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梦录

华门时，茫无头绪，余一人奔驰乾清门及东华门内外，路约数里，往返数次，气喘而肠似欲绝，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后悟当日老人班老人过门一蹲，其苦况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许稍有假借，否则参案随之。忆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员已过堂，即日须咨送部院汇题矣。乃掌院忽闻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经被参，意欲易人。麟、徐两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约余一人前往。时已申初，寒暄数语，即提及翰林院京察：“我们意欲临时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闻已过堂，如何复议易人？”麟曰：“过堂究未宣布，岂能不容我们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系真知灼见，宁能于一二日之间，忽有游移。况过堂虽未将等第明白宣布，而填注考语，等第分明，书吏岂有不知？书吏知之，即与公布无异。若要更改，须指出事实方可，若以意为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颇有窒碍，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为某人被参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闻。究竟有无其事，尚不可知，且即有之，查办是否得实，亦未可知。若仅据传闻，即将一等换人，将来更多窒碍。”徐曰：“保人本要慎重，临时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时而言，今既过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规避，何得谓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后，过数日，又闻一等内复有被参者，岂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谈移时，终不能决。时已上灯，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见度之，今日咨文必须送部。将来其人如果被参获谴，翰林院滥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参，则两位中堂应照滥保例，降二级调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为降留，或改为革留。若必临时更改，将来被人参奏，则‘规避’二字完全私罪，例应革职，即或加恩，将何以自解？况京察只按目前资格，分别等第，本无从徇私，若必强用手脚，是无私而为有私矣。请两害相权可也。”两中堂均以为然。乃传呼院役，即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骑出城。后来鄂人参案亦不见明文，但引见时不记名而已。可见当时部院办事何等郑重，岂能遇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则谓之大计，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届时吏部题请通行各督抚府尹办理。藩、臬二司由督抚出考，缮具履历清单，咨部汇题；其运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抚将应举应劾之员分为二本，送内阁具题。奉旨后，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考核题覆。其得卓异者，由部调取引见，所拟旨意，则定以加一级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员则由部分别开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绩之意，但奉行日久，举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当去职，而举者候升只成空话，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过卓异两次，在苏州得过一次，自系老守资格，但三次俱未引见，并“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覆电到，谓却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凡吏部考绩之事属考功司。“考验”二字与“考绩”相仿。鲁到部，即由余与满掌印惠树滋带到军机考验。旋以候补道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开矣。同时又放一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虽无确据，然不数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学士（锐）放乌里雅苏台参赞去，或云事为慈宫所闻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绝，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盖隐刺其事也。可见破例简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参开缺。当日御史未尝无威，且专制时代，军机亦未尝无权也。

状元三年一人，本无足奇，而俗每羡慕之。状元拜客、散殿试卷，博人欢迎，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某科某状元到沪，拜客游宴，不免轶出范围，经御史奏参，奉旨查办，交部议处。时考功掌印为盛蓉洲前辈（植型），帮印为李小砚前辈（端遇）。掌印意在保全。谓例无专条，难以重处。李曰：“挟妓饮酒，照例革职，有何难办？”盛曰：“查办覆奏，无挟妓字样。游宴二字，何能遽断为挟妓？”李曰：“无论如何，不议以革职，我不画稿。”争论数日不决。有一日，余到宝师宅画稿，谈次，师告余曰：“汝考功司掌印帮印，因状元事闹意见。汝以为何人有理？”对曰：“帮印亦不能谓之错。”师曰：“司官之有掌印帮印，原以互相牵制。帮印如果执简而争，堂官亦无如之何，况掌印乎？且帮印说此人有玷清班，不足顾惜。”言之亦自成理。但开国以来，二百余年，未曾办过状元，大家为欲顾全朝廷体面，却非有意徇私。惟我是管部，诸事应让正堂主持，初无成见也。余当时未得帮印，不便自惹是非，到司后不复提起。不知后来如何调停，乃援私罪不应为而为，事理轻者，罚俸九个月，加等，议以降一级留任，而状元保全矣。事后，余与戴艺甫（锡钧）在司戏言曰：“不应为而为私罪，律有两条：不应重者，降三级调用；不应轻者，罚俸九个月。今议由不应轻加等，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轻，谓之不应中可也。”李闻之大叫曰：“汝不要奚落我，我未当掌印，算我倒运便是；然议到降留，尚是顾全帮印面子，有何理可说！”李系山东人，素性戆直，此次之争，清议多韪之，后升太常卿，叠掌文衡，未必于此事无关系。当时朝中大官，实为状元二字所迷，成此谬举。及今思之，有清爱惜状元，可谓仁至义尽，蔑以加矣。

从前劳绩保举之案，必交部议奏，部必照例准驳；督抚仍顶奏乞恩，如仍交部议奏，部必仍驳之；若再三陈请，得旨著照所请奖励，部便不驳。然遇例载虽奉旨允准，仍应请旨更正者，则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当国，时孙文恪颇用事，意欲裁抑部权，凡遇保案，多有特旨迳准者，而部例有应请旨更正者，竟批云无庸更正，可谓枢臣极端专制矣。于是枢臣与部臣遂不免有意见。卢栗甫前辈其时充考功司掌印，适当其冲，乃以覆议御史屠（仁守）处分过于轻纵，交都察院议处，而卢落职矣。枢臣之意，以卢某平日议他案多从刻，何独于此案从宽：？且卢、屠均系鄂人，显是袒护同乡。如此口吻，直迁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冲突，不过暗中风潮，不数时而渐平息。盖其时朝纲整肃，说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从前文职保案，归吏部核定准驳，文选、考功两司分办；获匪保案，则专归考功办理。案初到部，检查本员履历为第一关键。查毕则照呆板例章办理，毫无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余员，少亦数十员。决以二三时，亲手批定，如有舛错，再由同人检校一次。绝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耽搁时日。其有被驳者，每因声叙不明，或被本员蒙报；亦有督抚因寻常劳绩，坚请异常劳绩者。文牍往来，徒滋繁渎，余复手定获匪保奖章程，通行各省，详晰说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极速，书吏虽写信撞骗，时间亦来不及矣。

从前部费名目喧传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绝大，竟可颠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参半者。部吏以写信撞骗为生涯，事诚有之；然有犯必惩，遇有牵涉，即送刑部，毫无假借。但其中亦有成为习惯，不能彻底严革者，虽不得谓之弊，究不免贻人口实。无非纸工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或数两，或百数十两，恍惚亦有一定规矩。而最重者，则卓异引见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缘每届京察大典，用费何等浩繁，部领只三百两，则书吏赔垫不堪，故办京察后，即以办大计补之。势之所迫，亦以无关弊窦，意同默许耳。其余则补缺一事，补缺索费与引见又异。补缺合例与否，万难高下，吏所得以索费者，则有故意迟延之一法。何谓之迟延？盖补缺须用题本，题本须经内阁吏科转折，阁科磨勘，稍有满汉文错误，即驳回另换。一换再换，便耽搁数月去矣。外官情急，补缺遂有按缺分花钱之举，多有至数百金者。一花钱便不错，不错则核准便速，此所以显其神通也。其实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钱；其有不愿补苦缺者，亦不肯花钱，迟之又久，虽无费亦核准也。余尝告文选司同人谓：“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纸窗糊。明定办法，岂不痛快！”渠曰：“题本事关阁科，所驳换者，明是官话，何能指之为弊？且阁科书吏亦是无钱办公。若根本解决，非纸张开报销、书吏给工食，无法可着手也。”

部吏作弊，无非撞骗。有一年，同月出有知县六缺，应行制签。中有广东二缺，云贵二缺。部吏乃向候选者索贿三千金，谓可选广东；如不花钱，定选云贵。有一候选者，乃文选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制签那能作弊？何人索贿，我可办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对第二人言，言则定选云贵；汝千万勿坏我事。若选云贵，盘费亦需三千，我非花钱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询之同候选者再说。”其戚曰：“渠云不可与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谓曰：“吏非尔亲，何独厚于汝，使汝花钱？”其戚乃询之同候选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选广东。乃恍然大悟，其为土地天晴吃猪头，下雨吃羊头之伎俩也。

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仅有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给老米，五品给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与米店，两期仅能得好米数石。若白米则尚可不换也。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当日部员如此清苦，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

从前吏部寓宅门前，贴有“文职官员私宅免见，一应公文衙门投递”告示（兵部则曰武职官员，科道则曰文武官员，亦示关防之意）。究亦仅属虚文。余充掌印后，多与查办之役，颇露头角，疑忌者多，故不得不自谨饬。寻常宴会不轻赴席，杂宾一概不见。公退无事，只邀同乡作击钵吟。雨天客有无车者，则套车迎送。其时常集者：张珍午、郭春榆、曾幼沧、郑子瑜、陈征宇，数人而已。

吏部夏日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长无事，玉苍有《十朝圣训》借而读之。五本一换，阅时逾两年，二百余卷乃卒读焉。《圣训》即历朝之上谕，行政规矩备焉。分门别类，余寻行数墨，耐性读之，巨细洪纤，无一语遗漏。然掩卷即不复记忆，当时亦聊为消夏计耳。王子恒表叔，可庄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颇似林文忠。文忠在翰林时，日读六部则例，即此意也。”余逊谢不敏。谁知两年涉猎，从容涵泳，嗣后遇有同列争议、大政咨询，余皆能判断如流，颇中綮要。不得谓非无意中之效验也。

余得京察记名后，逾年不即外放。其时内阁侍读学士出缺，轮应一等部员升补。余在吏部名次第一，例应坐升。乃因中东战后，各省停解照费，津贴无资，且内升更为清苦，是以有不求放道，只求放一南省府缺之请。谁知余出京后，内阁侍读学士缺出，吏部一等记名无人，即以户部一等之葛振卿（宝华）升补。按格循资，不数年即升尚书。可见当日京官升转，尚有一定资格。而余则一麾出守，无资格可言，沦落天涯，不无江州迁谪之感。而自今日视之，则不止浮云已也。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京城东西二庙，每月两会期，排列古董珍宝。琉璃厂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厂店”，视二庙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货，无不争趋之。余在京十九年，未尝一履其地，为侪辈所绝无仅有者。唯斜街土地庙之选菊，则嗜好不能与人殊也。后虽遍查十库，饱阅宝物，绝不以眼福自豪，盖非性之所近也。盛伯希尝谓余曰：“我以百金购一碗，置肉其中，三日不败。”余曰：“我每日买肉一斤，三日三斤，不过三钱银，何用此碗为？”可庄亦不以古董家为然，尝举一笑话云：一班好古者，一日相约，各以家珍赴会。有醉汉持一元宝与焉，群嗤之为俗物。醉汉曰：“此雅根也。”众哑然失笑。旭庄则不然，每诟余曰：“汝一毛不拔，到底囊中能余多少钱？”余曰：“否，否。天生我一人便已赘矣；若于一身之外，更有长物，岂不更赘！”此数语虽近滑稽，然亦煞有道理也。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集一隅，地极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处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其馔较寻常酒馆为特别。余曾为龚蔼人方伯所约，在梅兰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味为最美。盖取蜀黍初吐颖时，其小如珠，摘而烹之，鲜脆极可口。余在苏赣宴客，因署后有蔬圃，每仿制之；然一盂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概只能以排酒为消遣。因下处甚清雅，夏则清簟疏帘，可以观奕，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清香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画，或知书，或谈时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长，故学士文人皆乐与之游，不仅以顾曲为赏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文恭必袖廿金银券，出而亲授之，一见而别，至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妖冶，故禁令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后来下处渐消灭，而妓寮则车马盈门，毫无忌惮，此亦世变之相因而至者也。

余自庚辰后，始联社作折枝，不两年便改为击钵吟（《十一集》即余选刻）。晚间破闷，则约同乡三四人，到寓小集。如有大聚会，则在榕荫堂。榕荫堂即福州新馆之客厅也，窗明几净，觞咏洵足怡情。余素有莱公之癖，春夜每捐一金购蜡。旭庄家中，善制喷墨字画纱灯，大放光明，尤增吟趣。堂之前后种松八株，意以为后人哦诗备也。谁知癸丑到京，堂既为不作诗者所占，而松亦无一存者，此亦诗事中之黄粱一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