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食货志

自序

三国时代，中国历史上之剧变期而上古与中古之分野也。在此期内，政治上之剧变为统一之破坏，社会上之剧变为阶级之构成，民族上之剧变为汉族之失势与异族势力之膨胀，思想上之剧变为儒学之就衰与佛老思想之普遍，经济上之剧变为人口之锐减、奴客生产之盛行、公有土地之增加、钱法之紊乱、旧有大都市之萧条、与商业之不振，凡此种种剧变，皆足划分时代而具有历史上之价值。斯篇之作，不过略述三国时代公私经济之状况，籍明其时经济上之剧变而已。

学者每以汉献帝逊位之年为三国时代之始，此由迷於朝代之断限而不明时代性也，其实三国时代应托始献帝即位之岁即中平六年。（一八九）由中平六年至献帝逊位之年，（延康元年二二○）为群雄割据期，亦即三国时代之初，由魏文帝受禅（黄初元年二二○）至魏元帝灭蜀（景元四年二六三）为三国鼎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本期，由魏灭蜀至晋平吴（太康元年二八○）为南北对立期，亦即三国时代之末期。本篇时之断限，即为一八九—二八○年，惟於初期详曹孙刘而略其他群雄，於末期详吴而略晋。至本篇人地之范围，则为汉族及当时之疆域，意在有重心而免枝蔓耳。本篇采分类叙述法，盖所述之时代既短，而流传至今之史料又稀，分期或分区叙述，实不若分类表述之较明晰。惟於分类表述中仍略寓分期分区之意，庶免以偏概全之弊。至本篇之所取材，多为通行旧籍，已於篇中随处标明书名篇名，兹不赘举。又本篇系在邵阳李剑农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特声明以致谢意云。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安岳陶元珍自序於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

一、户口

汉桓帝、永寿三年（一五七），中国户口数达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

晋书地理志：「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至於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二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侯康後汉书补注续以下「二」字为「户」字之误，是也。）

案：通典食货典及通志食货略所载永寿三年户口数，均与晋书地理志相符，文献通考户口考则据续汉书郡国志注，马端临自注谓与通典未知孰是。余意晋书所载数字较近情理，续汉书郡国志往所载数字，平均每户仅三口略强，当有讹误，永寿二年亦当系三年之譌，兹从晋书。（晋书当亦据帝王世纪，帝王世纪本文当与晋书相符，续汉书郡国志注之「六百七万」，当系「六十七万」之譌，「九百六」、「九」上当脱「七千」二字、「八」下当脱「十」字，「五千六万」、「六」下当脱「百四十八」四字，吾人不能以续汉志注时代较晋书为早遂笃信之也。）

至晋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则降至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口，

晋书地理志：「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八百四十」、通典食货典无「十」字。）

其间中国户口之锐减，可以概见。此次之户口减耗，盖在三国初期，即汉献帝时，

後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吕及今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於亡新之时也。」

魏志张绣传「从破袁谭於南皮，复增邑，凡二千户。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有未满千户者，而锈特多。」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馀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晋书山涛传载涛子前所上疏有云：「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其时人口减少之原因，语其要者，厥有数端。

1、杀戮

魏志董卓传：「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

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魏志武帝纪建安五年注引献帝起居注：「公上言……：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级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馀级，辎重财物巨亿。」

2、饥饿

魏志王和传注：「（任）昭先名嘏，别传曰……父旌字子屿，以至行称，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

魏志司马朗传：「久之，关东兵散，太祖与吕布相持於濮阳，朗乃将家还温，时岁大饥，人相食。」

魏志董卓传：「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机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魏志袁术传：「术……遂僭号，……荒侈滋甚，後宫数百，皆服绮縠，馀梁肉，而士卒冻馁，江准间空尽，人民相食。」

魏志卢毓传：「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魏志夏侯渊传注引魏略：「时兖豫大乱，渊以饥乏，弃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

魏志武帝纪建安四年注引魏略：「王忠扶风人，少为亭长，三辅乱，忠饥乏啖人。……五官将知忠尝啖人，因从驾出行，令俳取冢间髑髅系著忠马鞍以为欢笑。」

魏志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少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莲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後采蓬，初等到家，而啖人贼数十人已略其母以绳贯其手掌驱去。……」

3、疾疫

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土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牢，时年四十七。遗命布衣幅巾，敛以时服。」

魏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

魏志王粲传：「（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徐）干（陈）琳（刘）桢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案：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染疫死者必甚众，魏志管宁传注引魏略调建安十六年关中乱，焦先窜居河渚间，大阳长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魏略所谓後有疫病，当即记建安二十二年之大疫。

及三国本期，大乱略定，户口数较三国初期锐减之後，渐有增加，惟其增加率仍不甚高，故魏明帝时翻诸臣尚竞以人少为言，

魏志陈群传：「青龙中，营治官室，百姓失农时。群上疏曰，……况今丧乱之後，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魏志蒋济传：「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官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日，……今虽有十二州，至於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

魏志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魏元帝时，魏蜀之户数合计，尚仅九十馀万，口数合计，尚不过五百数十万。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九十一」通典作「八十一」）

通典食货典：「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迨至三国末期，则户口大增，遂有晋初之盛，

通典食货典：「蜀刘禅炎兴元年，则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是岁魏灭蜀，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

然较诸汉桓帝时，固远有逊色矣。此三国时代户口消长之大略也。

三国初期中国之户口虽一般的趋於减少，而各地减少之程度则至不一致，

晋书庾峻传载苏林谓峻语有云：「邓陵落五六万户，间今裁有数百。」

案：苏林此语约言於魏齐王芳时（峻为博士前），其时颖川鄢陵县之户尚仅数百，则三国初期鄢陵户口之锐减可知，故苏林以峻伯父及父之孩抱经乱幸获保全为峻祖积德所致，此可云极端之例矣。

魏志崔林传注：「魏名臣奏戴安定太守孟达荐（王）雄曰，……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

案：孟达此表上於魏文帝时，其时涿郡领户尚仅三千，仅当永和五年涿郡户数之三十四分之一强，则三国初期涿郡户口减耗之惊人，不待言已。

魏志苏则传注：「魏名臣奏载文帝令问雍州刺史张既日，试守金城太守苏则……之功效为可加爵邑未邪？既答曰，金城郡苦为韩遂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阻寇乱，户不满五百。则到官，内抚雕残，外鸠离散，今见户千馀。……」

案：续汉书郡国志金城郡永和五年户数为三千八百五十八，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曹操析金城地置西平郡，假定西平郡分去金城郡户数之半，则析去西平郡之金城郡之户数，盖仅当永和五年金城郡户数之半之三分之一也。

魏志杜畿传：「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

案：杜畿此语言於高干反时，约在建安十年十一年之间，时河东尚未分置平阳郡，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河东郡有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则至建安十年顷，实减去三分之二矣，此三分之二户数当大部减耗於初平元年以後也。

晋书地理志：「丹阳郡，汉置，统县十一，户五万一千五百。」又「宣城郡……户二万三千五百。」又「新安郡．……户五千。」

案：上三郡略等於汉丹阳郡之旧壤，太康元年户数之和为八万户，据续汉书郡国志永和五年丹阳郡户数为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两者相较，仅减去七分之三弱。丹阳户口之减耗，自在三国初期，丹阳旧壤之户数，在三国初期减耗後当较太康元年时为少，惟与永和五年较，其减耗率必不如前述涿郡金城河东鄢陵诸郡县之惊人。後举诸地三国初期之减耗率，均可由太康元年户数推计，不再阐释。

晋书地理志：「吴郡……户二万五千。」又「吴兴郡……户二万四千。」又「毗陵郡……户一万二千。」续汉书郡国志：「吴郡……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

案：前举晋吴郡吴兴毗陵三郡，略等於汉吴郡之旧壤。

晋书地理志：「会稽郡……户三万。」又「东阳郡……户一万二千。」又「临海郡……户一万八千。」又「建安郡……户四千三百。」又「建安郡……户四千三百。」

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户十二万三千九十。」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之会稽东阳临海建安晋安五郡，略等於续汉书郡国志之会稽郡地。

晋书地理志：「蜀郡……户五万。」又「汶山郡……户一万六千。」

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之蜀郡汶山二郡，等於续汉书郡国志之蜀郡地。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成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晋书地理志：「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将家於济河北，故改为济岷郡，而太康地理志无此郡名。」华阳国志大同志谓魏咸熙元年「内移蜀之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於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蜀人北移者当大部为蜀郡人，吾人不能据太康元年户数断言三国初期蜀郡户口之减耗率甚高。

盖各地所受乱事之损害，轻重不一，受乱事损害较轻之地，死亡率自较低，而又有他地之人避乱移入，足资弥补，受乱事损害较重之地，死亡率自较高，而避乱移至他地者复多，故三国初期各地户口之减少率极不一致也。大体言之，中国北部（略等於曹氏所据之地）之减少率较高，而南部（略等於孙氏及刘氏所据之地）及东北部（公孙氏所据之地）之减少率则较低，

吴志朱治传注：「江表传载治说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箫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案：朱治此语言於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荆州後，「中国」犹「中原」之谓。

翻志辛毗传：「（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日，……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案：辛毗所谓天下，亦不过指魏之领域而已。

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魏兴，承大乱之後，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蜀志诸葛亮传载亮对刘备语有云：「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

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统说备曰，……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

吴志鲁肃传注引吴书载肃语有云：「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全三国文卷五十六载刘镇南碑碑文谓刘表「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于时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人民死丧，百遣二三，而君保完万里，至於沧海。」碑文又日：「劝穑务农，以田以渔，稌粟红腐，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

案：蜀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是荆州在赤壁战後，富庶远不如前，然较诸北土，恐仍为乐国也。（江夏及南郡之北部当较荒残）

续汉书郡国志：「南海郡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苍梧郡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合浦郡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九真郡五城，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日南郡五城，户万八千二百六十三。……」

晋书地理志：「合浦郡……户二千。……九真郡……户三千。……日南郡……户六百。……南海郡……户九千五百。……临贺郡……户二千五百。……苍梧郡……户七千七百。……高凉郡……户二千。……高兴郡……户一千二百。」

案：前举晋书地理志中诸郡，略等从前举续汉书郡国志中诸郡地，太康元年户数仅当永和五年户数之十分之一略强，其实减少程度并不若是之甚，盖岭南之地异族多而汉族少，此等异族之昔为编户者，多匿处深山，故户籍上之数字遂形减少耳。吴志陆凯弟胤传日：「贼帅百馀人，民五万馀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城清泰。」此可证三国时交州异族放逸山险者之众也。交州之苍梧郁林二郡於建安十六年即为孙权所得，其割据交趾等四郡之士氏兄弟，亦於同年归附孙氏。（吴志步骘传）．

续汉书郡国志：「辽东郡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又「玄菟郡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又「乐浪郡十八城，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辽东属国户口不详）

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懿於景初二年平远东，「收户四万，口三十馀万。」

案：公孙氏所据之地，为前举之三郡及辽东属国，（东莱诸县乃暂时的）辽东属国户口数续汉书虽未载，其数当不甚多，景初二年公孙氏尚有户四万口三十馀万，可知三国初期东北部人口之减耗甚微，盖永和五年东北部之口数亦不过四十万左右也。

故司马懿甫平辽即东创下令听北部人之流寓辽东者还其故乡，

晋书宣帝纪调宣帝平辽东後下令曰：「……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

魏甫灭蜀即以重利募蜀人内移，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咸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

晋甫灭吴亦即奖请吴人渡江北徙，

晋书武帝纪太康元年：「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於寿阳，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皆足证北部人少之恐慌多年尚未纾也。

案：北部人口之锐减，固由遭乱死亡者多，亦由迁入南部及东北部者众，东汉末（三国初期）北部人之南迁之事实，别详於拙作东汉末中国北部汉族南迁考，东汉末北部人之东北迁之事实，读者可参看缪凤林氏评东北史纲卷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创刊号）兹不赘述。

三国初期各地户口减耗程度之不同，使固有之人口分布状况大为变更。景元四年魏蜀通计有九十四万馀户，而蜀有二十八万户，其年吴之户数，史无记载，至少当有三十馀万户。吴蜀户数之和竟约略与魏之户数相等，或竟超过之，换言之，即当时南部之户数与北部之户数几不相上下，诚所谓空前之状况矣。

案：景元四年魏平均每户六口强，蜀平均每户不满四口，蜀之口数比较不近情理，故专以户数作比较之标准，户难隐藏，口易逃匿，户数或反较口数为确实也。

北部诸地以冀州之户口为最多，

魏志崔琰传：「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

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魏志社畿传载畿子恕疏有云：「冀州户口最多。」

案：社恕此疏上於魏明帝时。

南部蜀之领域内当以蜀郡之户口为最多。

蜀志吕乂传：「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

吴之领域内当以丹阳郡之户口为最多。

案：就晋书地理志所载丹阳宣城二郡户数可以概见。

三国时户口之减耗情形，及其分布状况，大略具於是矣。

二、劳 动

三国时人口之稀少既如上述，而不生产之分子则较汉时或有增无减，所谓不生产之分子，如将士、官吏、妃嫔、伎妾、豪强，皆其甚著者也。魏之将土，极盛时当不下六七十万人，

晋书文帝纪载诸葛诞作乱时司马昭所上表有云：「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案：合此外将士计之，当不下六七十万人。

蜀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十数万人，

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有云：「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休，在者八万。」

案：裴松之谓「亮既出战场，本无久住之规，而方休兵还蜀，皆非经通之言。」其说良是，惟郭冲谓亮兵在祁山者八万，当为事实，则合留守者计之，不下十数万人矣。

及蜀之亡，有将士十万二千人，

蜀志後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带甲将士十万二千。」

吴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三十万人，

吴志诸葛恪传：「於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案：合留守者计之，当不下三十万人。

及吴之亡，有众二十三万人，

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浚收其图籍，……兵二十三万。」

合魏蜀吴之兵计之，当不下百万人。此犹就三国本期及末期而言，若在三国初期，群雄之兵当不可以数计。三国时之将士，多以军事为其本业，在社会中构成一种阶级，如魏所谓「士」，即有特殊之涵义，盖指世为兵者而言，士之家庭称曰「士家」，

魏志辛毗传：「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

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载晋武帝伐吴诏：「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晋书四夷传北狄匈奴：「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栩，於平阳已北，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

士之子称曰「士息」，

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是後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

士之女称曰「士女」，必嫁士家，

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得 妇者未必有欢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

士为侯，其妻始不复配嫁，

魏志锺县传：「爽既诛，入为御史中丞，（谓繇子毓）侍中，廷尉，听君父既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繇所创也。」

土徇公死难，有得除士名子孙不复为士著，然不多觏，

魏志三少帝纪济王芳嘉平六年：「春二月已丑，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诏曰，……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故三国时之将士，除所谓屯田兵外，皆可目为不生产分子，盖被等之从事耕稼，不过系作业馀之劳动也。

魏官吏之数，史未详载，其郎官及司徒领吏约有二万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