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

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入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为中书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在旁曰：“此乃坚音。”欲以沮林。即以“坚”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语。达夫摘以为不恭，林坐贬。

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会夏英公谪知安州，二人以文贽见，大称赏之，遂闻于时。初试礼部，刘子仪知举，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时谅暗不廷试，暨奏名，明肃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环、郭龙图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称刘子仪知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奏请始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监本《礼记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国子监，尝请复古本，下两制馆职议。胡旦等皆以为然，独王元之不同，遂寝。后复数有言者，终以朝廷祭祀、仪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则用郑注。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宣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白乐天诗“三杯蓝尾酒，一胶牙饧”。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得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啉，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也。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胪。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摩腾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锁甚固，藏其钥于府廨。有欲观者，旋请钥秉烛，乃可详视。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时经函放光事，而不及摩腾，不可解。炫之，元魏时人也。

汉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不为定制，皇后定居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当推尊，则改筑宫，易以嘉名，始迁入。百官皆上表称贺，及贺两宫。

国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后，分供奉官为东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职，皆领于三班院，而仍称“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

元昊叛，王师数出不利。仁宗颇厌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怀之意，而范文正、韩魏公持不可，欲经营服之。庞颖公知延州，乃密谕颖公，令致意于昊。时昊用事大臣野利旺荣，适遣牙校李文贵来，颖公留之未遣。因言虏方骤胜，若中国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顺祸福归告，乃遣文贵还。已而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敌国礼。公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则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漠”，此其国中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勋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颖公览之，谓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犹奉表称臣，若主可独言父子乎？”从勋请复归议。朝廷从其策，元昊遂卒称臣。

宝元、康定间，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压境。时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诏各籍其民不问贫富，三丁取一，为乡弓手。已而元昊寇陕西，刘平、石元孙等败没，死者以万计。正兵益少，乃尽以乡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正军。河东、河北事宜稍缓，但刺其手背，号“义勇”。治平间，谅祚复谋入寇，议者数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敌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

元丰初，诏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仆射为监修官。始成二帝纪，具草进呈。神宗内出手诏，赐禹玉等曰：“两朝大典，虽为重事，以卿等才学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马矣，朕之浅陋，何所加损乎！其如拟进草绪成之。”盖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后史成，特诏给舍侍郎以上，学士中丞及观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国朝宰相，自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赵普相，开宝六年罢，独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李在位，端拱元年罢，独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吕蒙正在位，独相者逾年；景德三年，寇准罢，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独相者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夷简独相者三年；皇三年，宋庠、文彦博罢，庞籍相，独相者三年；元九年吕大防罢，章相，七年罢，独相者七年。七朝独相者七人，惟赵韩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石。

元丰中，蹇周辅自户部侍郎知开封府，止除宝文阁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龙图阁直学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直侍郎，皆止当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初自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天章阁待制，即召为给事中。未几，迁吏部尚书。辞免未报，拜同知枢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公力辞，台谏亦有以为言，不听，遂自同知拜相。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异》：范知庆州，除待制，召为给事中，皆元丰八年，云元初，非也。时以安焘知枢同知，而给事中封驳焘敕不下，诏不送给事中书读，焘辞免，从之，除命复送给事中书读。云“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非也。范元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岁四迁，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枢，才百余日。云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诏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元初，以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遂入衔。或以为用怀贞故事。

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

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郡；本朝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皆谓之“两京”。祥符七年，真宗谒太清宫于亳州还，始建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始建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狨坐，唐制初不见，本朝太平兴国中始禁。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诏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案：此条已见第三卷，惟中数语详略互异，今并存之）。

故事，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以八饼为斤。仁宗时，蔡君谟知建州，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十斤以献，斤为十饼。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为请，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为岁额。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袋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其后又有为“瑞云翔龙”者。宣和后，团茶不复贵，皆以为赐，亦不复如向日之精。后取其精者为“夸茶”，岁赐者不同，不可胜纪矣。

《考异》：君谟为福建转运使，非知建州也。始进“小龙团”凡二十饼重一斤。此云斤为十饼，非也。

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坐椅子舆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见，信然，乃许之。前无是礼也。

《考异》：《吕传》云：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

●卷九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且诏昌朝罢，则不置。及熙宁初，陈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领。

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当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近世凡朝廷诏命，皆学士为之，重王命也。

熙宁三年九月，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以士人为之。于是以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吏房，李邦直礼房，曾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渊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许岁币三十万；其后刘六符来，始增二十万为五十万。元昊初，遣如定来求和，朝廷许以岁币十万，未称臣；乃使张子奉使而肯称臣，子遂许以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制不为之礼，评诉于神宗，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阁门使见枢密之礼。

仁宗时，台官有弹击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欧公以为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所以难于充选。因请略去资格，添置御史里行。但选材堪此选，资深者入三院，资浅者为里行。熙宁初，实用此议也。

元二年，诏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论者纷然，以为不当。王彦林为十不可之说以献。谓尚书二年加直学士，若一年而罢，与之直学士则过，与之待制则与尚书、侍郎何异？其以罪被谪者，常例当落职，若落职名，则不问过之轻重，与职事官为落两重职；若止落职事官，则与平迁、善罢何异！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为待制，则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大要如是。刘莘老为中丞，刘器之为司谏，皆以为言，朝廷不以为然。其后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钱公辅为知制诰，缴辞头。时英宗初即位，韩魏公当国，以为始除大臣而不奉诏，恐主威不立，乃特责滁州团练副使。议者以为太过，司马君实知谏院，意亦以为是而不救。及后论陕西义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罢章中始云：钱公辅一上章，止枢密副使恩命于诏令未行之前，而责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议于诏令已行之后，而不以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请比公辅更责远小处。疏入，不报，盖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为延州指挥使。范文正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边。一日，忽内出御制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动将士。或云，滕元发之词也。

狄武襄以枢密副使出讨侬智高，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师还，复旧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末，韩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故熙宁初，王乐道论魏公，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盖郭威实由是变也。魏公亦无以解。

《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末，又云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乐道论韩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宁初，亦非也。

贾文元初以晋陵县主簿为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为判监，始见，因会学官，各讲一经。既退，谒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书?路隋韦处厚传》使读，文元了不喻。已乃见之，曰：“知所以示二《传》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讲书有师法，他日当以经术进，如二公，勉自爱。”其后，宣公辞讲筵请老，即荐文元自代，时官犹未甚显。未几，仁宗卒为创崇政殿说书命之。崇政殿说书，自文元始云。

庆历中，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求取关南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帅定州，敌密遣人来觇候。吏得之，偏裨皆请斩之以徇众，武恭特不问。明日，出猎近郊，号三十万，亲执桴鼓示众，下令曰：“具粮糗，视大将军旗所向即驰，敢后者斩。”觇者归，密以告，虏疑汉兵将深入，无不惧。仁宗亟遣使问计，对曰：“咸平、景德，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仁宗以为然。

晏元献公喜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尝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富韩公，其婿也。吕申公荐报聘契丹，公时在枢府，亦从而荐之，不以为嫌。苏子容为谥议，以比胡广与陈蕃并为三司，谢安引从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枢密使谪知随州，孔道辅所论也。道辅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叹曰“可惜！朝廷又丧一直臣。”文潞公为唐质肃所击，罢宰相，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会潞公复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迁官，除河东。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为三司使。

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入，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每道以三千字为率；本朝加试六论，或试于秘阁，合格而后御试，故得人颇艰，然所所选既精，士之滥进者无几矣。

《考异》：文帝十五年策晁错等，非二年也。贤良策见于《汉书》者，惟董仲舒三道，余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不知何所据耶？百人皆当云百余人。又《仲舒》及《严助传》亦皆云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