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为经久之法，即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释者之书，正伪参半，美恶错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然立藏以后，自成一家之言，初不多见。儒者则一代之内，必有数种卓然不朽之书，可以入藏。释老之藏，盛于前而衰于后，儒者则代有增益，此亦闲卫吾道之一端也。”又立《儒藏条约》曰：“儒藏不可旦夕而成，先有一变通之法，经、史、子、集，凡有版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于一家之藏。即如立书目，名曰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互相传钞，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如此则数十年之间，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始也积少而为多，继则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薄，书不论其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 是则周氏所论，正为现制之图书馆，化私人藏书为公有，可以便人阅览，向日学者叹求书之难者，今日则视为故常矣。惟其所谓儒藏，即用丛书之法，荟萃儒者之书，而为一编，略如明代之《永乐大典》，而清代之《四库全书》亦继此而起者也。自周氏有此论，至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乃有奏请开馆校书之议。其言计分四项：一、旧书钞本应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清廷遂据此议，以设立《四库全书》馆。然其初不过先就《永乐大典》从事校核，凡外间所无及流行不甚广者，悉为签出发钞而已。后乃内外所有各书，悉加网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校一书，即为撰一提要，签于书端，盖用刘向总录群书条而奏之之法。后乃荟萃诸书之提要，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是也。时任总纂者，为纪氏与陆锡熊，分纂官则有多人，故各书提要之初稿，出于各分纂官所撰，而送总纂为之核定焉。昔会稽李慈铭谓：“《四库总目》虽纪、陆二氏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永年)，皆各纂所长，纪氏名虽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越缦堂日记》)此语殊不尽然。兹考聚珍版，戴氏所撰提要，《仪礼》、《大戴礼》、《方言》等书，固属经部矣，然如《水经注》则属于史，《项氏家说》及《算经》诸书则属于子，是戴氏未尝专主经部也。再考邵氏《四库全书分纂稿》，凡正史各提要，邵氏所撰，固居其大部矣，然其中尚有四种属于经，一种属于子，四种属于集，而聚珍版之《融堂书解》提要，亦为邵氏所撰，是邵氏亦不专主史部也。又聚珍版之老子《道德经注》，属于子部，其提要固为周氏所撰，而《公是》、《彭城》、《浮溪》诸集，属于集部之提要，亦出周氏之手，是周氏亦不专主子部也。且纪氏专主集部，更无明证，且职居总纂，无所不赅，讵能专任一部以自隘乎 盖当日分纂诸氏，各就所长，分任其事，则有之矣，而提要各稿，俱经纪氏笔削增窜，有大异其原来面目者。试取邵氏《分纂稿》与《提要》加以衡较，则知邵氏原稿，多经纪氏修改，且有十无一存者矣。考《提要》有原本《提要》(亦称《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之分：《原本提要》冠于《四库》各书卷首者也，《总目提要》荟萃别为一编者也。两种提要，异同亦复甚多。或谓《原本提要》出之各分纂官，《总目提要》则为纪氏所修改，此亦非也。兹取邵氏分纂稿一一对校，微特与《总目提要》相去甚远，即与《原本提要》合者亦甚少，盖《书前提要》已于进呈时经纪氏一度之修改，迨其后荟为一书，又复再度修改，多所增益，大抵《总目提要》往往较《原本提要》为精核，盖经融会贯通悉心厘正故也。《提要》出于纪氏之笔削，实有多证。朱珪为纪氏撰墓志铭云；“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巨观。”其祭纪氏文亦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又阮元序纪氏文集亦云：“高宗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盖珪与纪氏同时，又为修书时总阅官之一，元亦及见纪氏，皆以《提要》为纪氏一手删定，所言当不诬也。不惟朱、阮二氏言之如此，即纪氏文集、笔记中亦时时自言之，兹不悉举。《总目提要》之各部有总序，每部各类之前有小序，后有案语，为原本《提要》所无，皆纪氏荟萃为总目时所撰，与各分纂无与者也。又高宗尝命纪氏撰《简明目录》，以便检阅，每书皆记卷数、撰人，并略叙其书之梗概，为书二十卷，见于高宗题文津阁诗之自注(《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七)，此又未尝假手他人者。纪氏一生，除文集、笔记外，其他著述甚少，盖精力已尽于此书矣。《四库》著录之书，凡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十八卷；存目之书，凡六千八百十九种，九万四千三十四卷，而吾侪所尤应重视者，乃在存目，盖著录之书，今尚易求，存目之书，则不可尽见，依《存目提要》而求书，不难得大略，且往往于无意中获之，此又纪氏立例之善也。同时章学诚著《校雠通义》，以明向、歆部次群籍之法，然徒托空言，未能见之实事，惟纪氏于著录、校雠二者，以毕生之力从事于此，所著《总目提要》，实兼《七略》、《别录》而有之，讵非向、歆以来之所仅见者乎 虽其书尚多漏误，近已有人为之校补 ，但其大体精善，可议甚少。总之校雠之学，为史家之支与流裔，尤为治史者所不可废，近代擅此业者，纪氏而外，殊罕其俦，吾故取而述之，或以纪氏喜诋宋儒，尊扬汉学，目之为经学家 ，则失其实矣 。

有清中叶，有异军特起自树一帜之史家，与纪昀同起于北方者，是为崔述。述字武承，一号东壁，大名人也。乾隆举人，官知县，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其学始于治经，以怀疑、辨伪、考信三者为主旨，其所考辨之对象，则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其意在尊经，而屏战国、秦、汉以后之杂说，非惟《史记 孔子世家》，以其出于汉人，多不之信，即《礼记》之《檀弓》，亦以为出于汉儒所造，又以《论语》中公山弗扰及佛肸二章，为汉人张禹所更定。寻其所考辨者，名为治经，实为研治中国之古史，特自秦汉以后，为群经所不具者，则略而不言耳。崔氏所著之书，曰《考信录》，而释其作书之旨于提要云：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

又释其书之例云：

(一)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醇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二)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三)余为考信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误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四)今为《考信录》，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五)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立言以惑世。(六)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言，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七)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其得失者次之。

寻崔氏之意，盖欲以经论经，亦犹赵翼之欲以正史证正史，此固治经史者所必遵之程也。虽然，崔氏之治经，不以明音训、究名物为事，与专门治经者异趣，崔氏盖视六经如史，而考辨古代某事之为真为伪，不特史应怀疑，即经亦何尝不应怀疑。惟崔氏胸中，横亘一但取信于经之见，而战国以下之书，皆以为不可尽信，是则先立主观，不免自有所蔽，亦为未达一间者也。

惟往昔之治史者，多失之信古太过，不啻为古人之舆儓，独崔氏能出其所疑，以与世人共见。求之往代，惟汉之王充，唐之刘知幾，有此气概。王充非究心于史者，可置弗论，崔氏曾称，知幾于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而犹以其疑经之作为非(《考信录提要》)，是以己为疑所当疑，而知幾为疑所不当疑矣。不悟二氏皆以怀疑、辨伪、考信为史学之名家，知幾之见称于世久矣，崔氏卒后近二百年，而始有人称之。崔氏所著之书，曰《唐虞考信录》二卷，曰《夏考信录》、《商考信录》各四卷，曰《丰镐考信录》八卷，曰《洙泗考信录》四卷，是为正录；曰《考信录提要》二卷，曰《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是为前录；曰《丰镐别录》三卷，《洙泗餘录》四卷，《孟子事实录》二卷，《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后录；统称为《考信录》，凡三十六卷。《补上古考信录》，辨唐虞以前之史事，既己无经可证，颇能疑所当疑，亦以无取信于经之见，为之桎梏也。自言始功于四十以后，至七十成书，复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前后四十余年，盖毕生精力之所萃矣。又合以杂著若干种，凡八十八卷，自署为薄皮茧，薄皮茧者，大名之方言也，盖蚕有强弱，故其茧亦有厚薄，以喻其为举人而官知县，树立甚浅，如薄皮之茧也。其书初为其弟子陈履和刊行，后又收入《畿辅丛书》，然于杂著未能全刊。及顾颉刚获崔氏之《知非集》、《莜田賸笔》及其夫人之《二馀集》、其弟其妹之稿，汇刊为《东壁遗书》，于是几无人不知有崔氏矣。

北方之史家，继崔述而兴者，又有徐松。松字星伯，大兴人也，嘉庆十年，以进士入翰林，十四年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于是将旧贮翰林院之《永乐大典》，移存馆内，以供采撷，松于其时，遂由其中辑出《宋会要》，至五百卷之多，可谓富矣。初俞正燮颇留意及此，所撰《宋会要辑本跋》，初谓其书元时已亡，继谓明时犹存，乃从类书说部，钩稽辑成五卷，盖正燮未窥中秘，不知《宋会要》已收入大典，故勤勤于此举也。徐氏不仅自《大典》辑出《会要》，又得宋《中兴礼书》及《河南志》二种。同时李兆洛与之书云：“《会要》一书，自当钩稽异同，拾遗补坠，使本末灿陈，为故宋一代考证渊薮，若草草属录，复何与于存亡之数，执事敏于识而练于古，壹此不懈者数年，自当纲目详备，宏富绝特，卓冠流略，为宇宙留此奇籍，幸无复以欲速致悔也。”(《养一斋文集》十八)严铁桥亦与之书云：“足下在《全唐文》馆，从《大典》中写出《宋会要》，此天壤间绝无仅有者，及今闲暇，依《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期年，粗可竣事，而来书言苦无助我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议叙，废时悬望，难必其人，异日或蒙恩大用，无暇及此矣，时哉不可失，盍早图之。”(《铁桥漫镐三》)合两书观之，一则勉其无以欲速致悔，一则劝其盍早图之，主张虽有不同，皆切望此书成为完帙。龚自珍别徐氏诗，亦曰：“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即谓北方学者自朱筠、翁方纲后，继起者惟徐氏一人，其语诚为不诬。然吾谓徐氏于史学之贡献与其努力，实为最大，不惟《宋会要》一书而已，如所撰《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斠注地理志集释》，皆极精博，又有《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乃自群籍中多方搜求，排比联缀以为一书，读者惊叹其难，亦《宋会要》之亚。盖徐氏之长在辑逸阐幽，详人之所略，为人之不能为，清代学者，自惠栋、卢文弨、顾广圻诸氏外，殊罕见其匹也。徐氏后官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出关之后，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而《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皆成于此时。徐氏以《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素无专书，乃纂述成编，于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其书，仁宗为赐名《新疆事略》，因以赦还。道光中起内阁中书，累补御史，出知榆林府，卒年六十八。清代自嘉、道以后，学人多究心西北地理，初仅以新疆伊犁为范围，继则扩及蒙古全部，后移其重心于元史，不惟亚洲西部北部，在所究心，即欧洲东部，亦在研究范围之内。精于此者，有祁韵士，初在史馆撰《蒙古王公表》，凡阅八年，成书一百二十卷，后以事谪戍伊犁，则于谪地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西域释地》二卷，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则新疆也，其云藩部者则蒙古诸部也。其后徐氏遂据韵士之《总统事略》，以成其《新疆事略》。其继起者，更有张穆、何秋涛，以治边疆地理得名，实则吾国之地理学家。皆不以人文地理为基础，其所重者，悉在沿革史迹，盖以治史之方法以治地理，可名之曰地理沿革史，亦为边疆史之一部。故一转移间，即变为以蒙古为中心之元史，此其因革递变之迹，不可不知者也。

兹再进而叙述张穆、何秋涛之史学。穆字石洲，平定州人，亦北方之学者也，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秋涛，字愿船，光泽人，道光进士，官主事，擢员外郎。穆所著书，曰《蒙古游牧记》十六卷，以蒙古各盟之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而自为之注，考证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之沿革，悉能殚见洽闻，究明本末，与祁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者，可以相埒，惟属稿未竟而卒，秋涛为续成之。穆又撰《魏延昌地形志》，盖以《魏书》原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捝失踳驳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为之补正，仅成十二卷，而其书则罕见传本。秋涛所著书曰《北徼汇编》八十卷，首以钦定书十二，继以经略六、考二十四、传六、纪事始末二、记二、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事五、表七，附以图说一卷终焉。李鸿章序其书曰：

秋涛究心时务，博极群书，以为俄罗斯东环中土，西接泰西诸邦，著录之家虽事纂辑，未有专书，始为汇编，继加详订，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采图理深、陈伦烱、方式济、张鹏翮、赵翼、松筠以及近人余正燮、张穆、魏源、姚莹之徒，与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雅稗理之所论述，并上海广州洋人所刊诸书，订其舛讹，去其荒谬……为考，为传，为纪事，为辨正，自汉、晋、隋、唐迄于明季，又自康熙、乾隆迄于道光，代为之图，各为之说，凡八十卷，文宗垂览其书，赐名《朔方备乘》。进呈之后，书旋散亡，吏部侍郎黄宗汉因取副本，拟更缮进，复毁于火。秋涛之子芳徕，奉其残稿来谒，篇帙不完，涂乙几遍，鸿章爰属编修黄彭年与畿辅志局诸人，为之补缀排类，复还旧观，图说刊成，全书次第，亦付剞劂。

据此则是书亡失两次，终以残稿尚在，又得整理复旧，甚矣著书之不易也。至《北徼汇编》为其初名，今称《朔方备乘》，则用清文宗之赐名耳。张、何二氏之书，皆以覃究西北地理为主，而一以蒙古为范围，一以北徼与俄国关联者为范围，并叙及东海索伦诸部，北徼界碑，库叶附近诸岛，艮维诸水，艮维窝维，及辽、金、元北徼诸国，则于西北地理之外，并包及东北矣。因此之故，引起学者研究东北边疆之兴味，而从事考订探讨者，大有人在，特不如研究西北地理者之材料富而收获丰耳。

与张、何二人同时者，则有魏源，其后于魏源者，则有洪钧、屠寄、柯劭忞，皆以精研元史擅名，此就西北地理推而衍之，以转其重心于元代者也。初邵远平继其父经邦之志，以撰《元史新编》，钱大昕继之，欲改造《元史》而未成，然其绪则已启矣。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进士，官知县卒，究心史学，成《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诸书。钧

字文卿，吴县人，同治状元，以侍郎出使英、法、俄、德诸国，在欧洲时，搜得拉施特、多桑等所撰之蒙古史，因之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寄字敬山，武进入，光绪进士，曾客黑龙江，修志，撰《黑龙江舆图》及《图说》，至为精核，后乃萃其精力以修《蒙兀儿史记》，随撰随刻，卒时虽未成书，已得十之七八矣。劭忞字凤荪，胶县人，光绪进士，曾与修《畿辅通志》，晚年撰《新元史》，以集清代治元史者之成。其时又有顺德李文田，著《元秘史注》十五卷，虽未精核，考证颇详。秀水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其勤与李氏相埒。宝铨又有《元史疏证》，附《元史通考》若干卷，稿本数十巨册，近年始自其家散出，朱先生希祖曾见其首册，欲购而先为他人所得，如能为之刊传，亦盛德事也。凡关于改修《元史》者，前已约略述之，惟诸氏之致力《元史》者，皆不解西文，魏氏之世，史材未多，李、高二氏悉因中国故籍以为校注，固无论矣，洪、屠、柯三氏，则皆假译人之助，供其编纂，屠氏并究心于蒙文，又曾取材于东籍，校其成绩，自胜往昔，以视近贤，又有不逮，盖于西北地理，虽已覃究尽致，而蒙古史材之濬发，尚有待于后来之学者，若谓屠、柯诸氏已为登峰造极，则非笃论也。

兹更进而略述专治东北地理之史家，以愚所知，不下十余人，取其著者述之。初宋人洪皓使金被留，撰《松漠纪闻》，记载在金之见闻，时金都于上京会宁府，即今阿城县南五里之白城；唐封契丹首领为松漠府都督，其地在今辽河上游，洪氏取以包举东北全疆，盖举其大略言之也。金人王寂官辽东提刑，著《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二书，皆于行部时，记其见闻，与洪氏之书相埒，书久不传，清开四库全书馆，自《永乐大典》辑出，而未著录于四库，亦不见其名于存目。后《辽东行部志》辑本，展转入缪荃孙手，收入所刊《藕香零拾》中，得以行世。至《鸭江行部志》辑本，则转入盛昱之手，盛氏殁后，遗书散出，为朱先生希祖所购得，为撰成考证一篇，而原本迄未付刊。此前代治东北地理之史家也。清初，山阴杨宾为省其父出关，至宁古塔，纪其见闻，为《柳边纪略》一书，柳边以清代插柳为边得名，宁古塔适在柳边之外，杨氏取以概举东北，亦犹洪氏之以“松漠”名书也。其后则吴兆骞之子振臣，撰《宁古塔纪略》，摭举见闻，然非《纪略》之比，方式济撰《龙沙纪略》，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萨英额撰《吉林外纪》，西清撰《黑龙江外纪》，皆为纪载东北地理之书。如杨、吴、方三氏，皆为流人，或其子孙，以内地人为客观之记载，大抵视东北如化外，随笔记载，未能为精密之探讨，犹有待于后来之阐发也。清季有曹廷杰，实为后起之劲，廷杰字彝卿，枝江人，官至吉林劝业道，所著之书有三种，曰《东三省舆地图说》，曰《东北边防纪要》，曰《西伯利东偏纪要》。初曹氏以知县需次吉林，光绪甲申，奉将军希元命，考查吉、江两省边界，凡七阅月，历二万里，归来撰《简明图说》，随文进呈，即《东三省舆地图说》也。《边防》、《东偏》两纪要，盖为《舆地图说》之余稿。兹考其中所载，如谓辽、金之韩州即今八面城，金之黄龙府即今农安，上京会宁府即今阿城县之白城，渤海之率宾府即今绥芬河，金之五国城在今依兰以下，皆属确当不易。盖由身履其地，多方考定，于伏处一室专取证书卷者，不可同日而语，信哉其能极考古之能事也。前乎曹氏者，有杨同桂，通州人，光绪中官长春府知府，与修《吉林通志》，初著《沈故》二卷，继同孙宗翰撰《盛京疆域考》六卷，颇能提要钩玄，详人所略，亦《柳边纪略》之亚。又有丁谦，字益甫，仁和人也，所著书曰《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后经浙江图书馆刊刻，遂易名为《浙江图书馆丛书》。书凡二集，第一集共十七种，三十五卷，皆为自汉迄明各史外国传考证；第二集共十三种，三十四卷，于《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经世大典图》之外，又取法显、玄奘、耶律楚材、李志常、刘郁之书，一一为之考证。第二集多属元史之范围，故著意于西北地理，然第一集所考，四裔具备，又非一域所能限。象山陈先生汉章，尝称其从《魏志》裴注中刺取鱼豢《西戎传》，从《天下郡国利病书》刺取《张耀卿纪行》，并为诸家所未详。盖丁氏著书不惟能博览旧籍，亦时时取材于外籍，读破万卷，而后下以己意，虽其中考证间有未当，又值今日轮轨棣通，其误益复昭然，究为近世有数之地理学家，不可遗而不数者也。

清初因私修《明史》，而数兴文字狱，其中受祸最酷之史家有二，一则吴炎，一则潘柽章也。炎字赤溟，柽章字力田，皆吴江人。柽章之弟耒，尝称吴、潘二氏发愿私修《明史》，先撰长编，聚一代之典章而划分，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错综，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松陵文献序》)；又称潘氏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