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食货志

生瘿。」

三国职官表：「典农属大司农，见司马芝传。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日，……明帝从之。可以见当时典农之制。又曹爽传注魏略桓范传，桓范为大司农，谓爽弟羲曰，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而大司农印章在我，亦典农属大司农之证。」

典农所部农民最初多系募集而得定居之後，当遂世为「典农部民」矣。

魏志袁涣传：「拜为沛南部都尉，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魏志仓慈传：「仓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为郡吏，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於淮南，以慈为绥集邓尉.

魏志国渊传：「太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士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厦丰实。」

魏志邓艾传注引世语：「邓艾少为襄城典农部民，与石苞皆年十二三。」

诸典农所领部民之数目，及垦田面积，虽难确知，然就各郡国农部可通贡举一点观之，知典农部民必不甚少，

魏志裴潜传：「文帝践阼，入为散骑常待，出为魏郡颖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

更就何晏等所私割之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已达数百顷一点观之，知诸典农部之垦田必甚广也。

魏志曹真传：「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

诸典农所领者，尚不过民恳屯田，魏之军垦屯田亦甚发达，最著者莫如邓艾所建之准上屯田，田兵至五万人，垦田至二三万顷，规模亦可谓钜矣。

魏志邓艾传：「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准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体，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准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

晋书食货志：。遂北临准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馀里。（校注）通典二沘作泚。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准颖。大治诸陂於颖南颖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校注）通典二作三万顷（校注本卷二十六页十）

魏亡前一年罢典农官，

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成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宜以均政投，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

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案：晋武帝於成熙二年受禅，改元泰始，时魏已罢诸典农矣，晋书所记恐即咸熙元年事，兹从魏志。

然不过罢其官弗设而已，诸典农旧所领田，决不至随而荒废也。吴之屯田事业亦颇发达，於诸郡县间置农官，

吴志华窍传：「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

宋书州郡志：「吴省丹阳之江乘县典农都尉，时又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都尉。」

而新都及吴郡之屯田者各达数万口，

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

惟较魏自应有逊色也。

蜀之屯田事业似远不及魏吴，虽有督农之官，当仅设於汉中一郡，

蜀志吕乂传：「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三国职官表：「蜀置督农供继军粮，屯汉中，他郡无老。」

案：蜀志蒋功传有「督农杨敏」，当亦屯汉中。

诸葛亮之使军士杂耕渭滨，乃顿兵敌境时之权宜之计，

蜀志诸葛亮传：「亮每患粮不继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姜维之种麦沓中，欲避内遇故尔，

蜀志姜维传：「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又注引华阳国志：「後主敕（黄）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杳中种麦，以避内逼尔。」

盖蜀本天府，颇无屯田之必要也。

三国时之新兴水利事业亦以魏最为发达，其陂渠之著者，有太寿陂

魏志夏侯惇传：「复领陈留济阴太守，……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

魏志刘馥传：「後孙策所置庐江太守李述攻杀扬州刺史严象，庐江梅乾雷给陈兰等聚众数万在江淮间，郡县残破。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前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於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水经肥水注：「肥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与吴将张休战於芍陂，即此处也。」

太平寰字记卷百二十七：「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又卷百二十六：「七们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又卷百二十五：「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陂祠，刘馥开吴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潜山庙在陂侧，因指名以祀焉。」

三国志旁证卷十三，「刘敞七门庙记云，嘉佑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考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日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

郑陂，

魏志郑浑传：「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属水涝，百姓饥乏。浑於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日，地势洿下，宜灌溉，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

魏志贾逵传：「大军出征，……至谯，以逵为豫州刺史。……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弋阳陂。

戾陵堨车箱渠，

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有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时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遗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由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前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合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

淮阳渠百尺渠及预水南北诸陂，

晋书宣帝纪正始四年：「帝以灭贼之要在於积谷，乃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於颖之南北。」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成国渠临晋陂等。

晋书宣帝纪：「青龙元年，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焉。」又食货志：「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馀顷，国以充实焉。」

诸陂渠皆官所兴修，灌溉控制权握於政府之手，故邓艾省西方所需之水引溉东方，有若挹注焉。

注：参看魏志邓艾传及晋书食货志。

吴蜀之新兴水利事业并不足称，吴作浦里塘毫无功绩，

吴志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调百官会议，成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

吴志陆凯传：「建衡元年，疾病，昭遣中书令董朝问所欲言，凯陈……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欢复严密故迹，亦不可听。……」

蜀不过守李冰之成业而已。

水经注：「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水旱从人，世号陆海。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发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渐则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晋书食货志载社预疏有云：「自顷户口日增，而坡堨岁决，（校注）通典二引堨作堰，下文同。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业，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疗不下润，故每有雨水，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岱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臣以为与其失当，宁泻之不滀。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其汉氏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

案：杜预此疏上於晋武帝咸宁三年顷，疏上，朝廷从之。杜疏极言陂堨之害，系对兖豫诸陂而发，据水经鲍丘水注载刘靖碑文谓「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是晋惠帝时戾陵堨亦发生水患矣。又碑文谓景元三年，诏以民食转广，陆费不瞻，遗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盖以戾陵揭灌田仅二千顷，而所封地达百馀万亩，殊嫌太不经济故尔。（参看前引）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动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陂堨之岁劳民如此。

然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至宋时濯溉之利尚溥，则魏之诸陂固亦有利及数百千年之後者矣。

注：参看前引太平寰宇记及三国志旁证。

三国时之耕种方法，较前似无若何之进步，而北部承丧乱之後，开辟草莱，喜火耕而水耨，是反较前退步矣。

晋书食贷志载杜预疏有云：「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惟用耧犁下种之法，实较前更为普遍也。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赵）基为（敦煌）太守。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滀水，使极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案：用稷犁下种之法，始於赵过。齐民要术引崔实政论曰：「武帝以销过为搜粟尉尉，数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齐民要术注曰：「按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迤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两脚耧种陇穊，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崔寔所述赵过之法，乃种法，与汉书食货志赵过之耕法不同，故云日种一顷。下种须略深，庶免种子为雀鸟所啄食，故田虽已耕，下种时仍须起土。赵过用特制之犁（质当较耕犁为轻，故一牛曳之已足。）与耧合成一体，兼有起土下种之用，故但须一人将之。崔寔时辽东之人尚不知此种种法，下种时用耕犁起土，耕犁较重，须用二牛曳之，并须用二人牵牛以增牛力，（汉书食货志述赵过耕法，「用耦犁，二牛三人。」三人之任务，当即二人牵牛，一人将耕。）而耧与革又不合为一体，故另须二人挽耧，一人下种，共用二牛六人。二牛六人尚仅日种二十五亩者。过所制耧犁合为一体之下种器，应略如後世之耧车，农政全书卷二十一述耧钟车之制曰：「其制……两足中虚，关合一拢，横桃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种随犁下，故其速度绝非辽东之拙法所能比拟，不仅所用人牛有多少之异，况辽东之耕犁转长四尺，回转相妨，自更废时矣。汉书食货志谓赵过之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足与政论参证。政论三犁共一牛，当系二犁共一牛，齐民要术误引作三耳。汉书食货志调过用耦犁，过所作下种器，其起土部分当仿耕犁为之，不至有三足也。齐民要术注谓二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正足证要术引政论三犁为二犁之误。惟要术注三脚耧应为二脚耧之误，二脚耧却要术注之两脚耧也。皇甫隆时敦煌人尚不知用耧犁下种耳，非不知犁耕也。魏略所谓耧犁，即赵过所发明之下种器也。

三国时衍溉之法亦较前更为普遍，

注：参看前引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魏略谓敦煌民常灌溉滀水，使田极濡洽，然後乃耕，当犹令人滀冬水田，其用水之量较多，自不甚经济也。

又翻车戽水之法，当亦於此时应用於农事，惟恐尚不甚通行耳。

後汉书宦者传谓灵帝令毕岚「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案：渴乌当即今所谓虹吸。

魏志杜夔传注：「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居京都，城内有坡可为囿，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异也。：．…」

案：翻车自非马钧所创，惟毕岚但作之以洒道路，钧则应用之以灌园囿，较毕岚更进一步矣。度必更有人应用之以溉田者，惟恐尚不甚通行可。

三国时稻田每亩之收获量，亦颇足言。南部之田，有亩收粟约五六斛者，

吴志钟离牧传：「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临熟，县民有认识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民战惧，率妻子耆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案：以六十斛米推计，共约收一百二十斛粟，平均每亩约收粟五六斛。

有亩收十五斛或三十斛者，

华阳国志卷三：「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

其在北部，亩收十斛者即为良田，

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

而通肥硗之率，亩约收三斛，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人，令亩收三斗，斛取一斛，未为甚多。」（饶当为硗之譌。）

有亩收十馀斛或数十斛者，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馀斛，水田收数十斛。」

区种之地，亩可收至百馀斛，则每亩收获量之最丰者也，惟区种并非常法耳。

嵇康养生论：「：…．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

三国初期，北部受乱事影响，田多荒废，兴垦者多仅上田，放收获量较丰，厥後务广顷亩，田遂有所收不足偿种者矣。

後汉书仲长统传昌言损益篇：「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注：「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

晋书傅玄传载玄疏有云：「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

自犁耕发明，牛遂成为农业之原动力。三国时北部殊感耕牛不足之恐慌，盖初期饥荒之际，人且相食，牛自不能幸免，又战争频繁，需牛转运，牛之任重致远者多，曳犁事田者自少也。故卫觊建议官市犁牛以给民之归关中者，

魏志卫觊传：「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

杜畿之为河东太守，课民畜牸牛车马，

魏志杜畿传：「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走，少减耗，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由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劝农，家家丰实。」（郭璞尔雅注牝马为草马。）

颜斐之为京兆太守，课民畜猪狗以买牛，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黄初初转为黄门侍郎，复为京兆太守。始京兆从马超破後，民人多不专於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

至晋初，充豫之业水田者，尚多无牛犊，而其时种牛每头之价，竟约值谷二百斛焉。

晋书食货志载杜预咸宁三年疏有云：「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兖豫）将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头责三百斛，是为化无用之宝，得运水次成谷七百万斛，此父数年後之益也。」

案：校注谓「头责三百斛当作二百斛」，是也。

以余揣之，北部因耕牛不足，对旧传之犁耕方式，应有变更。据汉书食贷志，赵过之耕法系用耦犁，二牛曳之，在牛少之时，农人得一牛已不易，安能必具二牛，当遂废耦犁不用，但以一牛曳一犁，而在南部则似仍用耦犁二牛之法，故孙权报陆逊之语，谓以八牛为四耦焉。

吴志孙权传：「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

三国时南部之果园业，似较前发达，甘橘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利亦可谓厚矣。

吴志孙休传入安元年注引襄阳记谓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馀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恒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若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晋咸康中，其宅址枯树犹存。」

案：太史公但云江陵千树橘，今则种橘之利及於武陵之龙阳矣。

三国时魏之刺史郡守多有具振兴农业之功绩者，

魏志卷十五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传评曰：「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於外，非若故时司察之而已。太祖创基，迄终魏业，此皆其流称誉有名实者也。……」

魏志卷十六任峻苏则杜畿郑浑仓慈传评白：「任峻始兴义兵以归太祖，辟土殖谷，仓廪盈溢，庸绩致矣。苏则威以平乱，既政事之良，：．…杜畿宽猛克济，惠以康民，郑浑仓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

案：前举十一人，除司马朗张既温恢仓慈外，其馀诸人振兴农业之功绩，皆见其本传。任峻虽未为太守，其典农中郎将之职实略同太守也。

刘馥诸人事迹多已略见於前，兹更学徐邈之事以示良吏与农业之关系云尔。

魏志徐邈传：「明帝……以邈为凉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

五、货币与物价

三国时钱法至为紊乱。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钱品恶劣，致物价踊贵，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後汉书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

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及坏五外线，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後钱货不行。」

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二引三辅故事：「董卓坏铜人十枚为小钱熨斗。」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兹摹於後以资参考。又袁宏後汉纪曰：「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虡以为钱，皆不成文，更铸五铢钱，文章轮廓，不可把持，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百万。」愚谓更铸五铢下应脱「为小」二字；钱下应脱「无」字。

及曹操为相，乃罢小钱还用五铢，惟少所增铸，仍不足以济当时之用。

晋书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