《易》之微言，所当细心推考。盖《诗》《易》详百世以下之事，故板土、君皆藉位起例。凡地土名号，皆久而必变，不足以与天地终始，如今海国名号，分合疆宇，水陆数十年小变，数百年大变。从开辟以至毁灭，不审作何等变象。故孔子之经，欲括囊终始，不得不藉天道以取象。所谓“万古不失九道谋”，言天道则一成不变，名物象数方能定。所以不言人事而详天，以人无常而天不变也。《诗》之言行皆谓五星阴阳，故阴阳五行为《诗》《易》之专说，非子家，乃经说。

古文家专以“好古”、“敏求”说孔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按《春秋》《尚书》为行事，以述古说二经尚可；至于《诗》《易》，全为百世以后言之，事非古事，人非古人。“静言思之”，因心作则。后儒之说二经，亦以为述古。“血气”、“尊亲”，非古所有，事本创作。以为师法帝王，则宗旨舛失。故《庄》《列》于诸经说，贵作贱述，至比诸经于刍狗、陈迹，其言“迹者，履之所出，而非所以为履”诸条，皆以贱述贵作。“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后世经说皆以孔子为述，故极言述之不足贵，以明孔子作而非述之宗旨。述于“小统”为近似；至于“大统”，断为作，而非述也。

《大学》“平天下”章，归重“絜矩”。居中为忠，前后左右皆得其宜为恕，“絜矩”即忠恕之道。《论语》由求进退，即裁成狂狷以合中行。《中庸》子路问强，孔子言南北之强，事各不同，而折中于君子，“宽柔以教”，至君子居之，“中立而不倚”，中立为忠，为倚为恕。以《下经》言之，《咸》东《恒》西，《既》北《未》南。四首卦为前后左右，而《损》《益》居中以化成之。东西以仁义比，南北以水火比。于东损柔而益以西方之义，于西损勇而益以东方之仁，北则损水而益火，南则损火而益水。损其本来之性情，而益以相反之学问。由也进，退之；求也退，进之。损益之后，则温而厉，威而不猛；温而厉，刚而无虐。圣人居中，调剂四方，化成万物，不必有所作为。取西方相成相反之义，去其有余，以补不足。《大学》“所恶于前”，至“无以交于右”，人情好恶喜同；柔恶刚，勇恶法；热恶寒，寒恶热。损益之道，损其过，即去其所恶；益其不足，即进之以所喜。既经损益之后，水不易深，火不易热；柔者能刚，刚者能柔，此絜矩之道。自革纯民以化成天下，功用全在损益。推究其义，未尝不可曰：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但俗解“絜矩”，只能求悦于四方，不能化成于天下，乃伯主小康之属，非皇帝甄陶万物大经也。

《论语》“子张问十世”章，三统之法，专主“益损”，即《易》二卦名。今按以《上经》言，则《乾》夏、《坤》殷，《泰》《否》为损益；以《下经》言，则《咸》东、《恒》西，《损》《益》为损益。夏殷为《鲁》《商》，即文质二家。《损》《益》本兼四方，包《坎》《离》《未》《既》而言。详东西青素，而略南北赤黑，故但言二代以成三统之制。犹“学而时习之”章，“时习”为《坤》、为殷；“朋来”为《乾》、为夏；“君子”，居中皇帝，时以损益为文质以成为“彬彬君子”之义。《月令》“鹰乃学习”；《坤》之二曰：“不习无不利。”故“学而时习之”为《坤卦》之说。考《坤卦》二五爻变为《坎》，象二鸟子母双飞之形。《乾》《坤》：《乾》主东北，《坤》主西南。《时则训》：春则鹰化为鸠；到秋则鸠化为鹰。因时变化，故曰时。《坎》之《彖》曰“习坎”。《坤》主西，二五变《坎》，为子母双飞，如鹰之学习。“悦”从“兑”。《兑》西方，《坤·彖》曰“东北丧朋”，到《乾》，“东北得朋”，《乾》居东。二五变而为《离》，二五变则上下皆从之，为“朋来”之象。阳变阴，《乾》之五曰“飞龙在天”，由《坤》化“朋”。“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即《诗》之“黄鸟于飞，其鸣喈喈”。《坤》变为“时习”、为“学习”；《乾》变为“朋来不亦乐乎”。东方主乐，“乐”为文，“悦”为质，“文质彬彬”，合二代为君子。《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愠于群小”则分崩不合，因为忧心。不知不愠，则化一为同。皆取二代以成彬彬之君子。孔子之“学”，以皇帝为归宿。《论语》首章即言三皇，《诗》之三《颂》，非为儒生言训蒙束脩之事也。

言政有新旧党，言学有新旧派。《大学》“新民”，《诗》之“污”、“浣”，《盘铭》曰“新”，皆取“维新”之义。由开辟以至今日，由今日以至千秋万岁，初蛮夷而继文明，日新不已，臻于美善。今之文明远过古人，后来又必远过今日，一定之例也。孔子之教，创始于春秋，推行于唐宋。今当百世之运，施及蛮貊，方始推行海外。数千百年后，合全球而道一风同。“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将来之事，非古所有，而世俗之说，则与此相反，皆谓古胜于今。《中庸》言“大统”，有“生今反古，灾及其身”，亦初蛮野、渐进文明之义。乃俗解道家亦贵古贱今，如上古之“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诸说，不知此乃道家之反言。贵大同，贱小康，道家定说也，今乃贱今贵古，必系有为而言。盖典章文物，后人胜于前人；至于醇朴之风，则实古胜于今。诸家言皇帝、王伯升降，皆以为古风淳厚，后世浇薄，故皇帝功用，典章文物，则欲其日新月异，而性情风俗，则欲其反朴还纯，至新之中有至旧之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新则至新，旧则至旧。由小康以臻大同，是由春秋以返古之皇帝，疆域最大，风俗最纯。宰我所问之五帝德。《诗》《易》所谓“不识、不知”“无声、无臭”；西人所著之百年一觉。文明则极其文明，纯朴则极其纯朴，不用兵争，耻于自私，相忘于善，不知所谓恶，二者并行不悖。惟其未能文明，所以不能纯朴，文明为纯朴之根，文明之至，即纯朴之至。开辟之初，狉狉獉獉，乃未至文明之纯朴，非君子所贵。文明之至，反于纯朴，乃为帝王盛业。比如孺子执笔书写，天然古趣，有善书者所不到，然此乃蛮野之文明。必考古法，就准绳，精诚之至，神明于法度，老而合于赤子，文明与纯朴，皆尽其长，乃为尽美尽善。经传古说兼存二义，相反相成，各有妙理。学者不通其义，偏持一解，以为凡事皆今不如古。不知即纯朴一事，古来犹杂蛮野，必后世之皇帝一统大同，文明与纯朴交尽，乃真所谓纯朴，则亦未尝不后人胜于前人。

旧解《国风》，其分配近于百变矣。今以《易》勘合，于三终外，再详五九例。首五国为一天子、四上公，配《上经》六首；以下十《风》配《下经》，为八伯二小国；所谓“其下维旬”。考《王会图》，王立于中，[如《邶风》。]二伯周、召二公居左右，《公羊》所谓“天子三公称公”，则《二南》是也。王后夏殷二公居堂下之左，《公羊》所谓“王者之后称公”，《春秋》之杞、宋。《鄘》《卫》二《风》配之。五方五帝，《邶风》首五篇，《绿衣》为邶；《柏舟》《燕燕》为周、召；《日月》《终风》为《鄘》《卫》。《上经》之《乾》《坤》《坎》《离》居四方，以《泰》《否》居中临驭四方。一皇四帝，此为《羔羊》之中“五紽”，左右合为十千；《王》《郑》《齐》《唐》《曹》为“五緎”；《豳》《秦》《魏》《陈》《桧》为“五总”；如《春秋》之八伯二卒正。以上五《风》为王公，以下十《风》为侯与小国，《下经》之“十日为旬”也。合计全风为一天子、二王后二、二伯、八侯牧、二卒正。以前五与后十相比，《邶》中居同《桧》《曹》，《周》《召》比《陈》《唐》，《王》《齐》《郑》比《鄘》《豳》，《秦》《魏》比《卫》。五王公分司五极，十牧庶邦亦分五极，于“大统”，为一皇、二皇后、二帝后、八王牧、二伯公。以配《邶·击鼓》以下十篇，则当合《式微》于《旄邱》，东北方三篇、西南方二篇。以配三《颂》，则《邶》《周》，《鲁》《鄘》，《商》《卫》。配《大雅》，则《文王》十篇分三皇，《生民》《公刘》八篇以配《周》《召》，《卷阿》以上十八篇配首五《风》，《民劳》《嵩高》大小五方以配侯牧之十风。《小雅》则三十辐，为五际、五极，配首五篇。《鹿鸣》以下十二篇配侯牧，再分三统，《瞻洛》三，《卫》前四，《豳》《秦》《陈》；《鱼藻》三，《鄘》前四，《王》《郑》《齐》；《菀柳》三，《邶》后八，《唐》《陈》。总计之，则十五国风，合为三皇：《邶》《鄘》《卫》。五帝：《周》《召》《唐》《陈》合《邶》。三王：《王》《豳》《周》。五伯：《郑》《齐》《秦》《魏》合《周》。

西人重公，公理、公法，皆不主一偏，原本于经。《诗》以九州比井田，京为公，八州为私。所谓“薄污我私”，“骏发尔私”，皆谓八伯之私地；所云“退食自公”、“夙夜在公”，皆以“公”为京邑。四隅颠倒，皆折中于公。公者不偏不倚，皇极居中。一贯之道，忠恕之训，即《诗》中心。“恕”即“絜矩”，所谓上下、左右、前后，所恶忽施；“忠”不与诈伪对，而与偏倚对，即西人公理之说。《尸子》言“孔子贵公”，[“孔”当为字误。]然“一贯”即中即公。《诗》所谓“进退维谷”；《论语》所谓“中行”、“狂狷”；《列》《庄》之言“公”者，尤不一而足。

天主之说，不维诸教同，经教亦然。即其专尊天而薄诸神，经传亦同其义。余以为孔子未出，中国实亦如此。考《丧服传》多主天，《礼三本》所言君亲师三本，皆直刺专主天之非；《春秋》主天，《穀梁传》明云“为天下主者天也”云云；《诗经》有驳专于主天之文，如“天命之辟”，“多辟”即不专主一天；董子《顺命》篇尤为精详，所谓“臣以君为天，子以父为天，妇以夫为天”者，盖人人习闻专主一天之说，惟知尊天，故以三纲托之于天。因其所知而化一为三，以为之本，实即《诗》“多辟”之义。

汉高祖初定天下，迁豪杰于关中，以消乱也。唐、宋、元、明，初得天下，开文馆，招致隐逸名宿于其中，此师汉高迁豪杰之故智，而变其局者也。国朝崇尚黄教，蒙古、藏卫熬茶入贡，所以驭天骄、消外患，明效大验，可计数者也。老子与孔子善，孔子留驻中国，老子自任出关。一居一行，一精一粗，互相为用。孔子为老子之统帅，佛教为圣门之前锋。中国沿边所有夷狄，今悉化归孔教，皆由佛教开其先，而后徐引之，以进于圣人之道。盖四夷风尚喜争好杀，强悍出于性生，若骤语以伦常尊亲之道，势必扞格不入。必先以守贞，使其生育不至繁衍，以慈悲戒杀消其狂悍之气，然后可以徐徐羁縻之。此一定之势。考列子著书，昔人称为中国之佛，是释出于道既有明征。凡各教之盛行，皆由与其地性情风俗相宜，然后能推行不绝。盛衰存亡皆视乎此。故教通行数百年，少有窒碍。必有豪杰为之因时变通以顺人情，始能历久不绝。由道生释，由释生天方，由天方生罗马，由罗马生天主，由天主生耶稣。近今之释、道、天方、天主、耶稣，与前百年或数百年，莫不各有变通。始则立教以绳人，后乃因人情而改教，明效大验，又一定之势也。凡各岛地开创，其民情风俗不甚相远。中国当开辟之初，与今西国同。孔子未生以前，中国所尚之教，与海外亦无大异。天不生孔子于中国开辟之初，而必生于春秋之世者，开辟之始，狉狉獉獉，以能兴利除害、治器利生为要务，不暇及于伦常。语曰：“衣食足，礼义兴。”《孟子》曰：“饱食暖衣而无教，圣人有忧之。”中国必待帝王捍灾御难，人民繁庶，天乃生孔子，进以伦常之道。海外必先之以天方、耶稣、天主开其先，而后徐引之以进于孔子，此又一定之势也。海外开辟在后，以今日形势观之，大约如中国春秋时之风尚。孔子曰：“百世可知；”《中庸》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孔子去今二千五六百年，正当百世之时。释家自云佛灭之期，亦近在一二百年内。《荀子》“礼三本”发明圣人君亲师三本，而斥异端一本尊天之非，一本即西人尊天主而不用君亲师，是孔教已行之后，中国尚有祆教一本，故荀子攻之。孔子与老子分道扬镳，六艺所言，实中国之新教；化胡所用，乃帝王之旧教。开辟之初，《旧约》为宜；新教已立，旧无所用，故移中国之旧教以化西方初开之国。孔子为生民未有之圣，世界中一人已足。神州先开，不能不特生于中国，百世以下，天心作合，海外航海以求教于中国，即如各国各生一孔子。释教与孔子所定，法灭大通，期会皆在此时。曦阳一出，星月无光，佛法绝灭之期，即圣教洋溢海外之日。“凡有血气，莫不尊亲”，此世界中，尽用孔子之教以归大同。老释旧教，无所用之，不得不烟消火灭。天方、耶稣、天主为释教之支流，佛教之灭，统此数教而言，非如今之外教攻击佛教，耶稣、天主盛行，而释教独灭也。《中庸》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六合以外，道一风同。老子虽有开创之功，陈涉、吴广不过为真主驱除，然谓陈、吴无功于汉高，则非也。

中国旧所称异教：曰道、曰释。今以道为皇帝之学，归于《诗》《易》，所统佛释，虽为圣教驱除，然谓其别为一派，不属六艺则非。考佛实出《列子》，其推测民物，谭空说有，皆出于《易》；天堂地狱，轮回一切，“游魂为变”，“方生方死”之说；其善谈名理，皆出于名家，即《论语》《孟子》“坚白异同”之说。至于不婚、戒杀，特因地制宜，所以消淫杀之风，其精微宗旨，流为宋人道学，于乐教尤近，故宋人喜言《乐记》。盖佛书皆梵语，其宗派亦不止一端，昔人谓经由翻译，皆中人以《老》《庄》之说参入其中。然其议论实多出《庄》《老》之外，亦非译者所能伪造。总其会归，源出《老子》，与道家之说大同小异。《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知其为因俗立教，不必与中国强同。圣教大明，自消归无有，则又不必攘臂相争矣。

王、韩以《庄》《老》说《易》，为世诟病。今乃以《庄》《老》为《易》《诗》先师，而不与王、韩同病者，盖当时海禁未开，不知《庄》《列》专言皇帝，由德行科出，但剽窃玄言，流于空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