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是校《汉中志》梓潼郡、晋寿县语，误批于此。又顾氏就旧刻本上校批，每有引据较繁，各当页栏内外不能容者，亦别批于卷末白行内。例如下条，即在末叶。）

「欧公《集古录》跋，引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引《华阳国志》：『文翁为蜀郡守，造学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和间，火为灾，堂及寺□□皆焚毁。惟石室独存。至和帝兴平元年，太守高于玉堂下复造一石室。为周公礼殿。』其文与此小异。盖此书传写既久，复经不学者删节，已非有意当日所见之本矣。赖有此记，知高为者。」（此条应是《蜀志》十页上，「此校语误入正文」条补注。别写在此。）

「此在《后汉书》。」（批在《南中志》第二页十七行「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句眉上。）

「此必有误。」（在三页七行「何霸为中郎将」眉上。有指示符号。）

「《三国志》作高定。」（在四页十六行「高定元」句眉上。）

「广圻按：七字句。东汉人语每如此。」（在同页十九行，「张府君如瓠壶」三句上。）

「在建宁郡。」（指六页首行，李恢「移治味县。分建宁、越嶲置云南郡」等句。）

「广圻按：此报字之误。」（指七页十六行「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执仇」之执字。廖刻本径改报字。今按：宋明各本作执不误。执仇待报，与「杀人报仇」含义有别。否则官吏执法，皆当为夷所杀矣。）

「五苓。癸酉。」（在八页三行「走依遑耶五茶夷帅」眉上。癸酉，顾氏「重读」时订也。又第十页九行「五茶」句上，亦批此四字。）

「广圻按：后作。」（谓十页十四行「李易」字。）

「愍。癸酉。」（指十二页五行「晋元帝」字元当作愍。）

「《水经》卅六云：今夷人名曰雍无梁林。梁、夷言马也。」（

在十三页，十七行眉上。）

「广圻按：建宁有新定，无兴迁。」（在「平乐郡」行上。又有「愍癸酉」字，仍指建兴是愍帝年号。）

「广圻按：平乐四县，全脱去。」（在十四页三行眉上。）

「广圻按：即背字。」（指十五页九行，「陪龙坐」之陪字。同页「永昌郡」上，有「秋碧按：事见《风俗通义》」九字。秋碧，即顾槐三。由此可知此本确是廖寅购得供二顾校批之本。）

「不韦与《水经》卅七不同。」（在十五页十八行眉上。）

「帛迭、轲虫，皆见《后汉书》。」（在十六页末行眉上。）

「《郡国志》引作同。」（在十七页十一行「有周水」句侧。又改次行「南里县」作涪里县，眉批云：「涪，《魏志》文。」）

「广圻按：脱属县三。」（指第十八页河阳郡。）

「广圻按：脱属邑数。」（在同页梁水郡眉上。）

「广圻按：十一，疑七字误分。」（在同页「兴古郡」眉上。）

「《晋书陶璜传》。」（在十九页三行眉上。）

「广圻按：当有脱。」（在二十一页第四行上。指「遥为之援」句下有脱文。画有符号。顾氏对《南中志》除引旧籍指出异文外，无其他贡献。着字寥寥如此。卷末空行，亦录有郡名表及县数，无县名。于属县数确者，加小圈。其式如下。）

「柯郡　四。

平夷郡　二。

夜郎郡　二。

晋宁郡　七。

○建宁郡　十三。

平乐郡　四。

朱提郡　五。

南广郡　四。

○永昌郡　八。

云南郡　七。

河阳郡　四。

梁水郡

兴古郡　七。

西平郡　三。」（顾千里又有《梁益宁三州郡县表》，经廖寅改名为《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攘为己作，刻入题襟馆本。实亦只此《常志》三州郡县的综合，别无所发明。不予采录。）

十六　向觉明家藏何校顾批华阳国志考略

（一）向觉明家藏顾广圻校批《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校真迹。其配补之前四卷，是过录何焯校之元丰本。

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两校本《华阳国志》十二卷。承徐中舒先生代为借得。其前四卷，较后八卷短十一毫米，又无顾广圻墨校字，只于吴管本上用黯朱批字行间。其朱字与北大图书馆藏之顾广圻校本前四卷的朱字一部分相同。如：（１），避宋哲宗以前庙讳。凡遇弘、匡、胤、炅、恒、禎、頊等字，皆於其側朱書同樣的字而缺最末一筆，（作●、、●、●、●），對哲宗以下帝名（如煦、佶、構、等字）則無朱批缺筆字。这显然是校录元丰本异字。（２），有些古今通用字，无校改必要的，亦皆朱批异字其旁。如吴本《汉中志》「元和二年，羌复来。巴郡板楯救之」句的救字，旁朱批一「

捄」字。又其下「说固守扞御寇之术」句，扞字旁朱批一「捍」字。他如吴本的许多「铁」字，皆朱校作「铁」字；许多万字、余字，皆朱校作「万」字、「余」字；許多「牂」字，皆朱校為「柯」字。一一校批，通体无遗。甚至改得反转不通，如：《蜀志》许多地名「雒」字（洛之别体），悉朱校作「」字（额之别体）。又「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句，朱校「与」字旁作「于」字；《南中志》「雄遣叔父骧破越嶲，伐宁州」句，朱校「伐」字作「代」，都是反转校改得不通了。其字皆与北大图书馆藏的顾校前四卷朱字部分相同。（顾校亦有朱字，但字体与文格俱易与元丰本字区别。）由此，可以判断这配补四卷，为雍干时人从何焯校出的元丰本过录的朱校字。因为何焯校书总是照录旧本文字，丝毫不苟。而且元丰本在元明世已不见于坊肆，内府藏书或可能有。何焯在内府校书数十年，有可能得见其书，并有可能用当时坊肆流行的吴管本携入内府校批。张佳胤自称其获见元丰本，有可能；但他或没有时间在内府校录全本；故其所刻蒲州本只偶有元丰本字而不能如此全面。杨升庵（慎）号称得读皇宬秘籍，然其谈《华阳国志》未尝及元丰本。钱叔宝（榖）手写《

华阳国志》，亦只是李嘉泰年刻之邛州本，亦当未见元丰本。此皆明代已无元丰本在坊肆间与收藏家中之证，亦即何焯此校本之所以为可贵也。然此四卷朱校字，皆系用的坊肆售之黯色朱，而何焯校元丰本是用内府的鲜洁上品朱；故亦可知此前四卷配补本只是雍干时人过录何焯校本，而不是何焯手校本。何焯手校本（即鲜朱校录的元丰本），实即廖寅交与顾广圻核校的底本，顾氏即就其上朱墨批写者也。

顾氏批写真迹本全十二卷，如何分散为前四卷与后八卷，分别落于北大图书馆与向觉明家保存，无由知其经过，但可由两处所藏朱字皆有元丰本校字而知。我所据前四卷真迹系照片，朱字鲜黯难分，因得向氏藏本前四卷配补本之朱字对校，而得审定其与后八卷为同有何焯校元丰本之朱字。我在前四卷中径称「元丰本」的校语，即据此配补四卷本朱字所定。

（二）向觉明藏的顾校《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千里在何义门校元丰本之上的双重校本，惟其第五卷首的何焯题记六十四字，疑是书商伪造。

向氏藏本第五卷首白扉页上有五行六十四小字云：

华阳国志十二卷初阅见其讹谬甚（首行十四字）

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对校乃知（次行十三字）

后来妄加窜定有使人笑来者此（三行十三字）

本尚存旧刻之真而出于钱叔（四行十二字）

宝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记（末行十二字）

此记是否出于何焯，可疑之点甚多。（１），何焯若有题记，当在《巴志》扉页，不能在第五卷首白叶上。若谓当时何氏所校只此后八卷，则如上举前四卷之元丰本朱校字从何而来？由于北大图书馆藏之前四卷与向氏家藏的后八卷皆是顾校批于何校元丰本上的双重真迹，即可知何校元丰本原是十二卷全本，决不只是后八卷残本。即可知写于第五卷首的「焯记」非何焯真迹。（２），就文格分析，亦非何焯语气。何焯，清史馆雍干间已有专传（《清史稿》与《先正事略》亦俱有传），称其「所见宋元旧椠，一一记其异同。又工于楷法，蝇头朱字粲然盈帙」。故何氏手校本甚易识别。其文亦特具风格，字字皆可落实。而此所谓「焯记」，率多●棱悬空，无可落实。例如首句「《华阳国志》十二卷」，凡行世的《华阳国志》各版本，莫不是十二卷，此所云者究指何种版本的十二卷，不能落实。况此记只绾后八卷，并非十二卷全本；即如所指是吴管本亦不得为「十二卷」。是为可疑者一。何焯时《华阳国志》刻本已有宋刻两种，明刻四种，康熙时并无新刻本。而此所云「新刻」与「旧刻」，善本与「非善本」者究何所指？若谓吴本「讹谬甚多，疑非善本」耶，则用与「对校」之新刻者为元丰本，能得谓为「新刻」耶？反之谓新刻为吴管本，旧刻元丰本为「非善本」耶，则又何得为「后来妄加窜定」？何焯何能毫无版本常识如此！而谓其「出于钱叔宝家」，明嘉靖年的钱叔宝家，竟能收藏到三百年后的顾广圻手校本，而由二百年后的何焯为之题记，岂不令人齿冷！（３），就书法分析：我过录向氏藏本时，虽未拍照，亦曾摹拟其笔势过录此六十四字。何焯所书为科举大卷楷法，从不苟且。此记虽亦用鲜洁朱作蝇头小楷，乃是废科举时上海流行兼用隶、真、行、草四体融合的海派书法（例如陶浚宣的书法），这种书法是康熙年所没有的，更不是何焯的字。以此，可定其为光宣间上海书估得顾校后八卷，伪造欺世之作。

此六十四字所占页面甚小，同叶有顾广圻行书大字云：「重校华阳国志引用书目。癸亥十月涧苹记。」所列书名十四种，分三列。第一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史记索隐》」。第二列「《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第三列「《文选注》，《世说注》，《通鉴考异》」。逐列退缩，以避藏书家图章。盖顾氏施校前世亦珍视何焯手校，先有鉴识图章多块，顾氏素不注意版本，未予重视也。

此何焯题记六十字虽伪，其后八卷之鲜朱字为何焯校元丰本字则真实可信，以下略举其证验。

（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校元丰本朱字的证验

（１）首页「《华阳国志》卷第五」（顶格）下即另行低一字写「

《公孙述刘二牧志》」。用朱勒去「晋常璩着」、「明吴管校」两行八字。表示对校两本款式的不同。

（２）二页首行，「为赤眉贼所败」句下，旁加两小朱圆圈，表示宋椠此处空二格后，乃刻「建武元年」句。

（３）同页二行，「梦人谓己曰公孙系」，孙字旁朱书「子」字，表示宋椠此字作子。又六行「功曹李熊」，的熊字侧，朱写一「雄」字。七行「十层赤楼帛兰」之帛字旁，朱写一「射」字。又十七行「

受以承相」句，承字旁朱写一「丞」字。皆当是用宋元丰刻本校吴管本异字。如此之类甚多，皆已收录入校补本。此下不更一一举。

（４）凡吴管本双行夹注小字，皆朱勒。表示宋刻无之。如二页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双行小字，至三页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是。惟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小子夹注不勒。足知宋椠所固有。盖吕大防校语也。

（５）朱校吴本，有许多字改来反转不通。如上举３条的李熊，改作雄，即与《后汉书》不合。又如七页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标作「郎」。同页十行「不义之事」句，朱标义字作「羲」。十页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句，朱标何字于阿字旁。十一页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句朱标「江」字在公字侧作江安。皆只能是表示吕刻异字。若竟照改，便反转不通了。何焯岂能不通至此。即其他任何校书的人也不会作如此不通的窜改。唯何焯校书，才是如此尊重异本原字。从而可以定此为何氏校本之证。又如有些吴本原字，与朱校异本字，本可通用的，朱校亦皆认真地写出该本异字来。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例如卷五二页九行，「置铁钱官」句，铁字旁，朱标「铁」字。四页五行，「募兵得伍千余人」句，伍字旁朱标「五」字。同页十行，「日中饥」句饥字侧标饥字。八页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句，于客宾侧，朱标「宾客」二字。同页十六行，「璋一无所纳」句，于一字旁朱标「壹」字。十一页三行「牵去砍头」句，砍字旁朱标「斫」字。如此之类甚多，颇似其人谬妄无聊，改古字为今字（如铁）。又改今字为古字（如壹），或颠倒同义字（如宾客），皆属多事，并无足取。不知此正是何义门校书矜慎，毫厘不苟的特点。为考版本者必须重视之处。其字与嘉泰以来刻本每多不同，即可证其所据为元丰本也。

（６）向藏此本中，又多有用朱圈删字，亦表示为宋椠所无。如卷五六页八行，「焉意渐盛」句，渐字上加朱圈。示吕本无渐字。又卷六《刘先主志》第三行，「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履、织席自业」句，朱圈早亡二字。又于其侧再划两小圆朱圈。其所表示，为吕刻本于「父弘」下空两格。无「早亡」二字。如此之类，对于审订旧文，大有好处。查钱写李本亦作「焉意盛」，《函海》本同，而小注云「此下何本有渐字」，足见渐字乃张佳胤所加，吴何本遵之，《

常志》原所无也。就文义言，「焉意盛」实较「焉意渐盛」为佳，夫上文既已言刘焉「阴图异计」矣，兹又已平定任歧、贾龙反抗之师，则当僭意更盛，何得为「渐盛」乎？《函海》、《先主志》，「父弘」下小注云：「刘、吴、何、李本作宏。」又次「早亡」二字下小注云：「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足见「早亡」二字，是李就吕刻空位添补字，吕刻所无，即常璩原文亦不应有，有则与下句「先主幼孤」文义重复矣。《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未言刘弘何官，而径言「先主少孤」，则弘早卒未仕可知。正因未仕，所以家贫至于「贩履织席」。也正「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所以刘备虽贫而意气摄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精简，省言刘弘早卒而早卒之意自见。不言刘弘未仕，而未仕之意自见。常璩用《陈志》为文，于弘下加有字句，取在通俗易解，亦只可能于弘下加「未仕」二字，以明上文「世仕州郡」至弘而止之义；不应再加「早卒」二字，致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据本二字漫漶，刻本作空二格。张佳胤以八股取科名，未治古文，遂妄补「早亡」二字。何义门得元丰原刻校之，圈去「早亡」还为空位两格。这是他专门注重版本这一优点的一个例证。类似此例之处甚多，就不悉举了。只此一例，亦即可知何焯所据为吕大防刻本，和这一校本的价值之高了。

（７）向藏此本，朱改吴本之字极多，不可胜举。其改最多者，为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权遣使」三字起，一直勒去三十五行，至第九页首行「先主遂领益州牧」句，凡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二百九十改写。合全卷所改一百余处，共三百余字中，此连续删改部分占有四分之三。核所朱改文，皆宋刻及刘、函、廖、顾诸本所有；所氻去文，则皆唯吴、何诸被称为「俗本」者乃有。以此可知是张佳胤所改窜，宋刻固不然也。

宋刻今可证验者惟钱谷影写本与刘大昌本，皆是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不可得。此所朱校各字与行款，又与邛州李刻及李一公刻本不同，则其为依据元丰吕刻可无疑矣。

只就此三十五行论：所改朱字，全是钱谷写本所有，亦康熙时北京残存的刘大昌、李一公本所有（刘本现在北大图书馆，李本即武英聚珍版本所据），应为何焯所见。乃亦一一楷书全文二百九十字于勒去行间，何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之，而乃不厌其烦如此？又此卷改吴本獗字为「蹶」（五页十三行），强字为「强」（同页十五行）；崄字为「险」（二十行）；弃字为「」（六页十四、十六两行）；餐字作「」（九页十四行）；纠字作「」（十四页三行）；秭归作「姊」（十五页四行、五行、七行、十二行）；杰字作「桀」（

十七页二行）之类，几如是不知古今字变的多余劳动。甚至如十三页八行，改「洛书宝号命」为「洛宝书号命」；十五页十七行，改「后追已至为」以至；又十六页十行改「是为太宗」之宗为「中」字，则是改通语成不通。如此之例，他卷亦不少。惟亦改出佳字甚多。如改「张飞翼德」为益德（卷六一页十九行，六页十八行，十二页十行）；改「柳柱」為「柱」（二頁三行）；改「高堂尉」为高唐尉（同页四行）；改「糜竺」为麇竺（三页七行）；改「令关羽入益州」为「下益阳」（十页三行）；改「君马何駃」为「何驶」（十一页八行、九行）；改「图曹仁于樊城」之图作「围」（十二页二行）；改「

羽美须髭」之须为「●」（同页十二行）；改「举兵拒守」之兵为「

郡」（十六页八行）；改「元汉祚」之元为「克」（十七页六行），全书如此佳改亦甚多。应皆只是机械地依据元丰本改，非如他人之意为改窜。此何校可贵处也。

以上七点说明向达（觉明）所藏，是何焯用内府朱砂将宋吕大防元丰刻本校录于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残卷上的真迹。其可珍处，端在于保存了吕刻的形貌。这也并非认为吕刻就是正确的。自晋永和至宋元丰，已经九百三十年，《常志》被传钞窜乱若干次了。吕氏所得，并非善本，除已全阙《巴郡士女赞传》外，错、讹、衍、脱字句亦多。但不至如张佳胤之自作聪明、信手妄改耳。元丰至今又已九百余年，窜刻纷纷、展转诱误。纷厖诸刻，实皆自元丰本一源所出，而元丰本久绝于世，无凭订正！甚至明刻如张佳胤蒲州刻本亦不可得，仅赖吴管《古今逸史》本存其形骸。《四部丛刊》影印之钱叔宝钞本，与明代的刘大昌刻本，亦保存得嘉泰邛州本原貌。张佳胤自称得元丰本，乃与钱、刘本大异。至干嘉世，通儒辈出，始识张、吴、何本之谬，訿为「俗本」。然因元丰旧刻绝迹，莫有能知「俗本」之所以为谬者。尤可怪在：何焯校存之元丰本真迹，人亦不识，至于已入名校雠家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之手，亦不之识，涂批其上满。又至于书估得其后八卷残幅，已知其为何焯校真迹矣，而不能售，再伪造何焯题记以欺世，而后展转入藏向家。向觉明先生极其珍视，初未愿借出，由徐中舒先生介绍恳请，乃因谢国祯先生赴川大讲学之便携致，约定讲学完毕携回。还书时，余曾建议用原件拍照，分朱、赭、墨三色套印行世。值十年混乱，未克如愿。甚愿此宝物重光于世也。

十七　向藏本之顾批及其他干嘉名流题记。

此八卷中，除何焯用内府朱工楷真书和符号部分鲜明易辨外，又有用市售下品朱批校文字与符号相混。其色黯淡，笔带行草，粗大，非何焯原有甚明。而与顾广圻墨校笔致和款式正同。可以估定为顾广圻先后多次批校真迹。其证如下：

（１）卷五，三页，十八行「自是莫有言者」之下，鲜朱有两小方圈，表示当空二格。其上眉墨批「当连」二字，行书。此外无字。显然是顾广圻谓朱校空格于文未合。未知原校人与其校例所致。

（２）鲜朱校无额批，黯朱校与墨校则额批甚多，皆顾氏笔迹，且有明文属于顾校之证。例如：卷七、（《刘后主志》）十九页十二行，王崇论后主「外拔四屯之奇将」句，淡朱画△号于屯字旁，而于额上批云：「屯当作七，《东都赋》曰：授钺四七。」并双行小注其下云：「丁卯五月得此一条。」此为顾氏初校最得意处真迹甚明。又同页十四行「内无骨肉之谋」句，骨肉二字旁黯朱书「附」二字，额上有行书墨批「附见《诗》」四字。即今胥字。「见《诗》」谓《小雅角弓》「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胥读如疏，与《大雅》「

余曰有疏附」同义。此应是顾氏初校认为「骨肉」字当作「附」，为廖寅或其友人所不解，询之，乃又用墨批此四字。皆足为两种朱校分别出于何顾二氏与顾氏曾多次校批之证。钱谷写本字作「骨附」，足见李刻本亦讹为骨。张、吴、何本更讹作「骨肉」。顾广圻乃校还王崇原字。这是顾氏校书的最大优点。何焯只顾版本，不问文义。顾氏只顾文义，不问版本。皆有偏废之憾。今此书会两长于一册，使长短相补，美满无憾，亦校雠界之快事。

（３）又，卷八（《大同志》）十一页二行，「而绵竹降，涪陵民药绅、杜阿应尚」句，药字侧鲜朱楷写一「乐」字。其上额先有黯朱行书批：「本涪陵民而降于绵竹也。赤祖在绵竹」十五字。又有墨批「《通鉴》是药字」五字，在此十五字旁（即第一行上方）。显然，乐字是何据元丰本改之异字。额上十五朱字，是顾千里初校时体会「

绵竹降涪陵民」文意，并指出上文「赤祖」为体会线索。其旁五墨字，则是其后重校时所得，以指旧校药为乐未是。这也是何、顾二校各自为政，与顾前后校汇于一处的证验。如此之类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