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前录

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诞妄不恭，非所宜言。韩氏子孙，贩卖松梗，张大勋业，以希进用，不知陷其父祖于不义也。王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期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又谓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察其意，以谓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奖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跋扈者乎！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绸。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颖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颖邸宾僚号天下选云。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颖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为《王安石传》，至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会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沆、富韩公、王参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呈，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同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子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忠；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阁门祗候。富公之客李亻思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礼复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遂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十五以上悉带之，著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爱，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之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详伯温著之《辨诬》云。

●卷四熙宁七年春，契丹遣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神宗许之，而难其人。执政议遣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忱对便殿曰：“臣受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且雁门者古名限塞，虽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臣既辱使，指当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韪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忱不奉诏。初以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艰，诏起复，未行，公亦使回。虏又遣萧禧来，帝开天章阁，召执政与忱、大忠同对资政殿，论难之久。帝曰：“凡虏争一事尚不肯已，今两遣使，岂有中辍之理？卿等为朝廷固惜疆境，诚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进曰：“彼遣使相来，即与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来求关南之地，则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今代北安可启其渐？”忱进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皆知不可夺，罢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大忠乞终丧制。帝遣中使赐富韩公、韩魏公、文潞公、曾鲁公手诏，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虏几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故造衅端，妄求理辩。比敕官吏同加案行，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今横使复至，意在必得，虏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诏故老”云云。韩魏公疏曰：“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则似不以大敌为恤，虏人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之意。虽闻虏主孱而妄弱，岂无强梁宗属，与夫谋臣策士，引先发制人之说，造此衅端？故屡遣使以争理地界为名，观我应之之实如何尔。其所致虏之疑者七事：高丽臣属契丹，于朝廷久绝朝贡，乃因商舶招谕而来，且高丽来与不来，于国家固无损益，而契丹知之，谓朝廷将以图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长，未尝为边患，而强取其地，乃及熙河一路，杀其老弱以数万计，所费不赀，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二也。边近西山，地势高仰，不可为溏泺，向闻遣使部兵，遍置榆柳，冀其成长，以制虏骑，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障塞要路，无以异矣，三也。义勇民兵，将校甚整，教习亦精，而忽创团保甲，一道纷然，义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数之虚名，四也。河北诸州，缘边近里，城池工筑并兴，增置防城之具，检视衣甲器械，五也。创都作院，颁降弓刀新样，大作战车，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费财殚力，先自困毙，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声言出征，又深见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虏素为敌国，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为谋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与雄州素有定界，若优容而与之，虏情无厌，浸淫日甚；不许，虏遂持此以为己直，纵未大举，势必渐扰诸边，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钱事，而言者辄赐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实避嫌疑，不敢论列。今亲被诏问，事系国家安危，言及而隐，罪不容诛。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因循苟简，治国之本，当先富强，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礼作乐，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者也。又内外置市易务，小商细民，无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违者坐徒，不以赦降，监司督责，以刻为明，簿法之苛，过于告缗。今农夫怨于畎亩，商旅叹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职，恐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陛下始谋者大误也。陛下有尧之仁，舜之聪，改过不吝，圣人之德也。而又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必曰虏势已衰，特外示骄慢尔。以陛下神圣文武，若择将臣领大兵深入虏境，则强划之地，一举可复。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岁灾伤，民力大乏，缘边次边州郡，刍粮不充，新选将官，皆粗勇寡谋之人，义勇保甲新兴，未经训练；若驱重兵顿于坚城之下，粮道不继，腹背受敌，虽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犹以此致歧沟之败也。臣愚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它意？恐为谍者所误耳！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两绝嫌疑。望陛下以自见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则可以迁延岁月。陛下益养民爱力，重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天下悦服，边备日充，塞下有余蓄，帑中有羡财。虏果自败盟誓，有衰乱之形，然后一振威武，恢复故疆，快忠义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愤矣。”富韩公疏曰：“臣五六年来，切闻绥州、瓦、熙河、辰锦、戎泸、交趾，咸议用兵。或以丧师，或以献馘，即时传播四方。而西师初举，便传必复灵夏，既又大传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虏必然寻已探知。彼复闻朝廷练士马、缮城池、利器械、聚刍粮，加之招致高丽，欲为牵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将，事机参合。此虏人所以先期造衅，既发争端，势未肯已也。今衅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境上，争论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归朝廷自当之，则恐理难款缓，便要可否。违之则兵起而患速，顺之则河东斥候日蹙，虽款目前，遗患在后。臣谓不若一委边臣，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使之尽力交相诘难。然北虏非不自知理曲，盖欲生事，遂兴干戈。岂是无故骤兴，实有以致其来也。惟陛下深省熟虑，不可独谓虏人造衅背盟也。彼若万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严兵以待之，来则御战，去则备守，此自古中兴防边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讨击，臣实虑万一有跌，其害非细；或更与西夏为掎角之势，则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边警急，数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臣愿陛下以宗社为忧，以生灵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非万全不举，此天下之愿，而臣之志也。而又喧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闻之，心殒胆落。陛下英睿天纵，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与创业之主事体绝异，尤不可慨然轻举。又恐朝廷且作声势，初无实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虚声而召彼实来也。张虚声者，必有疏略之虞；作实来者，必尽周密之虑，成败岂不灼然。假令胡人入讨，遂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嘴厮、高丽、黑水女真、鞑靼诸番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则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臣窃谓因今横使之来，且可选人以其疑我者数事，开怀谕之云：凡为武备，乃中国常事，非欲外兴征伐。向来用武之地，皆小蕃有过者，朝廷须当问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余年，无故安肯辄欲破坏？又恐是奸人走作，妄兴间谍，因此互相疑贰，养成衅隙，遂有今日争理。如朝廷更有可说诸事，但尽说之，须令释然无惑，乃一助也。横使如不纳，即遣报聘者于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几一得，必有所益。缘彼大藉朝廷岁与，方成国计，既有凭藉之心，岂无安静之欲？只以疑情未释，遂成倔强。若与开解明白，必肯回心。若两情不通，祸患日深，必成后悔。臣更望陛下兼采博访，不宜专听一偏。恐有迎合圣意及畏避用事之入，不敢以实事闻而误国家大计。臣所以及此者，窃闻去春久旱，陛下特降手诏，许人极陈时政得失。寻闻上章论列者甚多，随而或遭贬降。陛下殊不以手诏召人极陈为意而优容之，及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务结舌，下情不能上达，朝政莫大患也。愿陛下深思极虑，早令天下受赐也。”文潞公、曾鲁公疏，皆主不与之论，皆乞选将帅、利甲兵以待敌。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翕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韩公承荆公风旨，视刘公、吕公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

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

●卷五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召章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法，除诸路常平使者。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国初，上皇即位，用韩忠彦为相，清臣为门下侍郎。忠彦与清臣有连，故忠彦惟清臣言是听。清臣复用事，范右丞纯礼，忠彦所荐，清臣罢之；刘安世、吕希纯皆忠彦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帅定武、希纯帅高阳；张舜民，忠彦荐为谏议大夫，清臣出之，帅真定。其所出与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贤士，清臣素所惮不可得而用名者，忠彦懦甚，不能为之主。曾布为右相范致虚谏疏云：“河北三帅连衡，恐非社稷之福。”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同日报罢，清臣亦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尝论绍圣、建中靖国之初，朝廷邪正治乱未定之际，皆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坏之。邪说既胜，众小人并进，清臣自亦不能立于朝矣。使清臣在绍圣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国初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以公议正论共济国事，则朝廷无后日之祸，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义士惜一时治乱之机，为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有旨复哲宗元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于元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谓伯温曰：“元皇后之言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礼。”伯温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继奸臣曹布、蔡京用事，朋党之祸再作，元后竟出居旧宫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师，逼上皇渊圣帝北狩，宗族尽徙，独元后以在道宫不预。虏退，群臣请入禁中，垂帘听政，以安反侧。至上即位于宋，幸雄扬，虏再犯，幸余杭，后于艰难中辅成上圣德为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视朝者累日。下诏服齐衰，谥曰昭慈圣献。呜呼，后逮事宣仁圣烈太后，其贤有自矣。至于废兴则天也。

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欲图大辽；又用章为察访使，以取湖北夔峡之蛮；又用刘彝知桂州、沈起为广西路安抚使，以窥交趾。二人不密，造战舰于富良江上，交趾侦知，先浮海载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杀守臣苏缄，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封逵宣抚广南，使直捣交趾，逵老将，与Ι议论不同，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进，瘴死者十余万人。无丰四年，五路大进兵，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以灌吾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又用吕嘉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报夜至，帝早朝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帝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尝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