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

，柰何反为太极无极，动静男女，清虚一大，转相夸授，自贻蔽蒙﹖皆由于《大传》、《文言》诸杂说之乱《易》，是以学者纷纷至此。

祖望谨案：陈振孙深以水心之笃信子华子为诮，水心亦自尝云：「子华子书甚古，而文与今人近，则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条。亦言其驳而终不以为伪，则蔽也。

《家语》载季氏用田赋详于《左氏》，因叹唐人自天宝一时仓猝，不知以田养兵，而以税养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国策》：「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势，至是始成。古今固无人臣自贤以贬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无自毁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乱者。夏禹有训，君臣克艰而已。谈客妄论，能使人心术下移。

范台举觞，鲁君择言四事。自伯禽以来，惟僖公称贤，犹未能及此言也。鲁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贤如此而不能兴其国，岂流传之误邪﹖抑偪侧于暴强之闲，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当然，进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论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义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来，人心渐失，然犹有义理之余；至于战国，人心无复存矣。先物而流，造势为倾，蕝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机，皆背心离性而行者也，故其祸至于使天下尽亡而后已。自汉及今，学者复求于人心之所止，则有道矣。然其质者不能论世观变，则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顺德轧行，则挠而从之矣，故有以《战国策》为奇书者。

羲、黄为文字之始，而孔子断自尧、舜，盖亦不起自孔子也。禹、共明治道，祖述旧闻，其时去黄、颛不远，所称道德广大，皆独曰尧、舜，未有上及其先者。岂夸祢而忘祖哉！以为神灵不常，非人道之始，阙不敢论，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陈之，君止尧、舜，臣止禹、陶，而羲、黄、后、牧之伦不与焉。史迁未造圣人之深旨，特于百家杂乱之中，取其雅驯者而着之，然既数千年，所言不可信，审矣。

项籍「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学兵法。上世教法尽废，而亡命草野之人出为雄强。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卓然谓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晓然见后世可为者，荀卿也。然言之易者行之难，不可不审也。

《天官书》，星文，占验家所存，方术所眩，晏子、子产之所不道。

《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汉高帝始行因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缗之令，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夺之以自利﹖何名为抑﹖

周人崇尚报应，史迁所称唐、虞之际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陈氏篡盗，亦曰舜所致，则是不复论天德也。孔、孟之论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则虽势位消歇，而道德自存，迁所未知。

王莽时通知锺律者，所言声数、度量、权衡，无不傅合于《易》。又传伶伦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马迁言「六律为万事根本」，汉人之论因之。《书》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数同为一物，未尝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赞《易》，无以八卦合度、量、权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见，司马迁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刘歆又推《春秋》与《易》参合为一书。案尧、舜时《易》道未备，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历法盖不起于律，《易》亦不兼历数。以今逆古，皆无用之虚词。

人主以有德王，无德亡。至驺衍妄造五德胜克，孔、孟之徒未尝言也。

「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后世天文术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圣人敬天而不责，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历象璇玑，顺天行以授人，使不异而已。若不尽人道，而求备于天以齐之，必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求天甚详，责天愈急，而人道尽废矣。

经星之传，远自尧、舜，其时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验家固无其文也。《左氏》载祸福，其后始争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古圣贤所不道。

刘向为《五行传》，归于劘切当世。然《洪范》之说，由此隳裂。

箕子陈《洪范》，曰天所以锡禹，今寻《典》、《谟》，不载被锡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独明其所传于后，以是为三代之秘文，此后世学者之虚论也。禹以六府、三事为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即五行，三事则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福极之分也。九功九畴，名异而实同也。禹言略，箕言详，天之所锡，非有甚异不可知，盖劝武王修禹旧法，乃学者以为秘传，迷妄臆测相与串习。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旸、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牵引已事往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可为痛哭。

汉武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仲舒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旋至之立效，则尧、舜、禹、汤之所为兢惕畏慎者终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岂能治哉！

以乐论治可也，求治而以乐为先，钟鼓管弦之存，何救于德之败乎﹖而仲舒亦以乐为先，躬行之实废矣。又终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讳也。

汉武动民于干戈，习俗于奸诈，仲舒虽能泛然讽导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内。

居君子位，为庶人行，诚后世通患。然师友议论以此自责则可，以此教人主、责士大夫则不可。盖人主当化小人以有耻，不当疑君子以无耻也。疑君子以无耻，则人才扫地，不可振矣。

「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凡正言之理无不具，而隐显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为经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后人所以为文也。若夫穷虑殚词，以无为有，自处于妄而后反之正，此违于经而谬于文，《上林》、《大人》诸赋是也。

汉世以术数操纵为吏，赵广汉尤为民所称。强家巨姓，盗夺纵横，自古皆有，必待有以胜之而后能使小民得职，则周公教康叔，成王命君陈，皆无用矣。若后世吏术不明，妄以廉明自许，但欲其下重足敛迹而善恶颠倒者，又广汉之徒所不为。

王嘉有云：「慎己之所独向，察众人之所共疑。」可谓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学饰吏事，心诚好之，而本质克治不尽。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过不专在人主也。

郑玄虽曰「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然不过能折衷众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见圣贤藩墙！

锺离意《疏》：「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鹿鸣》之诗必言燕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难。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内，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虽春秋时尚然。及苏、张资揣摩之学，韩、彭起飘扬之思，张骞、陈汤凿空外国，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开西域，其后愈降，分内者枯竭不继，如济水之绝，分外者诞漫不，如幻人之奏，俱无用矣。

乐恢诮杜安「干人主以窥踰」，孟子所谓龙断、穿窬者也。孟子以后至西汉，未有达此理者。西汉末，节士始渐知之。王良之友所谓「屑屑不惮烦」，所以成东汉之俗。

仲长统二诗，放弃规检，以适己情，自是风雅坏，而建安、黄初之体出。

崔实《政论》绝无义，其大意不过病季世宽弛，欲以威刑肃之，不知乱亡之证不在此。

黄叔度为后世颜子。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汉人不知学，而叔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

以善形恶，自是义理中偏侧之累，故孟子谓「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东汉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敝法之上，以胜天下之不肖，宜其累发而累挫也。

吴佑、延笃，进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愿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处，则寡怨而远罪矣。如佑与笃，未尝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乱世，率是道也。

党锢之祸，实由太学，盖是时诸生三万余矣。唐、虞、三代之为学，其君皆圣贤，以身所行，与士相长，取材任官，又与相治。后世不然，如贾、董之流，尚不知人主当自化，而徒欲立学以化人，如明帝始终以学为重，然褊察无宏裕之益，其意谓不迁怒、不贰过，惟用之诸生而已，此知劝学而不知明义之过也。况翟酺、左雄，止要盖千百闲好屋，使四方游士自来自去，于人主好尚，国家教养，了无干涉，师门徒者踵陋习，希辟召者养虚声，贤否相蒙，名实相冒，激成大难，皆太学为之。至鸿都，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逞趋利者争从之，士心益蠹，而汉亡矣。群聚天下学者，使之极盛，而人主庸騃，视为赘疣身外之物，其势固必至此。故予以为，群萃州处，非管仲语。若人主不自为学，徒设学以教之，欣厌不同，忿心欻起，小则为然明之毁，大则为东汉之禁。

彭城王据《玺书》：「『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古人垂诰乃至于此。」「常虑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则德明矣。开心所以为塞者而通之，则心夷矣。慎行所以为尤者而修之，则行全矣。」此作诏者，非能解释义理，而言与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末世所谓度内者，皆愚儒；所谓度外者，皆群不逞。安得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从杨阜、高堂隆之谏节减宫室，而欲传苏林、秦静之业课试学者，缓其实而急其华，汉武帝误之也。

亨国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广狭。孙权残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司马德操谓：「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自末世，揣时变者负算略，语世事者极纵横，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废焉。德操所谓俊杰，幸有亮在，然犹未免于纵横。法正之流，勿数可也。

诸葛亮、庞统以诈取刘璋，所谓识时务者欤﹖如此俊杰，比之古人，更当吉蠲以荐明德。

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当更有事。

「司马徽釆桑树上坐，庞统树下共语，自画至夜」。微行懿筐之闲，乃有王霸之略，足以乐而忘忧，贫贱诚不能为士累也。

「晋永宁元年，自正月至闰月，五星互经天」。当是时，天下之乱固大。然《左传》叔兴既占齐、鲁、宋事无不验，又言「君失问，吉凶由人」。盖先王旧学，天不胜人，叔兴尚有闻也。然自此占验终胜，而人道不立，故予以为五星互经天，虽变异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复，犹不当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职，君之所得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为，必以归于君，此古今通义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禹戒以亦自听览，无专畀臣下，安于纵逸也。然陶以为，「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则是君终不当自为也。靖郭君劝齐宣王：「五官之政，日听数览。」既而厌之，靖郭君由是得专齐权。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相犹无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与人，君相之职兼失矣。始皇程书决事，盖不足论。汉高、惠事尽出萧、曹、文、景虽稍自亲，然陈平犹谓「有主者」，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丞相至欲斩邓通、错，尚循古义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项文士，中我相应以分外朝之势。及赵禹、张汤更进，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职涣然离异，君所欲为，不复以命相，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其后尚书权益重，领录出宰相上。魏初，别置秘书，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中书。刘放、孙资、倾动中外，侍中给事黄门，通掌门下，最为禁密。则尚书更是外朝，而中书门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后又有内尚书，由外达尚，转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内决，人主之职，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损，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职任甚简，故学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长，职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谧能道自分界中言语，非耀文华者所能至。

销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学者尤其弛备。然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销兵节次也。则销兵未必非，视其君思治进德何如耳。不然，后世忘战者岂少邪！

李暠言：「经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此语当记。然所谓勤者，非渔猎搜取、课劳计获而后能也。

晋有正始微言，胜会韵士，至于江左，虽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学者未宜略也。

伊尹谓「肇修人纪」，后世虽不足议此，然周之诸侯，大者秦、楚，小者鲁、卫，传世数十。盖其为国，尚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维持制服之具与之并行，所以久而犹存，不止富贵自身也。李斯首破坏此事，君臣俱得富贵，然亦相随而亡。西汉虽皆李斯余本，但时作一二，有所凭借，故享国麤久，此后无有知者。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恐未必能及。其余君臣上下，自富贵娱乐，一身之外，更无他说，以致国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约叙祓除事，约固非知经。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

「欲者性之烦浊，气之熏蒸」，「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桂怀蠹，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文士中颜延之颇存义理。

西南夷、诃罗、阿罗单、婆达、师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与佛书之行于中国者不异。然则今释氏诸书，是其国俗之常文，中国人不晓，相崇尚以为经耳。微言妙义与夫鬼神之贯通，诚无闲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浅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谓「未闻变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闲，视玄愈下矣。

张融《自序》言：「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言诚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尽人职，必以圣人为师，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见己之所当得者。若随世见闻，转相师习，枝缠叶绕，不能自脱，锢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诸子以儒家、道家、释氏「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自南北分裂，学者以周、孔与佛并行，其言乘异，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学已出于汉，则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区种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然则如韩愈知识，乃是数百年而一有，豪杰之士，何其难也！

中国之学，自不当变于夷。既变而从之，而又以其道贬之，颠倒流转，不复自知。

祖望谨案：此盖指当时之染于禅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谓「真师正在于此」。古者师无误，师即心也，心即师也。非师无心，非心无师。以《左氏》考之，周衰设学而教者，师已有误，故其义理渐差。及至后世，积众师之误，以成一家之学，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遵明此语，殆千载所未发。虽然，师误犹可改，心误不可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礼陆法和，盖畏冥祸。予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成，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闲，而亡果能存，败果能成，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盖人力之所能为，决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数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极原本，追配《雅》、《颂》，只是驰骋于末流，无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乐毅、萧何、诸葛亮、王猛、苏绰。亮地势不足自立，猛无坚凝之功，而绰由晋以后，南北判离，弃华从戎，至是自北而南，变夷为夏，使孔子复出，微管之叹不付余人矣。六条平实无华，自董仲舒，萧望之、刘向、崔寔、王符、仲长统之流，皆论治道，而无一言之几。然则，如绰者亦未易也。

乐逊陈时宜五条，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虽大要不过强兵，亦其国是所定，立论常向上一着，故逊辈能言之。

侯气之术，「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气即应，或中下旬气始应，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纔飞少许」。夫气之必应，灰之必飞，阴阳之情，天地之理当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尽齐者，人道之厚薄，时政之宽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贵于和阴阳，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议，而不知身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规讽，而未极理事之精，彼技术者，焉能测之﹖叩之愈急，其说愈谬。

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窥测。

昔之言月者，谓「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后人相承，遂谓「月无光，因日有光」。月果无光，安能与日并明﹖万物无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则光夺，为日所临，则奄而不明。数术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异。

自战国、秦、汉已言天子气。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气。有气而无德，将为不祥，以祸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宝志、陶弘景，号达者，陆法和已下矣，然皆验。予谓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数之末，竟堕术士之口，若圣人御世，彼恶得而谶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齐。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汉以后，稍号平时者，法无不宽，其君之薄德者，无不苛。则叔向所云「不为刑辟」，固非高远不切之论也。世道之衰，虽缘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样子，不敢转，如子产者是也。

「河出《图》，洛出《书》」，孔子之前已有此论，而其后遂有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学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虽焚纤，而妄称祥瑞，又甚于谶。

立言非专为文，言之支流派别散而为文，则言已亡，言亡而大义息矣。欧阳公乃通以后世文字为言，而以立言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为言矣。

祖望谨案：此说与温公语异而同。

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材虽多，不能救。

《儒林》称「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华，或穷枝叶，」此甚不然。英华即枝叶也。使其是，则溯枝叶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后知言，知言则无章句。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虽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义言之，只谓之反，今乃美其名曰「义兵」！唐人义之可也，后世亦从而义之，可乎﹖范氏谓「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独创业不正，无以示后。夫济世拨乱，必不志于利。今朝为匹夫，暮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禅，不受九锡，范氏谓其「虽不能如三代，而优于魏、晋」，此亦后世大议论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视其德，天下虽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谓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炀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

尧、舜、三代之统既绝，不得不推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汤、武不忍桀、纣之乱，起而灭之、犹以不免用兵有惭德，谓之功则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复旧物，犹是一理。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若便说向汤、武，大义一差，无所准程，万世之大患也。

长孙无忌、褚遂良转导无法，方武氏从感业寺再入，不能引礼廷诤以绝其萌，至于夺嫡，然后言其托体先帝，将何及也！

李德裕论韦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说，其言「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从令者死」，令之严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却不以为证据。若不顺民心，遽从而杀之，可乎﹖制置职业，虽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议，然须制置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