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食货志

食货志，「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後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蜀值百钱十二。面文为值百五铢四字者七，内背无文者二，背好上有二字者一，背好下有二字者一，背好上有 字音一，背好右有 者一，背好左有 字者一。面文为直百二字者五，内背无文者三，（有一枚面文直字在左百字在右。）背好上有 左有 者一，背文为五铢二字者一。兹择摹数图於前。蜀诸值百钱大小文字既不一致，自非一时铸成，亦不必尽为官铸。刘备最初所铸者当系直百五铢，值百五铢意犹谓直五铢钱一百，非谓直百钱而重五铢。旧谱云，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余意初铸当百践，其钱自应较五铢为重，不得反轻於五铢，正犹当十铜元虽不抵制钱十枚之重，至少应略重於制钱一枚也。行之既久，续铸者乃更小更轻耳，正犹民国来四川初所行当百铜元，大若银元，质甚重，後所行新一百，大小轻重，仅略等於当十铜元也。通典及洪志均以刘备建安十九年所铸直百钱为文曰直百、径七分、重四铢者，是不必然。径七分重四铢之值百钱，盖後铸者耳。备最初所铸者，应为经约一寸一分、重约八铢、文曰直百五铢（不当读为五铢直百）者也。

曹操既复五铢，疑後更废之，故曹丕又复五铢，

魏志文帝纪：「春三月，……初复五铢钱。」

丕旋以谷贵复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

魏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春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

曹叡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间有所改创云。

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增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吴之恶货币殊足惊人。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

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值，设盗铸之科。」

吴志朱据传：「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後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懿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於杖下。」

李宝全三国志平议曰：「吕懿疑据实取者，盖当时有当五百及实钱之别。」

通典食货志：「吴孙权嘉平（平乃禾之譌）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案：古泉汇有吴当五百大钱图，兹摩於後以供参考。

赤乌元年复铸当千大钱，较蜀之当百钱尤为名不副实，

吴志孙权传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典企货典：「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

案：古泉汇利集卷五图有吴当千大钱四，面文均为大泉当千，背均无文，大小不等。兹摹其最大者及最小者於後以供参考，最小者或系私铸也。泉布统志卷三图有吴当千大钱二，大小不等，孟麟谓小者疑孙皓铸，非是。

至赤乌九年，孙权以民多不以大钱为便，乃下诏罢之云。

吴志孙1权传赤乌九年江引江表传：「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吴铸大钱至晋元帝时尚多被通用，惟其值远低於面文矣。

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

案：大者当指当千钱，中者当指当五百线。通典食货典「孙氏」下多「赤乌」二字，当系杜佑臆加。晋元帝时所用孙氏旧钱，应不仅赤乌所铸，即嘉禾所铸当五百钱，当亦通用也。

蜀自刘备於建安十九年始铸直百钱，续铸之直百钱甚多，其面文为直百五铢、背好右有为字者，当系犍为郡所铸，知蜀之铸钱不限在一地也。

注：参看前引蜀志刘巴传注後案语。

蜀又铸有传形五铢钱，则与直百钱并行者也。

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

古泉汇利集卷五：「传形五铢，顾烜董遹两钱谱俱言蜀汉铸。」

案：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於次以供参考。

三国时金属货币似不甚通行，而非金属货币则反甚通用。非金属货币如丝织物、谷物、食盐之类，皆其甚著者也。

魏志曹洪传注引魏略：「文帝在东宫，当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

案：贷绢百匹，非欲悉以制衣，盖欲以绢市易他物耳。

魏志田豫传注引魏略：「豫罢官归居魏县，……汝南为具资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资下，太平御览八百十七引有绢相字。

案：汝南人以绢数千匹遗田豫，与馈以金钱固无殊也。

魏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案：千匹五百匹，谓绢也。

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案：绢安足为道路粮，质锡威组一匹，盖备其割截以易日食耳。

全三国文卷四十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绢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吴志锺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案：侯爵及杂缯千匹，正犹所谓金千金邑万户矣。

吴志全琮传：「柔（珠父）当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珠至，皆散用，空船而还。」

吴志朱桓传：「赤乌元年卒，…家无馀财，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丝织物中之绢，盖几取钱之地位而代之。故如人口价之变动，橘树之收益，均以绢匹计，

注：参看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别传记人口价由十六匹涨至六十匹。又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记谓李衡估计橘树之利，每株岁可收绢一匹。

又如石崇奴券乃模拟王褒僮约之作，而其记奴价则与僮约有钱绢之异，

全汉文卷四十二王褒僮约：「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买万五千。」

全晋文卷三十三石崇奴券：「余元康之际出在荣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嘵嘵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组百匹。」

是至晋惠帝时，钱虽有神之称，绢尚不失为重要之货币也。

案：据魏志文帝纪明帝纪及晋书食货志，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魏明帝太和元年更立五铢钱。实则在黄初二年前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已取得货币之资格，在太和元年後若干年中，谷帛之属并未失去其货币资格。魏志晋书所记不过官样文章耳。又解帛等之具货币功用，不仅限於魏之领域。

三国时金属货币之不甚通行，盖有二因：一由初期大乱中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大失其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属亦遂取得货币资格，

魏志后妃传文昭甄皇后：「彼天下兵乱，加以饥殣，百姓皆宝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日，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宝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一则由恶钱之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故也。三国时之物价，殊鲜见於纪载，兹略举於次以见一班云尔。

魏志董卓传：「更铸为小钱，……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袁宏後汉纪卷二十六谓谷一斛至数百万，误。）

後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

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毅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耜，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瓒）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後汉书刘虞传谓幽部民悦年丰，谷石一千，当系溢美之辞。）

魏志武帝纪兴平元年：「冬十月，太祖至东阿，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被买卖之人口与物无殊）

水经颖水注：「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馀万。」

吴志孙皓传凤皇元年注引江表传：「一犬至直数千匹，御犬率具缨，直钱一万。」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五载晋令日：「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魏时麻价当与此相差无几。）

六、交通与都市

交通之要件有三：一曰交通通路，二曰交通工具，三曰交通动力。

三国时交通通路之新辟，有足述者，即运渠之兴治是也。三国时所兴治之运渠，有睢阳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七年：「遂至浚仪，治睢阳渠。」

淇水新道，

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水经淇水注：「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运。」

平虏渠及泉州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魏志董昭传：「後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稿本曰：「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饶阳县有州理城，晋鲁口城也。公孙渊叛，司马宣王征之，凿滹沱入泒水以运粮，因筑此城。盖滹沱水有鲁沱之名，因号鲁口。一清案：建安十一年，太祖凿渠自滹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则不始於懿，特更修治之耳。」

案：徐绍桢三国志质疑卷二谓泒水应为汾水之譌，实未必然。曹操凿平虏渠盖备征讨乌桓蹋顿之用，蹋顿在辽西塞外，操引滹沱入汾水何为？裴注明谓泒音孤，足证泒字未误。徐氏谓裴氏误读汾为泒，说亦难通。

利漕渠，

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潭水入白沟以通河。」

三国志质疑卷二：「水经浊漳水篇，浊潭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郦注，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潭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日利漕渠。漳津故渎水旧断溪东北出，涓流濗注而已。此利漕渠即引潭水入白沟之渠，其曰清洹而不曰白沟者，淇水篇云，淇水又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郦注，白沟又东北迳罗勒城东，又东北漳水注之，谓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沟淇河成得通称是也.」

讨虏渠，

魏志文帝纪黄初六年：「春……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

贾侯渠，

魏志贾逵传谓逵为豫州刺史时「又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胡质所建诸渠，

魏志胡质传谓质为青徐都督时「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楫。」

邓艾所建漕渠，

魏志邓艾传：「正始二年，乃广开槽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采，泛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破岗渎等。

吴志孙权传赤乌八年：「八月，大赦，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

建康实录卷二赤乌八年：「八月，大赦，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通会市，作邸阁。」

此等运渠虽大半供军事运输之用，固亦具有经济上之价值也。

三国时之交通工具，除舟车外，有新发明之木牛流马，

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於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蜀志後主传建兴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

蜀志後主传建兴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

蜀志诸葛亮传注：「亮集载作木牛流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尺寸之数，……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通典：「亮集督运廖立杜叡胡忠等，从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白马山推己意作木牛流马。」

元和郡县志：「木马山在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之出祁山也，作木牛流马以供运，於此造作，因以名焉。」

全三国文卷六十二载蒲元与丞相诸葛亮牒：「元等辄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双轘，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

张澍诸葛忠武侯故事：「後山丛谭，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高承事物纪原，诸葛亮始造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民间调之江州车子。稗编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饟，盖巴蜀道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按後汉书郡国志巴蜀有江州县，疑亮始作之於江州县，故後人以为名也。澍按：此说袭高承，其实非也。武侯作木牛流马在景谷县，景谷今之广元县地，非江州也。江州水路，运粮不必车，且蜀志引亮作木牛流马法綦详，与独轮车制绝不相类，是高陈唐三说皆误。」

惟木牛流马仅为蜀所利用，且诸葛亮死即无继作者，则亦不过历史上之奇器而已。

舟之舱容五百斛者即为大舟，

吴志孙权传黄武元年注引吴书谓郑泉「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

全三国文卷七载魏文帝与孙权书：「知已选择见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石，从沔水送付樊口。」

其曹丕龙舟王濬楼船之属，乃特制以应行军之需者，非日常转输之具也。车中有所谓鹿车，以人推行，殆若今之小车，惟不必为独轮耳。

魏志司马芝传：「以鹿车推载母，居南方十馀年，躬耕守节。」

三国时之交通动力，仍不外人力、畜力、风力、水力，无足述者。

三国时海上交通颇为发达，就孙氏与公孙氏及高句丽之关系，可见长江下游与东北海上交通之盛况，

魏志公孙度传注：「魏略载渊表……又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

魏志公孙度传注：「吴书载渊表权曰，…．每念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

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国家（指魏）知渊两端，而恐辽东吏民为渊所误，故公文下辽东，因赦之曰，……逆贼孙权……比年以来，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诳诱边民，边民无知，与之交关，长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贺浮舟百艘，沈滞津岸，贸迁有无，既不疑拒，赉以名马，又使宿舒随贺通好。……」

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於成山。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於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三月，遗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宴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举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遗吏兵数百护送舒综。权终不听，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

吴志孙权传嘉禾二年注引吴书：「初张弥许晏等俱到襄平，官属从者四百许人，渊欲图弥晏，先分其人众置辽东诸县，以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疆等议日，吾人远辱国命，自弃於此，与死亡何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後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疆等然之。於是阴相约结，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部中张松所告，赞便会士众闭城门，旦群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时群病疽创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独留守，群捕菜果食之。旦疆别数日，得达句骊王宫，因宣诏於句骊王宫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德。其年，宫遗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举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旦等见权，悲喜不能自胜。权义之，皆拜校尉。间一年，遗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服珍宝。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陈奉前见宫，而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以吴使自效。奉闻之，到还。宫遗主簿笞咨带固等出安平与宏相见。宏即缚得三十馀人质之。宫於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安乃遗咨固奉诏书赐物归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

魏志明帝纪青龙四年：「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青龙四年即吴嘉禾五年。）

案：吴与高句丽之关系，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及缪凤林评东北史纲卷首均未提及，傅固疏陋，缪亦失察矣。

而大秦贾人秦论之远来，足证吴与罗马之海上交通，亦甚盛也。

梁书卷五十四：「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乃径还本国也。」

案：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在嘉禾三年至六年间（二三四-二三七），梁书所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

孙权尝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兵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虽未获至亶洲，卒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志孙权传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吴志陆逊传载逊疏有云：「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洲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

机又尝遗聂友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吴志孙权传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

吴志陆凯传：「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

而扶南林邑堂明诸王皆入贡於吴，

吴志吕岱传：「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遗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吴志孙权传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遗使献乐人及方物。」

吴之海上发展，盖迈轶东汉矣。

魏与倭人之关系，亦远较汉与倭人之关系为密，综计景初二年至正始八年十年中，倭使四至魏魏使再至倭焉。

魏志东夷传倭人：「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又：「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赉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又：「其四年（正始四年），倭王复遗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緜、衣、帛、布、丹木 、短弓矢。」又：「其六年（正始六年），诏赐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正始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赉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馀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