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

书或称汉史，北海靖王兴传。或称建武注记，马严传。尚未定名为汉记。后来虽编入刘珍等所作书中，此犹班固于太初以前全同太史，未闻有于汉书之下追题马迁之名者，何独怪东观汉记之不题班固耶？及夫刘珍等之奉诏着书也，其地已移于东观，其书有纪，有表，有名臣、节士、案范书北海靖王传云：“平望侯毅与刘珍着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疑史通所谓节士，即列士也。儒林、外戚诸传，至是始具国史之形。盖邓太后意嫌班固所作并建武一代事迹亦未全，其命珍等作汉记，实责以整齐旧闻。故珍等撰成上进时，自当并固等所作苞入其中，珍等亦必有所删润，非直录之而已。李尤传云：“召诣东观。安帝时为谏大夫，受诏与刘珍俱撰汉记。”汉记之名盖始于此。吴志韦曜传载华覈上疏救曜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隋志正史类小序亦云：“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陈宗等共成光武帝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案刘陶，后汉书有传，不言其入东观，此当是刘騊駼之误。伏无忌等相次着述东观，谓之汉记。”其言明白如此。然则着述东观，实自珍等始。汉记之称刘珍等撰，盖汉人旧本所题如此，故自三国至唐，相承无异词。提要乃谓不可以珍等为首，讵当改汉人之旧题，以未入东观之班固为首耶？且提要此篇所举汉记撰人姓名，仅以史通正史篇为主，并后汉书及史通他篇亦检阅未周，故不能完备。范书北海靖王兴传齐武王縯子，附縯传后。云：“兴子复为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案贾逵曾与修汉史，仅见于此。而张澍养素堂集卷二十书东观汉记后乃曰：“和帝永和时中郎将贾逵，与谏议大夫李尤共撰，安帝永宁时，贾逵又与尚书令刘陶、谒者仆射刘珍、平望侯刘毅共撰。”不知所据何书，俟更详考。马严传援兄子云：“有诏留严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本书卷十马严传略同，亦见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引东观汉记。史通覈才篇亦引传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案杜抚在儒林传内，不言曾与班固共定注记。其文曾不足观。”是与班固等共成纪传者，尚有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四人也。北海靖王兴传又云：“复子騊駼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着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按刘毅，文苑传有传，不言入东观撰汉记。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惟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考范书文苑传不言逸曾着作东观，但云“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而已。知几所谓旧史，盖指谢承、司马彪等书言之，然则与刘珍等俱撰汉记者，又有刘毅、王逸二人。逸事虽不甚着，而华覈及隋志固以珍、毅并举，此皆提要所未详者也。玉海卷四十六云：“安帝永初、永宁间刘珍、騊駼、张衡、李尤等撰集为汉记。”则于史通所举诸人外，又增出张衡。案衡本传云：“永初中刘珍、刘騊駼等着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病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着述，多不详典，时人以为恨。”是珍等虽尝请衡参论，而以珍等旋卒，中辍不行。衡虽自请补缀，亦不见听，故时人以其不得秉史笔为恨。史通覈才篇曰：“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正以衡未尝修史，犹之陈寿不常缀文也。章怀注载衡表自称“臣仰干史职”者，谓太史令耳，本传前已称太史令为史职。非谓史官之职。及至元嘉中伏无忌等奉诏撰集，则衡死已久矣，衡卒于永和四年，下距元嘉凡六年。玉海之说非也。

史通又云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与单于、西羌传，地理志。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范书伏湛传亦云元嘉中桓帝诏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延笃传亦称笃与朱穆、边韶共着作东观，此汉记之再续也。盖至是而史体粗备，乃肇有汉记之名。

案史通正史篇云：“伏无忌与黄景作南单于、西羌传。”南单于者，南匈奴单于也。提要引作“与单于”，盖馆臣笔误耳。殿本阁本皆作“与”，知非手民之误。史通又云：“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大军营司马官名，殊不经见。考之范书崔寔传云：“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着作东观。”盖史通传刻，脱一“将”字，浅人因不知冀为大将军之名，遂妄改为“营”，提要但知循文照录，而不知觉也。至于浦起龙通释谓“孝穆、崇二皇”五字传写讹脱，当作献穆孝崇二皇后，则又非是。黄叔琳训故补不言有讹脱。献穆皇后乃曹操之女，献帝之后，薨于魏景初元年，崔寔等死已久矣，安得为之作传乎？考桓帝纪云：“本初元年闰月，即皇帝位。九月，追尊皇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以其位号出于追尊，故皇而不帝，且不作纪而作传也。起龙不知此事，而欲轻改旧文，妄孰甚焉！史通又云：“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按顺帝即位时，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姓名具见范书宦者孙程传，无郭愿其人，此盖郭镇之误。镇延光中安帝末为尚书，及诛江京，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封定颍侯，事迹附见郭躬传。镇，躬弟子。盖顺帝时功臣甚众，有宦者，有士人，不可胜数，故举孙程、郭镇二人，以概其余耳。提要又不知其误，而反于郑众、蔡伦之上删去一“及”字，则似众、伦二人亦顺帝功臣矣。众卒于安帝元初元年，伦卒于邓太后崩后，盖安帝之建光元年。何其不思之甚哉！又考范书邓禹传云：“阊妻耿氏有节操，邓阊，禹之孙。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着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玉海及张澍书后中均有邓嗣，盖本于此。是与伏无忌等同着书者，又有邓嗣，史通偶遗其名，提要亦不能补也。史通所谓凡百十有四篇者，谓合安帝永初中刘珍、李尤等之所撰，珍于永初中撰集汉记，见张衡传。及桓帝元嘉中伏无忌、黄景、无忌、景及崔寔于元嘉中奉诏，见伏湛传。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之所作，共得百十有四篇耳。其中兼有蔡邕、杨彪之作，说详于后。益以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加目录一篇，新唐志有录一篇。正如隋志着录一百四十三卷之数。古书多以一篇为一卷。知几生于初唐，故其所见之本，与隋志无以异也。所谓“号曰汉记”者，总一百四十二篇言之也。汉记之名，永初中已有之，提要误以为边韶、崔寔、延笃等所作为百十有四篇，故谓至是乃肇有汉记之名，其实史通之意，并不如此。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卷二所考，胜于提要，而言之未甚详明，故更考之如右。所说庸有相合者，振宗云史通谓元嘉时边韶等着作以后，综其书为百十四篇，号曰汉记。汉记之名，实定于安帝时。而非袭取之也，览者当自知之。

史通又云：“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着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有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董卓作乱，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纪。”案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熹平中，植与邕、说并在东观补续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纪。”又引谢承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着者五。”此汉记之三续也。

案史通原文续成十志下云：“会董卓作乱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逸。及在许都，明本无“及”字，此从通释。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魏黄初中，唯着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所谓董卓作乱西迁者，谓初平元年三月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时也。隋书牛弘传云：“孝献徙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载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经籍志序所言董卓之乱云云，即本于此，惟改西京为两京，非是。蔡邕所着汉记之散逸，盖由于此。邕本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志，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案初平三年五月，兴平二年三月、十一月，皆有李傕之乱。董卓传言傕、汜共追乘舆，大战弘农东涧，董承、杨奉军败，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事在兴平二年十一月。据献帝纪。此迁都长安后图书之又一厄也。蔡邕所着，或散于此时，亦未可知。史通所言，与后汉书年月不同，情状亦异。知几盖别有所本，今亦莫详其孰是，要之皆在建安以前耳。邕及杨彪所着，知几似皆未见其书，故并不言篇数，与叙班固、刘珍等异。然灵帝纪即邕所作，而隋志云：“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则灵纪尚存，邕所奏上十志之章，刘昭律历志注载其全篇，不遗一字。在本志末。邕虽有“分别首目，并书章左”之言，实未录其篇目。而章怀注邕传节录其文，末忽多出“有律历志第一、礼志第二、乐志第三、郊祀志第四、天文志第五、车服志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谦以为乃章怀就当时所有者言之，非邕书辞，是也。见集解卷六十下校补。知几与章怀同时，不应所见本有异。然则邕所作纪志，并未全亡，当时虽为王允所恶，未见录以继后史，而隋、唐之际，则其残篇已编入汉记矣。今聚珍本有灵帝纪及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车服志，独天文志全阙耳。杨彪所注记，知几未言其有所亡佚。北堂书钞卷三十四引有东观汉记袁绍传原无“传”字，凡二条：一条言“宾客所归，倾心折节”，一条言“士无贫贱，与之抗礼”。今本无绍传。及今本王允、孔融、蔡邕等传，必出彪手无疑。知几不容不见，而竟不言其篇数，盖与蔡邕残稿，即在刘珍等所撰百十有四篇之内，知几虽未暇检点，然亦知中有邕、彪之作，故补叙之于后，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又案：蔡邕奏上十志章续汉律历志注引作蔡邕戍边上章。云：“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着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度数。”则与邕同撰志者，刘洪之外尚有议郎张华，此亦提要所未知者。华即邕本传所言与邕及杨赐、马日磾、单飏同被召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问灾异者也。

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洛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着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

案后汉书安帝纪云：“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引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提要于出处不详，故复引焉。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曰：“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曰：“哀帝使歆嗣其前业，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言后汉于兰台校定群书，犹依七略之部分也。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隋志序略同。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见后汉书杨终传。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着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着作，竟无他称。”提要之言，全本史通。

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

案新唐志着录此书固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然旧唐志实作一百二十七卷，此虽仅于目录有不入卷数与入卷数之分，其书并无异同。但提要竟混称新、旧志，不加分别，则非也。刘知几史通作于中宗神龙时，自叙云：“今上即位，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退而私撰史通。”考晁志卷六则天实录撰于神龙二年。所见汉记尚为一百二十四篇，不云有所阙佚，仅除目录不数耳。旧唐志钞自开元九年以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见志序。相去不过十余年，而此书竟佚去十六卷者，盖煚但据集贤书院官本着录，其实民间所藏，固不仅如此也。唐末日人藤原佐世当唐昭宗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云：“东观汉记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讫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而件犹华言此件、前件。”案此用古训，而，如也。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与集贤院见在书合。一本百四十一卷，与见书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两本目录不合。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书百四十二卷。”考之续日本纪，日本史臣菅野道真等撰。吉备其姓，真备者其名，续纪卷十六云：“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于彼国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为入唐副使，见续纪卷十八。实唐玄宗之天宝十载也。其至长安当在次年。及天平胜宝六年正月，真备自唐归国，船着益久岛，见续纪卷十九。则为唐之天宝十三载矣。集贤院为天子藏书之处，唐六典卷九云：“集贤所写，皆御本也。”是也。真备既得见其书而亲检之，而其本仅百二十七卷，可见已散佚不全。毋煚古今书录之所载，即是此本矣。真备多处营求，而得百四十一卷之本，必系民间之所藏，宜其不着录于两唐志也。至所得零落四卷，当是别一残本，与两本皆不同。真备访得之后，以与两本互校，删除复重，多出佚文一卷。故佐世言其国现在书为百四十二卷耳。其书视隋志卷数所阙无几，且已溢出集贤院本之外，而真备犹复多处营求，岂必欲其一卷不阙耶？抑偶闻汉记残缺之言，误以为隋志所载亦非完本耶？不知史通所谓残缺者，谓蔡邕所着散逸不全，杨彪亦未能尽补，故憾其残缺无成，非谓魏、晋以后有所亡失也。此将于何处求之乎？日本所得此书，远过于唐中秘所藏，可谓艺林之星凤。然彼国所有中国古籍，今已先后并出，而不闻有此书，则其亡也亦已久矣。考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十三引杨文公谈苑云：“景德三年予知银台进奏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语，命以牍对，云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又云：“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此非彼国人所撰，寂照误也。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抄传集之类，多至不可胜数。”按寂照所对，虽不足以尽彼国储藏之全，然既举及醉乡日月、朝野佥载诸短书，使东观汉记而在，宁肯置之不言？以此推之，则真备之所营求，佐世之所着录者，盖早已不存矣。此前人所未知，故不惜详考之如此。

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唐初人隶事释书，类多征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

案魏、晋之间以此书与史、汉为三史者，以诸家后汉书未出，三史之名始见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之语，其时谢承书恐尚未成。或出而不为人重耳。及宋范晔书出，能集诸家之成，梁代韦阐即有后汉音，隋志云：“梁有韦阐后汉音二卷，亡。”阐见梁书韦叡传。虽不详为何家，以意推之，必范书也。剡令刘昭遂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见梁书文学传。昭，天监中人也。北魏刘芳亦撰范晔后汉书音一卷，见魏书卷五十五本传及隋唐志。芳以其父与于刘义宣之难奔魏，事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而卒于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即梁武之天监十二年也。二人固未尝相见，而其着书，先后同时。可见范晔之书已盛行于世，故为南北学者所重视。夫书无音注，则不便于诵习，诸家后汉史，自范晔书外，不闻有音注。惟梁人王规尝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见梁书本传。其体盖与刘昭同。司马彪之才，实不如蔚宗，规所以不惜殚力以注之者，以范书无志，究不得为全书也。及宣卿注范书纪传，取绍统之志以补之，斟酌尽善，其博悉盖亦非规所及，故能后来居上，规书遂因之以亡。隋志云：“梁有王韶后汉林二百卷，亡。”姚振宗疑即王规续汉书注，讹“规”为“韶”，盖是也。自刘昭以后，陈有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有萧该范汉音。皆三卷，见隋唐志。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两唐志可考。诸书引用不绝者，类事之家，以供渔猎；注书之人，用征出典耳。至于考史，必据范书。史通所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是矣。谢启昆小学考卷四十九据隋志录刘芳以下后汉书音而论之曰：“隋、唐之间诸家后汉书俱在，而攻治后汉作音注者，皆据范书，是当日范书，已高出诸家，诸家渐就湮没，非无故矣。”斯诚笃论，然则范书之盛行，何必待至章怀之作注也哉？章怀之注成，独能令人弃刘昭注不读，而竞习东宫睿制之书耳。至于东观汉记及诸家后汉书，其不行固已甚久，若其遂至亡佚，则当在唐天宝以后至五代之间，于章怀无与焉。提要谓六朝、唐初人多征引汉记，自章怀注范书，而此书遂微，今考徐坚初学记成于开元十五年，详初学记本条下。其书裁三十卷，而引东观汉记至百有八条，又引东观记者二条。唐人刘赓者，不知何时人，作稽瑞一卷，其自叙曰：“方今元日朝会，上公上寿已，文部尚书奏天下瑞凡四。”案新唐书百官志云：“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至德二载复旧。”则赓亦玄宗时人也。其书当作于十二载至十四载之间，书仅寥寥数十叶，而引东观汉记至十有四条，章怀注献于仪凤元年十二月，见旧唐书高宗纪。至是行于天下，近者五十年，谓至开元十五年。远者七十余年矣。谓至天宝十二载。二人着书，征引汉记之多犹如此，然则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文源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于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于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案闻见后录卷九云：“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佑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高丽献书之事，不见于续通鉴长编及宋史。然邵博以世家子记当时事，其言当必不虚。若赵希弁则去元佑远矣，读书附志内亦无此书，惟于卷上列子条下论及此事，与邵博略同，但删去其末两语，盖即剽取闻见后录耳。二人并不言其书为若干卷，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文源曰：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绍兴二十六年。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本校雠，删着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粗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则四十三卷者，任文源所旧藏之书也。不知提要何缘据以为高丽本之卷数？邵博但称高丽以其本来上，未尝言其残阙不完。虽罗序又云：“本朝欧阳公尝欲求于海外，后复散亡，今所存才此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