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乎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曲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死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 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 钱徽传》。）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至五代时，郑珏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 珏传》。）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崔税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税曰：“孔英来矣。”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 传》。）此以势利舞弊者。后唐清泰中，■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 薛居正传》）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 李度传》）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珏，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薛史 珏传》）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其有稍示惩罚者，同光三年，礼部侍郎裴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复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免议。周广顺中，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遂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显德中，刘涛考试不精，王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复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宋初因之。开宝中，李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用情。帝怒，特命复试，多黜落者，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传》。）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复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复核，宜无有擅杀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球，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见《彦博传》。）舒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前，命杀之，不服，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传》。）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哲宗崩，辽使来吊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吏 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ウ，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 完颜仲传》。）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 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 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 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己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 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 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张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 张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日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至西夏之于宋，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炅，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 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 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诏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卷二十六

○岁

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楫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 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 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 完颜纲传》）《金史 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

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统宋一代论之，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泗，而卒归于和。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当不至起衅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复三京，兵端遂开。然元太宗犹使王楫来议岁币，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讠其，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氵加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吸睹，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老病垂死，吴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炅、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是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