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进退志

给赏，不年岁问，皆为精兵，则所以固吾圉者，莫要于此，其详亦具子中。有旨如所请，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赍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余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又奏上，既于河北、陕西、京东西四路募兵，而军器、衲袄、旗帜之类，经靖康之变，类多散失，内库甲胄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胜，乞降指挥条具军器、衲袄阙数，下诸路转运司制造，于行在置司，取内库甲改为大小三等之制，及图画式样、制造旗帜之属，上皆可之。又询访陕西、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余人，乞召审察，以备将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余日，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余奏上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渊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使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朝迎暮请，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为然。命余草表，并致书二虏酋，及以周望、傅{万}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赍表及书以往。又奏上曰：“陛下当艰难之时，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统。宜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养海内之深，金贼不道，屠戮生灵之酷，社稷艰危之急，二圣播迁之痛，今日所以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保守以致中兴者，凡所告谕，必尽诚意，明白言之，无有隐讳。使读而闻之者，虽武夫悍卒，知所激励。然后按其所言，次第行之，无为虚文，务施实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转危为安有不难也。昔陆贽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不可以常理谕。”又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正今日之谓。”上乃命余撰拟诏文进呈颁降，又具札子，以谓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广，内自朝廷，外至州县、监司，宜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条具，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复开封府旧制，减学官员额，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复幕职曹官旧制，非万户县，不置丞，罢吏员三分之一。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不得过朝请大夫。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应前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侍御以上，并罢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有旨从之。是时，四方溃兵为盗，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余谓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券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而其头领，皆命以官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于是，无叛去者。独淮南剧贼杜用、山东李昱、丁顺、杨进，皆拥众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皆有溃兵数千人作过。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乘间窃发，扰吾郡县，其势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上以为然，乃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阳，扰京西、湖北。余建议，遣范琼讨之。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执孝忠，招安其余以赴行在。一日，与执政奏事便殿，上出绢背心一，宣谕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赍来，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余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道君远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尽驽钝，措置边事，以副陛下圣孝思慕之意。”执政退，余留身论及靖康问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之所惑，故卒误大事。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不然，虽衡石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上以为然。余因论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禅，一也。渊圣固守，二也。使其后更得一策，中国可以无事，而和与战两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方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譬犹医者治病，证候既明而不投药，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机会，尤不可失，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以应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其势不同，条目甚多，臣请论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国虚实，亦无必犯京阙之意，特中国失备，无兵以御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来，两路并进，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贼至城下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来，贼已围城，始以蜡书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贼寨于西北隅，而行营司出兵屯子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问络绎不绝，勤王之兵既集，贼遂敛兵不敢复出。其后再来，朝廷自决水以淹浸京城西北，弥漫数十里，而东南不屯兵，使贼反得以据之，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进，此其不同者三也。渊圣即位之初，将士奋励用命，其后赏罚失当，人心稍解体，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围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号令严肃，昼夜抚循，未尝少休，闻其后无任其责者，贼至，造桥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数人登城，将士遂溃，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大半。盖朝廷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势不同而祸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与金人约和、用兵次第札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兵章疏进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谕曰：宣抚司官属靖康间迫逐非辜，可并与差遣。乃条具进呈。有旨，曾任郎官、监司人与知州军差遣，曾任馆职以上人与通判差遣，余并升一等，选人与优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乃纳札子，劝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与执政同进呈臣僚论宋齐愈事，初，齐愈为右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除谏议大夫。至是，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按据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伪楚之议，震怒，命付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众颇为之救解，上曰：“齐愈奸恶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众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断，仍榜其罪于通衢。又进呈御史台鞫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己。上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测，众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鞫治承华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退归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宁殿，李氏尝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之妇入禁中，乃留其亲随人，而易以陈氏归府第。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窃位号，此乃细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状。余奏曰：“人臣不能仗节死义，而不顾君父，一至于此，虽犬彘有所不若。盖天下所同愤嫉，姑俟边事就绪，徐议再行遣，末为晚也。”因纳札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又请于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置制置使，使以远近相应援。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进呈取旨。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而余事以余罢政皆不果行。

●卷四

初，余尝从容奏上曰：“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罚，皆渐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余再拜，赞上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因言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将兵，披甲胄，冒矢石，于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车驾不去中原，则将士思奋，人百其勇，盗贼不敢觊觎，两河易为经略。虽少劳苦，而后享安逸。倘偷取一时目前之安，如后患何？中外未知陛下圣意，乞降诏以告渝之。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榜之两京，读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太后，津遣六宫。以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为提举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苟统兵扈卫，余令有司排办。后半月，上忽降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余留之，因具札子，极论不可。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晋元帝是也。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而中兴之上，拨乱定功，以兵马为先。一失西北，则二者无自得之形格势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华倘或南幸，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吾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反以遗贼。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阙，有不可得，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关中可召将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粮饷，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暂议驻跸，自冬徂春，两河措画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上乃取还巡幸东南手诏，令与执政商议。翌日，再具札子，援楚汉荥阳、成皋间，曹操、袁绍官渡事，论天下形势甚详。又与执政议于上前，余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愿断自渊衷，以定大计。”上乃许幸南阳，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委以修治城池、缮葺宫室官府，朝廷降盐钞钱帛，委转运使范之才等储峙粮草。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由襄江通漕，命四川变转轻货，陆路自陕西，江路自归峡以入南阳。以黄潜厚为提举一行事务，以郎官陈衮、李俦干办角递，以发运使李为随行转运使，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而潜善、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其议颇传于外，客或谓余曰：“士论汹汹，咸谓密有建议者，东幸已决，南阳聊复尔耳，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余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当以去就争之。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然，吾可贪冒宠禄为保身计，虚受天下之责哉？”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挥。如批买马，只令每州买马百匹。余奏上曰：“元降买马指挥，不立额数，只令有马及格尺者，依等第给价买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无马去处，必须科配，却反成骚扰。”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军，有害军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挥，许改刺者，只谓溃散兵卒、无营房可归者，即非以见在营房兵卒许之改刺。”因以中书元批旨进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经渊圣责降宫观，今又责之，为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围城中，渊圣委令提举京城南壁，实守陈州门一带。金人造桥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责降宫观。其后，竟自所造桥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后，渊圣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为轻典，倘犹以为重，何以戒失守，使后来者任责。”潜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彦国、吴骚扰东南，并落职与宫观，令学土院降诏慰抚。初，余未至行在，彦国已除知江宁府，委令修城及缮治宫室，朝廷给盐钞十万贯，彦国具札子，以为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观间，赐臣僚一第，费百万。今委彦国以修城，又新经兵火之余，令其治宫室，只给钱十万贯，诚为太寡。”有旨，拨两浙淮南盐钞四十万贯付之，为五十万。且降指挥，令其因陋就简，不事华壮。上一日忽宣谕，彦国修城等骚扰。余奏上曰：“创修宫室，一新城池，鸠工聚材，计置砖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势不得无扰。莫若明降指挥，令其掇移诸州神霄宫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拆旧修盖，城壁亦因旧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则费用省，而骚扰之患自息。”乃命尚书省札下，既而复批出，责降且命降沼。盖潜善以彦国于余为姻家，故密启之，以为谮诉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适同日得江宁府奏状，彦国已死。又吴无职名，可落。佥谓宫观大优，将上取旨。上曰：“彦国已死，不须行遣。”乃令放罢吴，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诏慰抚东南。如此之类，批出者颇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从容论治体，及有所规谏，虽苦言逆耳，上皆嘉纳。至是，奏陈当世急务，拟进指挥，多不降出。余因知谮诉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对内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误蒙圣慈，使待罪宰相，当国家艰难之时，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黾勉，虽久患┲疾，亦不敢在假将理，思竭驽钝以报称知遇之万一。近日屡烦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据辩明，幸蒙圣察。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顾臣孤拙寡与，独荷陛下特达之知，忌娟者多，恐必阴有谮诉而离间臣者。书言时则勿有间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参之为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札子，极论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间渊圣听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渊圣之心，移易是非，变乱白黑，卒谮罢徐处仁、吴敏而夺之相，其后遂致祸。故方陛下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振起中兴之功，诚不愿蹈覆车之辙也。夫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愿致察于此。上慰谕曰：“无此，但朕思虑偶及之耳。其余章疏见省览，非晚降出。”余拜谢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迂余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食邑实封，而除潜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命两相，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余以去就争之，遂定进退。虽知堕潜善策中，盖势不得不然也。初，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内结陷虏兵民，复怀、卫、浚三州，解邢、、磁、相、中山之围，以图收复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师，招集将佐，措置钱粮，而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盖张悫久为河北都运，与益谦善，悫以余尝沮其执政，故附潜善、伯彦，相与谋，使益谦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而言不当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京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钤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尚书省既札下矣，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凡千余言，痛诋招抚司，令北京行下州县出榜。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余始见之。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指挥同将上进呈，与伯彦、悫争于上前。余奏曰：“张益谦所奏，皆细故，情涉观望，尚书省已得旨行下，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以细故而害大计，沮抑张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张所以招抚，因兵民、盗贼之力以捍强敌而复故地。今措置甫就绪，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县、将士，知朝廷议论不同，安肯协力。弃事功于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于张所，欲其成邪？欲其败邪？欲其成，则不当沮抑之如此。欲其败，则不若罢去之。无使挟私害公，而不为国家虑也。沮抑一张所，有何所难，致误国家之大计，使河北兵民尽为金人之所得，河北州县尽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将谁任其责。靖康间，惟朝廷议论不同，无以公灭私之意，遂及祸，故今岂可复蹈覆车之辙耶？”伯彦、悫无以对，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上乃令枢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挥施行。既不得逞，即为傅亮之事。初，王燮、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即具画一申朝廷，以谓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至与陕西连接如河中府、解州亦为所据，与陕府相对，以河为界。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皆乌合之众，其间多招安盗贼及溃散之兵，未经训练拊循，难以取胜。乞于陕府置司训练措置，召募陕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间不出者，及将家子弟，不旬月间，可得二万人。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贯总兵，赏罚不明，皆藏于民间不出，每应点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燮、亮欲厚资给以募之，皆一可以当百也。与正兵相为表里，其胜可必。且一面结连河东山寨豪杰，度州县可复，即复之。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以收复河阳、河中、解州沿河一带，据险以扼其冲，渐议深入，以复泽、潞、太原，愿当方面之寄。有旨从之，拨川纲之在陕西者，使召募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