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修《明史》，先撰长编，聚一代之典章而划分，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错综，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松陵文献序》)；又称潘氏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抄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循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国史考异序》）。据此则搜集之富，致力之深，当与万氏史稿相伯仲，竟以垂成而毁，良可惜矣。同时顾炎武尝以己所藏书，假于吴、潘二氏，资其修史，其后二氏受祸，而顾氏之书，亦随以俱亡。当二氏修史未成之时，又有乌程庄廷珑，得明人朱国祯之《明史》稿本 ，延人重加修辑，并补入启、祯两朝事迹，署己名刊之，名曰《明史辑略》。卷首所列参校诸氏，多为一时名宿，而吴、潘二氏亦列名其中。未几，去任归安知县吴之荣，初以索诈不遂，有怨于廷珑，以其初刊本上之于朝，遂兴大狱。时廷珑已卒，戮及其弟其子，凡列名参校者，多罹极刑，吴、潘二氏与焉，以诛死者七十余人，世所称“南浔史狱”是也。潘氏撰《国史考异》三卷，今存六卷，曾收入《四库》，后以引用钱谦益辨证，被撤出，今尚有传本(刻入《功顺堂丛书》)。近年自故宫检出清臣所撰之提要，称其引据赅洽，辨析详明，所考止洪武、永乐两朝，盖所见非全帙也 。又著《松陵文献》。潘氏之史学，可于此二书窥之。庄氏之书，今有残本二册，署曰《明史钞略》(刊入《四部丛刊》三编)，凡存《神宗本纪》三卷，《光宗本纪》一卷，《熹宗本纪》二卷，李成梁、戚继光等列传三卷，《释教列传》一卷。李、戚两传，传论皆始以“庄珑曰”三字，文中涉及清室，并无讪谤语，惟偶见建夷、夷氛、夷寇等字，此惨祸之所由生也。列名参校者，又有海宁查继佐，以先首告，谓廷珑纂其名，列之参校中，又得吴六奇力为奏辨，得免祸。继佐字伊璜，号东山，明季举人，明亡后易姓名为左尹，字非人。盖隐用其名字也。继佐亦自撰《明书》，后以庄氏狱起，乃易名《罪惟录》，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义也。书凡百余卷，今存本纪二十二、志二十七、列传三十五，惟无表耳。南明四王皆入本纪，其事略具首尾，视傅维鳞之《明书》为胜，稿本为海宁张宗祥所藏，今已景印行世矣(《四部丛刊》三编)。查氏有《东山国语》，所记皆明亡殉国诸氏传略，亦《罪惟录》之附庸也。庄氏史狱之后，又有戴名世及陆生枏之狱，名世所著《南山集》，多采录方孝标《滇黔纪闻》。又《致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如宋末之二王，为撰史者所不可废，以此为都御史赵申乔所纠，因以论死，然名世固未尝自撰一史也。生枏官工部主事，因案革职，发往军前效力，旋著《通鉴论》十七篇，论及封建建储，为清世宗所恶，亦论死，生枏以论史获罪，尤非廷珑、名世之比。戴、陆二氏，又以论史而锻炼以成其罪者也。清代于康、雍、乾之世，文网颇密，受祸日有所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曾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其扼要之语云：

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僵遗纪年，本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赦原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自举首文字者，苟无明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讦告之风可息矣。

此请虽未见何明令，然此后告讦之风稍息，文字之狱日杀，未始非曹氏推言其敝娓娓动人之效 。清代文字之狱，于近代史学之发展，予一极大之挫阻，足以影响一世学者之趋向，故愚略述其概，亦本书重要之一叶也。

清代史家，尚有应补述者，如厉鹗之撰《辽史拾遗》，曾以三国裴注自命，诚非夸语。扬复吉又有《补作》，非其伦也。杭世骏曾撰《金史补》，以仿鹗作，未能成书。又有施国祁究心金源故实，所撰《金史详校》、《金源札记》，最为有名。又为元好问诗作笺注，多载金源遗事，亦厉氏之亚也 。清代治辽、金史，本无多人，有此数氏，亦一时之星凤矣。如黄以周之于古代典礼，李兆洛、杨守敬之于地理沿革，洪亮吉之于补志，章宗源、姚振宗之于考证，皆属专门名家，各树一帜，余则不暇备举云。

清代史家之成就大略如上，综其趋向，可分三期：第一期多治现代史，以研讨明代事迹为本位，如黄、万、全、吴、潘诸氏皆是。吴、潘二氏，卒竟以此构祸，而全氏不过幸免耳。治史之士不敢再谈现代，于是第二期转而治前代史，有为文字之考订者，如钱大昕是；有为典制之阐发者，如王鸣盛是；有以史证史而为属辞比事之学者，如赵翼是；有就书籍部次而为著述校雠之业者，如纪昀是；而其研治之史，多属古代，而自宋以下则不甚详言也。洎乎嘉、道以后，中国多故，外患日深，远识之士，引以为虑，于是第三期又移其考治前代之的，转而治边疆史，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丁谦、曹廷杰、洪钧、屠寄皆其著者。诸氏初则究心西北史地，继乃覃及东北，更进而治蒙古全部之史，凡此皆随时人之好尚，世势之推移，而异其治史之的，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不惟清代如是，古代亦莫不然。然吾谓前代诸家史学之识解，除刘、章二氏外，多具于所著史籍之中，已述于前，无事复举，惟于清代则不然者，撰史之例，详近略远，固矣，亦以最近史学之趋势，与诸家有因革演变之关系，非详述之古则无以明也 。

附 录 最近史学之趋势

近人王国维谓学无新旧、中西、有用与无用，是矣。然因时代及环境之关系，而不能无所偏重，有若去今四五十年前之学者，大抵笃旧，以为中土之学术，远胜于西人，西人之所擅长者，不过器物技巧之末，遂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此一世也。迨清季怵于外患，知旧学之不尽适用，学者转而骛新，民国以还尤甚，盖以旧者为不足道，而新者为足以应变，此又一世也。故以今视前，多数学者，以新自泽，沾丐西方之学术，而以有用相高，因之其所偏重者，又在此而不在彼。凡百学术有然，而史学亦无不然，此为最近之新趋势，而不可不述者也。

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取斯二者述之，则大略具矣。

何谓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也 前古如孔子壁中书出于汉，汲冢竹简出于晋，而有宋以来，又有金石器物之出现，其中十九，皆史料也，已有人为之搜集整理矣。近四五十年内所发见之史料，其最有价值者，凡六，一曰殷墟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汉、晋简牍，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古代汉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吉金文字。如此多属于有文字记载之旧藏，可供专门学者之研讨者，其应搜集整理，自不待言，兹为分别述之。

殷墟甲骨文字(一称龟甲又称龟版)，为殷代卜时命龟之辞 ，刊于龟甲及兽骨(牛骨)上，清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己亥(二十五年)间(西元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始出于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南岸，水三面环之，《史记 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者也(《彰德府志》谓即河亶甲城)。崖岸为水所啮，乃得出土，土人以为龙骨，拾之以疗病，后乃入估客之手，潍县估人得其数片，携至京，售之福山王懿荣，懿荣命秘其事，一时所得，先后皆归之。庚子(二十六年)秋，懿荣殉难，所藏千余片，悉归丹徒刘鹗(铁云)，而洹水之墟，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鹗复命估人搜之河南，故续所得者，亦归刘氏，所藏至三四千片。丙午(三十二年)上虞罗振玉至京师，命估人大搜之，又命其弟亲至洹水采掘，于是丙午以后所出多归罗氏，迄于宣统辛亥(三年)，所得约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又以万计，而驻彰德之长老会牧师明义士( I .M.Men ies加拿大人)所得亦五六千片，总计出土者约有四万片，乃至五万片，民国以后乃不多见，且有伪造者(以上据樊抗父及王国维所纪)。惟此项出土之甲骨，悉由人民自由发掘，售与商贩转市，曾无人亲莅此地，以为有组织并合乎科学之发掘。自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从事于此，前后凡发掘七次，其地点为小屯及其附近。与其役者，为李济、董作宾等，所得之甲骨至夥，且有铜、陶、瓷等器物及箭镞。尤以十八年冬季所获之成绩为巨，其中有刻字之大龟四版及无字之整龟，又得白麟头骨一具，上刻获白麟等字。其后又续有发掘，其范围亦为之扩大。二十三年，在洹河北岸侯家屯，更获大龟七版，亦由董作宾董其役，此为罗、王以后重要之发见，有裨于考史甚大(以上据李济、董作宾所记，见《安阳发掘报告》及《田野考古报告》)，是为近年殷墟续出之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刘鹗始选其所藏千余片，影印行世，凡得十册，所谓《铁云藏龟》是也。罗氏影印之片尤夥，民国元年(壬子)十二月，始成《殷虚书契前编》八卷；五年(丙辰)三月，续成《殷虚书契后编》二卷；三年(甲寅)十月，成《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四年(乙卯)五月，成《铁云藏龟之余》一卷。而日本林泰辅有《龟甲兽骨文字》(三年甲寅十二月)，明义士亦有《殷虚文字》(一九一七年刊于上海)，英人哈同(一作迦陵)复得刘鹗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六年丁巳五月)，凡得八种。始考甲骨文字者，为瑞安孙贻让所撰书曰《契文举例》，盖据《铁云藏龟》为主，又撰《名原》，亦颇审释及此，惟创获无多。后则罗振玉撰《殷商贞卜文字考》(宣统二年)，《殷虚书契考释》(民国三年)，及《待问编》(五年)；商承祚则取材于罗氏改定之稿，以撰《殷虚文字类编》；而王国维亦撰《戬寿堂所藏文字考释》(七年)，其于殷人文字，盖已十得五六。近年则中央研究院所发刊安阳发掘报告，内多李济、董作宾之作，而作宾又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入《田野考古报告》；郭沫若亦撰《卜辞通纂通考》，于甲骨文例有所发明，足补罗、王二氏所未备。罗氏初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并及地名、制度、典礼，然亦不无附会，王氏复因罗氏所说，以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间亦辨其舛误 。又作《殷周制度论》(六年)，以比二代之文化，王氏盖就经传之旧文，为深邃绵密之研究，其于史学裨益甚多，而董作宾尤能因王氏之所说，而更补其未备，兹举其重要者言之。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 殷本纪》惟据《世本》书其世次而已。王氏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 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来六代之世系，与《史记》之纪、表，大同而小异；董氏又取《史记》及王氏所作，证以甲骨刻辞所得殷先公先王之名，作《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图》，视王氏所考，尤为详明可据(见《甲骨文断代沿革例》，下同)，此真古史中之一重要发见也。又《书序》、《史记》均谓盘庚迁殷，即为宅亳，罗氏引《古本竹书》，谓殷为北蒙，即今安阳；王氏于《三代地理小记》中，证成其说，已无疑义。惟罗氏谓殷墟所包时期，为武乙、文丁及斋乙三世，遂谓殷墟建于武乙，去于帝乙(《殷墟书契考释自序》)。王氏则谓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墟(《古史新证》第五章)。至董氏则以躬与发掘之役，得种种之实证，既谓王氏之语为可信，又谓不仅至帝乙为止，《竹书》所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之语，乃渐可信。而王氏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氏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为研古史之重要文字，是则王氏实为治斯学极有成就之大师，又非罗氏所能及。惟自甲骨文字出世，学者多致力于拓本之研究，罕能注意实物，自李、董诸氏为发掘之工作，始知注意实物，为现地之研究，有房基，有石础，有居人之穴，有藏器物之窖，就一窖所出之器物，而判断其时代。如董氏自大版四龟中，发明龟卜，有一事两法，左右对贞之法，且谓卜辞中卜下贞上之“一”字，为贞人名，此又为王氏卒后，为进一步之研究者。董氏又谓，鉴定甲骨文字之标准，有十项：一曰世系，二曰称谓，三曰贞人，四曰坑位，五曰方国，六曰人物，七曰事类，八曰文法，九曰字形，十曰书体。依此标准，可断某片之属于某时代，盖除文字有年、月、人名、地名可推断外，舍此别无鉴定之法，是其说为尤密矣(以上亦参合樊、王、李、董四氏所记而成)。吾国汇考文字，莫古于许慎《说文解字》，其序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又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铬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其所谓篆，即秦代画一之小篆；所谓古籀，多出于壁中书及鼎彝之铭文，即周太史籀所定之大篆也。而甲骨文字发于殷墟，即为商之遗文，其时代又在周代大篆之前，故近人谓今人生许氏一千八百年后，而能见许氏未见之文，以为快事，诚非虚语，惟章太炎先生不信甲骨文，曾作《理惑论》以辟之。其言曰：

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得而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实，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釁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里，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釁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随侯之珠，血乘之宝，珕珌之削，余蚳之贝，今无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 (《国故论衡上》)

章氏所论，专属于甲，而不及于骨，据近顷发掘所得，有史前之兽骨，其形完具，殊鲜朽坏，盖以地当亢燥，不易浸蚀之故，其于龟甲，亦当作如是观，往年后出之骨文，或不免出于伪造，至近年中央研究院所得之甲骨文字，既为有组织之发掘，尤合乎科学法之整理，其为确实可信，且有裨于证史，亦无可致其非难。闻章氏晚年，虽不称引甲骨，然亦不甚菲薄之，讵非以诸氏之所考释者，多属信而有征乎，夫殷墟之藏历年三千，甲骨累累，胥未朽坏，且经多人发掘，众目共见，谓为作伪，夫岂其然，至其作字形体，不尽合于许书，则由其时先于成周，古今未能尽同之故，许书具有条贯，而刻辞亦可参证，沟而通之，所得益宏，章氏达者，已有喻乎此矣。至于整理之法，有所谓补其文字者，有所谓接其断片者。前者王氏已有发明，后者则郭沫若之《卜辞通纂考释》，为最详悉矣。断片之接法，有以二片相接者，有三片相接者，中有阙文，或以意补之，其接补之法，或据文义，或据字形，其所取材，多以刘、罗、林、哈之书为据，亦时时附以新得之片，《通纂考释》中所举之例甚多，思考虽已入微，然亦不免有牵强武断之弊，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甲骨文字者一。

汉人之木简，宋徽宗时始于陕右发见二简，为金人索之而去。光绪庚子(二十六年)、辛丑(二十七年)间(西元一九○○至一九○一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A.Stein)，访古于我国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尼雅河下流，发掘古寺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曾于所著《和阗之故迹》中，揭其影本，嗣于光绪丁未(三十三年)、戊申(三十四年)(西元一九○七至一九○八年)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得两汉人所书木简，约近千枚；复于尼雅河下流，得后汉人所书术简十余枚；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得魏晋间人木简百余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后日本伯爵大谷光瑞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以其所得，辑为《西域图考》。据其所载，仅于吐鲁番近侧，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此外瑞典人斯文赫定(希亭)(Hedin)亦有所得，惟斯氏于民国三年至五年（西元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为第三次之探访，撰有《西域考古记》一书(有向达译本)，叙述游程之所经，及其所获至详。更于十九年为第四次之探访，以为政府所禁阻，无所获而去。近年中瑞合组之西北科学调查团，由徐旭生等领导，曾在居延河畔，发见汉人木简至千余枚，所得之富，为斯氏以后所仅见，此其搜集之大略也。斯氏所得之简，法国沙畹教授为之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和阗故迹》中，第二次所得，则别为专书，于民国二三年间出版。未几沙氏以手校之本，寄之罗振玉，罗氏乃与王国维重行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以成《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四年出版)。王氏序其书，略谓，古简所出，厥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讫于前凉；其出和阗旁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皆无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犹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唐之际也。又谓，魏晋木简残纸，则出于罗布淖尔涸泽北之古城，光绪庚子，瑞典人希亭(赫定)始至此地，获古书后，德人哈尔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据其所得遗书，定此城为古楼兰之墟，沙畹博士考证斯坦因博士所得遗物，亦从其说；余由斯氏所得简牍，及日本橘瑞超氏于此所得之西域长史李柏二书，知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 西域传》及《魏略 西戎传》之居庐仓水，经河水注之龙城，皆是地也。王氏又作《敦煌汉简跋》十四首，具于集中。盖汉晋木简之研究，罗氏则劬于审释文字，王氏则精于考证史事，其所发见，如汉时西域两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火熢之次第，魏晋间葱岭以东之国数，及西域长史之治所，均足以补史阙(以上据樊、王二氏所记，并补以他书)。至最近发见之木简，虽已定议影印行世，且经有人研考，然迄今尚无具体之发表，姑不置论，此又其整理之大略也。此属于汉晋简牍者二。

敦煌千佛洞在鸣沙山，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甲午(二十年)之顷，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浭阳端方曾藏敦煌出土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二十五年)所得，又乌程蒋氏曾藏沙州曹氏二画像，乃为光绪甲辰(三十年)以前叶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然中州人皆不知，且有视为废纸者矣。至光绪丁未、戊申之岁(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斯坦因与伯希和，先后至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本至夥，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亦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曰也。木简以人工发掘而得，而此次出世之卷轴，则于无意中得之，斯氏已得约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约六千卷，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国文字无算，俱携之以去。此项写本，初为一王姓道士所发见，乃砌置一密室中，且呈报于兰州官署，谓共有七车之多，而官署则仅令其封闭而已。斯氏已先知千佛寺贮有此藏，至则以甘言诱之，比于玄奘取经，可以恢弘佛法，王道士遂许其尽窥密藏，斯氏遂假涉猎之名，将其佳者，加以盗窃。道士知之，亦无可如何，盖斯氏并已贿买道士，许其装运出寺，当时地方官署视若无睹，且多方为之援助，以示好感于外人，遂为吾国古物上最大之损失。迨斯氏回英发表之后，我国人始稍稍知之，乃取其余，犹得万余卷，载至北京，置诸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复经盗窃，散归私家亦当不下数千卷，市中亦有流传出售者，其中佛典居百分之九十五，可据以补藏经之阙，及校勘误字，世所谓唐人写经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