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传而坏，读《诗》者徒乐其辞，而不察其事，则治道失之远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远，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祸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迁，而后世相传，转为自安之卫，殆于诬德矣。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后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氏而后删。

《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是则民伪者，天之属也，民情者，地之属也。伪者，动作文为辞让度数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节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而儒者因谓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易传》又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后世皆以魂知为阳，体魄为阴。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则魂知者固阴德也，体魄固阳德也。伪不可见，而能匿情，故为阴。情可见，而能灭伪，故为阳。礼乐兼防，而中和兼得，则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笃论也。若后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伪，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谨案：此节说得有病。

《檀弓》肤率于义礼，而謇缩于文辞。

孔子时，圣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统，故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所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矣。然则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所能干也。

以曾子问礼及《杂记》诸礼与《仪礼》考之，益知其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者，盖曾子之所厌而不讲也。虽然，笾豆，数也，数所以出义也。古称孔子与其徒未尝不习礼，虽逆旅苃舍不忘，是时礼文犹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将弃之矣。贯而为一，孔子之所守也。执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惧也。

大小行人、司仪，所以亲待诸侯邦国之礼，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孔子谓管仲身不由礼，则礼不能行于天下，故谓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详，因亦并废管仲。

诸侯之国，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齐、晋、鲁、卫、陈、蔡、宋、郑，皆自五百里以下，谓必百里者，妄说也。

祖望谨案：水心欲主张《周礼》以非孟子。

观《经解》所言，当时读书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难以责后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则《经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后学缘此堕处不少。

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难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酬酢不必谓之礼，而以言而履之为礼，以缀兆、羽钥、钟鼓不必谓之乐，而以行而乐之为乐，是则离玉帛，舍钟鼓，而寄之以礼乐之虚名，天下无复礼乐矣。

《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闲，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若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书》又称「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谓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盖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当然者。若人而有恒，则可以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当然也，而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书》又称「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也。然可以言绥，而不可以言修。盖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绥之，无加损焉尔。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真，则教者强民以从己矣。

祖望谨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极称之，而不满于此三句。慎独为入德之方。

《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而《中庸》显示开明，尤为精的。盖于未发之际，能见其未发，则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将发之际，能使其发而皆中节，则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则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颜相授最切，其后惟此言能继之。

师之过，商之不及，皆知者、贤者也。其有过、不及者，质之偏，学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则安取﹖道之不明与不行，岂愚、不肖致之哉！今将号于天下曰：「知者过，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贤者过，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则欲道之行与明，必处知愚贤不肖之闲邪﹖任道者﹖贤知之责也。安其质而流于偏，故道废，尽其性而归于中，故道兴，愚不肖何为哉！

祖望谨案：此说是。

饮食知味，自为一章，犹足以教世。若系之此下，是以贤知愚不肖同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

「素贫贱，行乎贫贱」，可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尽其义也。

「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谨案：此说亦未尽。盖开截分段固非，而此说则太直。

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不明。学者又章分句晰，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可惜也。

纪侯见灭，《公羊》以为百世可以复雠，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虽纪侯所谮，而周所诛，是并雠周也，《春秋》又从而贤之乎！

管仲仗信秉礼，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诸生又别为阴谋之书，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琴张、宗鲁事，知孔子所为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颜、闵、二冉为所同。外此虽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义，子路之流不论也。

祖望谨案：未必尽然。琴张事正从性分来。

齐桓、管仲但为情欲不制，无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功，喜怒用师，无不殄厥愠、不陨厥问之德，至于贪土地、自封殖、行诈谋、逞威虐如晋文者，盖皆无之，宜孔子以为「正而不谲」，「如其仁」也。

驩兜等虽奸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污尧躬，居大位，而不能去，盖传习之误。

「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遂围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国无一日不在兵，其兵无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穷于战■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盖自是以后，世道当别论，前志不复可接续也。

「喜怒以类者鲜」，庶几哉！不迁怒之学矣。

分谤，后世所称以为美，然以伪为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圣人之道也。临深履薄，贤者之事也。

穆姜所称四德，古人说《易》有此论，其义狭，不足以当《干》，孔子推明其义，乃《干》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传》，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战国所为仁义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筑者，不受德，与却克分谤，意同义异。盖自君言之，则当先君后民；自民言之，则当先公后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禄不在不朽之数，然古亦未有无功德而世其禄者，学者要当德义为无挟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归，不从崔、庆歃，从容去就之际，然要为有走作处，而亦不足以则折乱臣贼子之奸心。

蘧伯玉「不闻君出，敢闻其入」二语，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自此而坏，后世则不然。

子产相郑，若止是施政子民，亦非难事。大要国体不立，如既坏之室，扶东补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旧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张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难，故有思始成终如农有畔之论。

郑作丘赋，当由人多于地。若无故重敛，亦子产所不为也。然君子以变古为难，须更有商量，子产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郑铸刑书，子产于扶补倾坏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变古处，先王之政，遂不可复。治道固不能不与时迁移，然亦有清静宁民，可以坐消四国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为是纷纷，此老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废其初也。

以晏子答齐侯问疾及梁丘据和、同二义考之，古人听言者，要是自己切近处，易有所觉，故进言者苟有动悟，则于政事反之不难。后世人主，本身去义理甚远，人臣止能就事开说，至其身过，则不复敢向迩，就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陈，犹是援证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淡无执捉处，景公便深省解，然则非独晏子能言之功也。盖春秋以前，据君位利势者，与战国、秦、汉以后不同，君臣之闲，差不甚远，无隆尊绝卑之异，其身之喜怒哀乐，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则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后世用之，其验殊少，反被迂拙之诮，曾不如就事开说者，犹能得其一二也。呜呼！君德不同若此，欲尽为臣之义，岂易言哉。

成鱄说《文王》诗与马、郑何远！所谓经生陋儒，非独秦火后有之也。

吴「始用子胥之谋」。孟子谓「服上刑」者，此之类也。

夫差虚内事外，轻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灭越以求霸。使越可灭，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亩而料民，战国之风气已开。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诵，得非新进骤起，以旦夕成功，旧人前辈所不与邪﹖故太子晋以与幽、厉同称，学者所当知。

《齐语》载管仲相齐，细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

「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晋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惧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然则晋《乘》、楚《梼杌》，当时战国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从谏，其谏者，不加怒也。

祖望谨案：泄冶则以此死，亦未必尽然。水心特以之勉后之君耳。

左史倚相举卫武公语，当是时，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聪明寄之佛、老，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庄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则荣。」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荣，仁之报也，而不能必高与荣。必高，是不可下也；必荣，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诱人使为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谨案：孟子特以诱人为仁，然水心论却极正。

《国语》非左氏所为。

志学至「从心所为」限节者，非所以为进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后世言之，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学而不思之类也；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思而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途。

体孔子之言仁，要须有用力处。「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无不在仁，庶可矣。

「见其过而内自讼」，足以入德矣。人能见其善而内自誉耳。

「不迁怒，不贰过」，以是为颜子之所独能，而凡孔氏之门，皆轻愠频复之流与﹖是孔子诬天下以无人也。盖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学，而一世之人，常区区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内而不获，如搰泥而扬其波也。呜呼！必若是则惟颜子耳。

天下之事变虽无穷，天下之义理固有止，故后世患不能述而无所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学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则道终以不明。

徙义犹迁怒也，义则必徙以就之，怒则不迁以就之，其机一也。儒者不考于德而徇于学，则以其学为道之病。

言勇至「不惧」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无惧矣。然必兼仁与知，故「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虽伊、吕不能易。不然，则以独勇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云富贵之说，《诗》、《书》所未有，盖是时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谨案：《书》则无之，《诗》则已有之矣。

百圣之归，非心之同者不能会。众言之长，非知之至者不能识。故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识之，又着于《大畜》之《象》。

礼教至周而大备。道盛仁熟之士，周已揖让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据，外不失人，内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礼之废，而欲其复行也。恭慎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礼则以其质成，无礼则以其质坏。人非下愚，未有无可成之质，使皆一于礼，则病尽而材全。

「克复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未尝以全体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颜渊曷为能受之﹖能问其目故也。全体因目而后明。

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孟子出而说齐、梁之君，几得政于齐。问答十数章，大抵逆来顺往，无问其所从，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后止，故孟子自谓：「人不足与适，政不足与闲，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得路，涣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当是时，去孔子虽止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已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反，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发，岂遂破长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机括，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复艰兴，可为永叹。

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明非不可为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风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帅。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桊」，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予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

许行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虽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间乎﹖孟子力陈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至谓其「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词气峻截，不可婴拂。使见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语，又当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疑皆执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饿死于首阳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与乡人处」，则无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无乱亡之择，则曷为不度其君﹖案《书》，伊尹去亳适夏，武王观政之比，而传者以为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为「与乡人处不忍去」，则诬辱已甚。夫孟子之称伊尹不几于所谓狂，伯夷不几于所谓狷，而柳下惠疑若乡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记「孔子从老」事，礼家儒者所传也。司马迁记孔子见老，叹其犹龙；关尹强之著书，与《庄子》合。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使果为周藏史，尝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晰于其闲﹖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特出之语，何邪﹖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妄人讹而合之耳。自伏羲以来，渐有文字，《三坟》、《五典》今不传，大抵多言变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尧、舜、禹、以至周、孔，损削弗称。（云濠案：《习学记言》此下有「管子尚权谋，子华子言仁义，其人老子并时，或相先后，亦皆与道德之意相首尾」数语，应补入。）老子之学，固昔人之常，至其能尽去谬悠不经之谈，而精于事物之情伪，执其机要以御时变，则他人之书固莫能及。盖老子虽为虚无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验，远不过有无之变，近不过好恶之情，而其术备矣。其徒列御寇、庄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极人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宁、程、马，于其指归，终不能识，上则渎天，下则欺人。

凡人心实而腹虚，骨弱而志强，其有欲于物者势也，能使反之，则其无欲于物者亦势也。圣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顺道节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为抑遏泯绝之，使不至于乱。

予固谓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验，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则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详于《易》，即其运行交接之着明者，自画而推，逆顺取之，其察至于能见天地之心，而其麤亦能通吉凶之变，后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为窥测，而其说辄累变不同。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阴阳，阴阳成四时，杀此生彼，岂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则是不以干统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夫飘风骤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发达，起于二气之争，至于过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为「振民育德」，「赦过宥罪」，而区区血气之■，何敢拟于其闲﹖盖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伦如此。夫有天地与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后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清」。不稽于古圣贤，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则又忘之，曰「天道其犹张弓」，则是天常以机示物，而未尝法道之虚一无为也。然则从古圣贤者畏天敬天，而从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劳谦君子有终」，而「万民服」，盖以功与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为而已。

盖老子之微言纔十数章，其有见于道者，以盈为冲，以有为无，以柔为刚，以弱为强而已。然谓尧、舜、三代之圣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尽废之，而以其说行天下。呜呼！使其为藏史之老，则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矣。使其非，而处士山人乘王道衰阙之际，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无所考，学者放而绝之可也，柰何俛首以听，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则学而不尽其统，与不学同。

子华子：「太初实生三气：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异哉！盖古之言道、，《三坟》、《八索》旧闻记，往往皆然，故问者有「风轮谁转，三三六六，谁究谁使」之语，明其为常所传习也。案浮屠在异域，而风水诸轮相与执持，上至有顶，其说尤怪。《洪范》九畴，箕子言天所锡，一为五行，即是书所谓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离」，未尝如是书所谓「独斡中气，生生万物，新新不穷」者。经籍乖异，无所统一，转相诞惑，而不能正。后世学者，幸《六经》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纯备，道之会宗，可以日用而无疑矣，柰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皆由于《大传》、《文言》诸杂说之乱《易》，是以学者纷纷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