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事记讲义

立，然每事皆依公论，尤爱惜名器以止侥幸，中书尝有佳缺，其友壻求之，执中止之曰：“此非房奁中物，安可图求？”时议伟之。然不由第进，故专抑儒生。

至和元年三月，王贻永罢，以王徳用为枢宻使。契丹使语译者曰：“黒王相公乃复起耶？”初，孔道辅死，或谓徳用曰：“道辅害公，今死矣。”徳用曰：“中丞以职言，岂害某哉？朝廷无一忠臣，可惜也。”

七月，梁适罢。八月，以刘沆同平章事。

至和二年正月，晏殊薨，谥曰元宪。殊虽早贵，而奉养清俭，善于知人，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而富弼、杨察乃其婿也。

六月，陈执中罢，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是日宣制，士大夫相庆，以为得人。上语彦博曰：“朕用二相，人情如此，岂不贤于梦卜乎？”龎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言进之，未 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上尝问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上怃然曰：“如此，则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宦官宫妾便于小人而不便于君子者也，后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询于外朝而询于内朝则过矣，故石显者，贡禹、玄成之所倚也，梁冀，胡广、赵戒之所托也，髙力士者，杨国忠之所倚也。此自古小人未尝不与宦官宫妾外戚为一者。议论正。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知之也。小人多倚宦官宫妾之势。

嘉佑元年八月，狄青罢。判陈州。以韩琦为枢宻使。

十二月，刘沆罢。

三年六月，文彦博罢，以使相判河南府。

六年三月，富弼罢。以母丧去位。

四月，以包拯为枢宻副使。嘉佑六年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张升枢宻使，胡宿枢宻副使，欧阳修参知政事。时韩琦为首相，法令典故之事问公亮，文学之事问修，百官奉法，循礼称治。吕文穆以事权归同列，而但喜用人，自谓真宰相事。韩忠献以凡事问集贤，而自决大事，人皆谓得宰相体。大臣不白用而用人。文穆即吕 正。

宋大事记讲义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宋大事记讲义卷九

宋 吕中 撰

仁宗皇帝

台谏

天圣元年四月，令近臣举官充台谏。

天圣元年，先是，钱惟演意图入相，御史鞠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惟演闻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为御史中丞，宰相张知白最器琳，当除命，喜曰：“不辱吾笔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谏院，先朝虽除谏官，未尝置院，至是从谏官陈执中之请。

二年十二月，严选用台官法。先是，宰相李廸除张沔、韩琦为台官，言者谓台官必由中 ，乃宗祖法，上曰：“祖宗法不可壊，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

是月，废皇后郭氏。孔道辅率谏官、御史孙祖徳、范仲淹等十人伏合奏，门者阖扉，道辅扣环大呼，言：“后无过，不可废。”吕夷简以当废状告之美人尚氏，有侵皇后语，后批其颊，上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且曰：“废后，固汉唐故事。”道辅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徳为法耶？”夷简奏言，伏合请对，非太平美事，有诏出道辅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徳等罚金。杨偕言：“愿得皆贬。”时河阳签判富弼言，朝廷一举而二失。后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遂命道辅，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佑元年二月，置御史里行，以张宗诣、孙沔为之。御史里行始此。

御史台辟石介为主簿，介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忤上意。欧阳修责中丞杜衍曰：“介一介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举动耳。”

景佑三年五月，罢范仲淹，禁越职言事。集贤校理余靖言：“陛下亲政以来，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馆合校勘尹洙言：“仲淹尝荐已，不可苟免。”皆贬。欧阳修乃贻书，责髙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此，今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为夷陵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讷也。

庆厯三年三月，増谏官员，命王素、欧阳修知谏院，余靖为正言。

蔡襄以诗贺素等，言多激劝，素以诗奏之，遂命知谏院，当时谓之“四谏”。

是年八月，诏谏官日赴内朝，从知制诰田况之请。况言：“臣前在谏院，每闻一事，皆诸处采问，比及论列，或至后时。”

十一月，复监察御史里行。景佑初置，既而又阙不除，至是复除，以李京、包拯为之。拯前知端州，岁满不持一砚归。

四年八月，诏毋以辅臣所荐充台谏。

十月，蔡襄罢。五年正月，孙甫罢，论陈执中不可执政，于是两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复言事御史，以梅挚、李京为之。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员，后不除，至是复除。

八年，翰林曽公亮荐赵抃可充台谏，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号曰“铁面御史”。

皇佑三年十月，唐介贬。张尧佐侄女有宠，一日迁四使，宣徽、节度、景灵、羣牧四使。介引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介与谏官包拯等论列，卒夺宣徽、景灵两使。介又劾平章文彦博为间金竒锦，因中人献宫掖，得为执事。上怒，贬介，彦博亦罢。唐介弹大臣，并以吴奎、包拯为宰臣党，帝欲出奎知宻州，彦博乞留奎供言职，上曰：“介言奎、拯皆阴结彦博，今观此奏，非诬也。”吴奎罢。

四年三月，包拯罢。

五年八月，以唐介为御史中丞。介贬不二年复召，议者谓优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职，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吴中复为监察御史中丞，孙抃所荐也。抃未始识其面，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今岂荐识面台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台职，时并为御史。初，梁适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极陈其过，左右或言御史羣攻宰相，自今谁敢当其任？适既罢，左右欲并遵等去之，皆坐谪。知制诰蔡襄以三人无罪，封还词头不草制，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

二年六月，张昪为御史中丞，上书言时政。昪忠直可任风宪，富弼初入相，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时号为三得人。八月，置台谏章奏簿，从范镇之言也。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佑元年十月，解范镇言职，因言储嗣未立，章凡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为白。详见定储嗣门。

十二月，中丞张昪论刘沆，凡十七章上，以昪指切时事无所回避，罢刘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无子，所以乞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耳。”

六年五月，以司马光仍知谏院，上谨习疏。

皇佑五年五月，孙抃为御史中丞。谏官韩绛言：“抃非纠绳才，不可任风宪。”抃即手疏曰：“臣观方今士人趋进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 给若啬夫者，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者，谓之有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谓是乎？臣诚不能也。”上察其言，趋令视事。

国初，官以定俸，实不亲职，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特以寓禄耳，故赴谏院者方得諌官，则諌官之权犹未重也。国初三院领外任而不任风宪，兴国中任风宪而不领言事，则台官之权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补阙为司谏，以拾遗为正言，所以举谏官之职。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举台官之职。然当时台谏之官虽重，而台谏之职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刘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后台谏之职始振。干兴元年刘筠为中丞，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自孔道辅、范仲淹敢于抗夷简，唐介敢于抗彦博，一梁适之用事，则马遵率数人言之，一刘沆之得政，则张昪凡十七疏论之，而后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敌矣。事实并见本门。是何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何耶？盖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百官除授，自执政以下皆付大臣进拟，而中丞、谏官必出于人主之亲擢，虽李迪、吕夷简之亲，亦不敢进拟谏官、御史，所以公其选也。自安石执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选人李定除谏官，则台谏皆出于宰相之除矣。台谏言事，许以风闻，不得穷诘，虽以执中、夏竦之佞，亦不敢与台谏争曲直，所以重其权也。自安石执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举朝争之以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

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

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

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史馆

庆厯五年十一月，《国朝 要》成，王洙编修，自建隆至庆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更撰奏云：“比年以来，具员而废职，其所撰述，简缺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闗大体，皆畧而不书，欲乞岁终命宰相亲至史院检 ，纪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奏行赏罚，其《日厯》、《时攻记》、《起居注》乞更不进命。”

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

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经营长育，以至太平，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知变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变其道，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为血为肉数百年，亦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天圣三年，范仲淹为大理寺丞，上书请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延赏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奸邪。夷狄侵国，奸邪败徳，奸邪之凶甚于夷狄之患。伏惟圣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节，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敢必哉？”王曾见而伟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舎而荐此人乎？”

范仲淹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仲淹革弊之规模，已具于天圣《上宰相书》及《上皇帝之书》；王安石变法之规模，已具于嘉佑中上书、熙宁初入对之日也。今观仲淹所言，穷则变，变则通，即安石变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即安石强兵之说也。其言士未曾教则贤才不充，即安石所谓教之非其道之说也。其言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即安石所谓理财大抵无法之说也。其言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即安石所谓优恤农民之说也。其言人主纳逺大之谋久而成王道，纳浅末之议，久而成乱政，即安石欲法尧舜而不法太宗之说也。其言刑法之吏知丝发之轻重，钱榖之司举锱铢之利病，则徃徃谓之急务，或有条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则徃徃谓之迂说，即安石所谓出而亲事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之有为之君，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说也。把仲淹、安石对说，二人上书并见名臣言行録，以后转处说仲淹规模与安石大异。然所谓固邦本者，在于举县令、择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举之扰也；厚民力在于复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扰也；重名器者，在于谨选举、严教育而已，非有新经、字说之谬也；备戎狄者，在于举将才、实边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将官之扰也；杜奸雄者，在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议也。范仲淹移书执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设，皆有预定之规模，其与书生漠然不着于用者逺矣。由其所学有偏正，故所以用于天下者不同也。

庆厯三年九月，开天章阁令辅臣条对，赐坐给笔札，使疏急务。是时，帝方鋭意太平，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后，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之所能也。”至是，仲淹退列十事奏，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迁，内外官须满三年，在京官须满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侥幸，任子法弊，冗滥日增，请罢少卿以上干元节恩泽，正郎以下若监司遣任，须在职二年始得 子弟，大臣不得荐子弟任馆阁；三曰精贡举，诸路州军学皆置教授，其取士科进士，先论 ，后诗赋，兼通经义，发解者不封卷首，参考履行无阙者以名闻；四曰举官长，刺史县令多不得人，请委二府先选转运、提刑、大藩知州，次委二制、三司、卿史、台谏、监司举知州，知州举知县；五曰均公田，外官职田不均，吏禄薄不能安 ，请均其入而第给之；六曰厚农桑，请下诸路，令吏民言农田利害，选官治之，别定劝课之法，以减漕运；七曰修武备，请约府兵法，募畿甸强壮五方为卫士以助正兵；八曰减徭役，请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其不应受役之兵悉归之农；九曰推恩信，蠲除逋负，而所在废格主恩，违者置于法；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尔颁行，旋复厘正，请先委政事之臣参议可以久行者，删去烦冗，裁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蓟以北，拓拔得灵夏以西，其间豪杰皆为之用，我当视为劲敌，庶几可御。乃别为安边十三策，大畧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及易监司之不才者。仲淹取班簿，视不才监司一笔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严监司选，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迁株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馆职格，更补 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侥幸”也；限职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公田”也；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三曰精贡举”也；五月减徭役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六曰减徭役”也。并系仁宗用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抚陜西河东，八月富弼出宣抚河北，避夏竦之谤而出。时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安， 子恩薄，磨勘法宻，侥幸不得，而朋党之论滋起矣。

九月，诏戒按察使苛刻，则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诏戒朋党苛刻。

五年二月，罢京朝官保任取迁法，从御史刘元瑜之请也。罢 补限年法，从余靖之言也。其庆厯三年制勿行。

三月，复科举旧制，制诰杨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转运罢兼按察，时执政攻范仲淹、富弼行事，故因肆赦以其过为烦扰无益事体罢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当国以来，庙堂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积而至于庆厯，此当变之事也。自韩、范、富公之志不尽行，积弊相仍，极而至于熙宁，此又当变之时也。今观仲淹所上十事，与安石所变之法，合而论之。熙宁二年，遣使察农田水利，亦欲厚农桑也。熙宁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备也。四年更贡举法，亦欲以精贡举也。四月定选人改官条制，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补注官法，亦欲以抑侥幸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减徭役也。建三舎法，亦欲以重学校也。均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处。然国家自艺祖、仁宗，虽有漏缺败壊之处，而未有熟烂腐败之形。庆厯诸公之本 ，杜一隅、补一隙之智也。熙宁大臣，则以一隅之损而颓其四围，以一隙之漏而侵及于堂奥也。安石纷更，惜夫仲淹去则法变，而安石自罢相之后，熙宁七年罢相。安石之身虽去，而安石之法未尝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变，安石之法至崇宁、大观而愈不变，仲淹得政之浅，而安石得君之专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尽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盘结而不可去也。妙论。

三司使

景佑元年五月，以程琳为三司使，诏自今三司在职未久，毋得非次更易，琳尤谨出入，禁中有所取，輙奏罢之，内侍言琳专，琳自直于上曰：“三司财赋，皆朝廷有也，臣为陛下惜耳。”上然之。

庆厯二年，王尧臣为三司使，始受命，言于上：“今国与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请自择僚属。”于是辟杜 十余人为判官，后果办治闻。

是岁，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出入财用之数 计以闻。

皇佑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况以今财赋所入多于景徳而岁之所出又多于所入，因上《皇佑 计録》。此段讲义见真宗 计録。

嘉佑四年，以包拯为三司使。初，拯为中丞，弹三司，张方平罢，遂代以宗祈。拯复论祈，以拯代之，避位久之方出。

钱谷之职，非他官比。国初为三司使者，必选计相居之，位亚执政，自为计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于子司之属，皆通知钱榖，而后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数同大卿监，各置判官二员，视转运使资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员，谓之子司，如磨勘司、冯由司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