涑水记闻

渊坐上言诈不实，熊本、陈甫坐赴食违制，陈知俭坐报制院不实。元丰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诰，夺一官，以屯田员外郎分司，范子渊、陈甫夺一官，职任如故；陈知俭夺一官，充替。

前判都水监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尝召立之问曰：“有建议欲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对曰：“此策虽善，但恐河决，所伤至多。昔天圣初，河决白马东南，泛滥十余州，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亦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沉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凤翔民献策云：“陕州南有涧水，西流入河，若疏导使深，又凿硖石山使通谷水，因导大河东流入谷水，自谷入洛，至巩复会于河，以通漕运，可以免砥柱之险。”介甫以为然，敕下京西、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则恐忤朝廷获罪；欲言便，又恐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谷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池县境，导之入谷水，委实利便可行。”盖出渑池县境则硖石大山，属陕西路故也。陕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百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开诸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

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充等二口水势，充等报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水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充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叔献以功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州，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

元丰元年春，塞曹村决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之，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会、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自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鹤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陕、解、同、华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尽言其非。虽不能夺公弼，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

吴冲卿、蔡子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省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当给刍粟及亻兼衣粮，所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瘠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谓：“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傥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实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败失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邪？”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者献之。”

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为相，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善，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

介甫之再入相也，张愕建言：“往者衙前经历重难，皆得场务酬奖，享利过厚。其人见存者，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缗钱数外，余利追理入官，谓之‘打抹’。专委诸州长吏检括，如有不尽，以违制罪之，不以赦降、去官原免。”于是诸州竞为刻剥，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今已解役，家赀贫破，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往往不能偿而自杀。

介甫申明按问欲法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

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于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

三司使章尝登对，上誉张安道之美，问识否，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语，且曰：“行当大用矣。”安道缩鼻而已。其暮，安道方与客坐，呵引及门入谒，安道使谢曰：“素不相识，不敢相见。”惭怍而退。故蔡承禧弹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为此也。由是上恶，介甫恶安道，未几皆出。

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吕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苏子容当制，曾鲁公召谕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当是时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词云：“党小人交构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子容以鲁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也。子容深悔之，尝谓人曰：“介甫虽黜逐我，我怨之不若曾公之深也。”

●卷十六

向来执政弄权者，虽潜因喜怒作威福，犹不敢乱资序、废赦令。王介甫引用新进资浅者，多借以官，苟为己尽力，则因而进擢；或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或无功，或无过，则暗计资考及常格，然后迁官。如吕吉甫弟升卿新及第，为真定府观察推官，初无资考，使之察访京东，还，除淮南转运判官。转运判官皆须升朝官为之，又借以太子中允，寻召为崇政殿说书。及介甫与吉甫有隙，升卿复于上前诋讦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迁太祝，监无为军税。练亨甫以泗州军事推官为崇文院校书兼检正官，及坐邓绾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资，为漳州军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如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封还李定词头，夺职外补，几十年，经三赦，大临才得待制，颂才得秘书监。及熙宁十年圜丘赦，颂除谏议大夫。

熙宁七年圜丘赦，中书奏谪官应复者四十余人，中旨悉复旧原。吕吉甫参知政事，意所恶者皆废格不行。如胡宗愈、刘挚皆坐为台谏官言事落职外补，至是惟挚复馆职，宗愈为苏州通判，一不沾恩。挚尝言曾布，布为吉甫所恶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复馆职。

介甫用新进为提转，其资在通判以下则称“权发遣”，知州称“权”，又迁则落“权”字。

何浃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等，所至暴横，捶挞吏民以立威，皆窜匿无地。气陵提转，直出其上，公牒州县云：“未得当司指挥，其提转牒皆不得施行。”转运使李竦、判官陈充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诣之白事，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至其坐榻之侧，亦不为起。浃欲废广安军，众议以为旁去他州远，不可废。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楼记》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军要害之意。”浃曰：“凡事当从公论，此妄语，何足凭也？”李竦等具奏其状，诏罢归。浃沿道上奏，讼竦等，无所不道。至京师，下开封府鞫问，浃索纸万幅以答款，府司以数百幅给之，乃一纸书一宗。坐上书诈不实，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时所遣提举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浃最为甚。

初，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其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会遭母丧，服除，时韩公犹当国，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参。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介甫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

上将召用介甫，访于大臣，争称誉之。张安道时为承旨，独言：“安石言伪而辨，行伪而坚，用之必乱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曾布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狱，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辅按之，亦无状迹。王危之，以让练亨甫、吕嘉问，亨甫等请以邓绾所言惠卿事杂他书下秀狱，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结堂吏，吏遽报惠卿于陈州。惠卿列言其状，上以示介甫，介甫对“无之”，归以问，乃知其状。介甫以咎，时已寝疾，愤怒，遂绝。介甫以遣延谏希旒崆笸恕１１１１繊介甫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上闻甫，欲罢之。介甫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乃起。1111111

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生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自欲豫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而心怜之。及王死，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

上以外事问介甫，介甫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必问所从来？”介甫曰：“陛下与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介甫由是恶评，竟挤而逐之。他日，介甫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于谁得之，介甫不肯对，上曰：“朕无隐于卿，卿独有隐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明之。明之，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镇金陵，吉甫欲引介甫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吉甫以直讲沈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为侍讲。吉甫又引弟升卿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营缮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介甫，而常非王、王安礼及吉甫所为，以谓必累介甫。等深恶之，故亦不甚得进用也。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介甫不悦，退而属疾家居。数日，上遣使慰劳之，乃出。其党为之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介甫从之。既出，即奏擢章、赵子几等，上喜其出，勉强从之，由是权益重。

熙宁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问疾，自朝至暮十七返，医官脉状皆使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治，又给三日，又命两府就第议事。

兴化县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人衣金紫，自称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寻产子。介甫闻之，自京师至金陵，与夫人常坐于船门帘下，见船过辄问：“得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举家悲喜，亟往抚视，涕泣，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丐其儿，其母不可，乃遣之。

内侍李宪既怨介甫罢其南征，乃言青苗钱为民害，上以内批罢之，介甫固执不可而止。先是，州县所敛青苗钱，使者督之，须散尽乃已，官无余蓄。至是，敕留五分，皆宪发之也。

介甫既罢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颇更张，禹玉始无异同。御史鼓汝砺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从而和之；今吴充变行新法，王亦从而和之。若昨是则今非，今是则昨非矣。乞令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变。汝砺又言：“俞充为成都转运使，与宦官王中正共讨茂州蛮，媚事中正，故得都检正。”又言：“李宪拥兵骄恣。”由是不得居台中，加馆职充江南东路提刑。汝砺固辞馆职。

吕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谓之不悌，放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罢江西转运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贤院，以太祝监无为军酒税。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

吉甫言王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安礼由是乞出，一章即许之，除知润州。介甫犹以吉甫先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采其过失故也。

王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介甫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时人以为必除侍讲。上问以其兄秉政物论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尝力谏其兄，以天下忄匈忄匈，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介甫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亻及先人，发掘丘垄，岂得不预我事邪？”

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析语所从来，皆无以对。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谪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须阅实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屡闻，皆懑谰而无考，反云其事暗昧，不切审实。”又曰：“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反攻修。修寻亦外迁，其谢上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关射羿之弓。”

熙宁十年七月，王韶献所著，名曰“发明自身之学”，皆荒浪狂谲之语。其一篇曰《法身三门》，其略曰：“敷阳子既罢枢密副使、知洪州，于庐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号曰太虚无极真人，遂立三门，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太虚无极真人独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赖幽明显晦，有识无识皆会而朝之。太虚无极真人出独化之门，建大法旗，击大法鼓，手提玉印，临大庭而躬接之。”其书凡十万余言，皆仿此。既而进御，又摹印以遗朝中诸公及天下藩镇学校，其妖妄无所忌惮如此。王公仪得其书以示余。

观文殿学士、知洪州王韶谢上表曰：“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曰：“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忿；指レ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论虽时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尝曲徇。”又曰：“晓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异。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以赞一朝之盛美。”知杂御史蔡确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请便亲，敢因谢表，辞旨怨愤，指斥圣躬，公为罔慢。”于是落韶观文殿学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两府会议于天章阁，介甫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只就东府。”上从之。介甫忧沮，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办之乎？”韶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

李士宁者，蓬州人，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人未尝见其经营及有囊橐，而赀用常饶，猝有宾客十数，珍馔立具，皆以为有归钱术。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及介甫将出金陵，乃归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士宁先亦私入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微有传后之意，士宁窃其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遗甚厚。

进士叶适试补监生第一，介甫爱其所对策；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介甫亦赏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荐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见，适奏对不称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禄寺丞、馆阁校勘检正官，月余而卒；禧称旨。禧无学术，而辨口，扬眉奋髯，足以移人意。上或问以故事，禧对此非臣所学云云，其说皆雍语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与其妻先奸后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丧而博，为吏所捕，因亡命诣阙上书。”

郑侠，闽人，进士及第。熙宁七年春，上以旱灾，下诏听吏民直言得失，侠以选人监安上门，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愁怨。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之。”朝廷以为狂，笑而不问。会王介甫请罢相，上未之许，侠上言：“天旱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侠自以为所言中，于是屡上疏论事，皆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