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庐杂录

彭城王勰覆议曰：“圣人敛山泽之利，以宽田赋。收关市之税，以助国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以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宜如旧。”胡寅以为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宋世楮币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时异也。实由官不蓄现钱以权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于蜀，其时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稍衰，官始置务。诸路行之，民以为便，行之浸广。以一千万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宫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厉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鼓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元刂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瞻军。乃藉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藉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万余，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通典》。尚书省支总天下经费。自安禄山反，至德乾元之际，置度支使。永泰之后，度支罢使，置转运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于内。建中初，又罢转运使，复归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诸道收户口及钱谷名数。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

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二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二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则余食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兼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于汤代。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与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平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消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祁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炉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蜡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费钱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隋高颖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朱彝尊《补汉兵志跋》：“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师，名曰禁军。开宝入籍十九万三千，不为不多。至道增至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万一千，庆历增至八十二万六千。治平以降，迄于元丰，稍为裁减，尚六十余万。徽宗将一童贯，而禁军阙额二十四万。靖康之祸，按籍止存三万人而已，无一夫可驱之战者。遂以不支。高宗将一张浚，富平、符离之败，弃师累十万，乃莫有正其罪者。尚可言兵事乎？”

宋嘉间，朝廷屡颁阵图赐边将。王德用谏曰：“兵机无常，而阵图一定，若泥古法，以用今兵。虑有偾事者。”唐许敬宗善医而不肯著书，曰：“恐人得吾所言而不能得吾所不言，必乱用药矣。”此二语可悟作诗文之道。

《七修类稿》。洪武二十四年，治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采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碾，揉为大小龙团。此钞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林希元曰：“申报灾伤，与走报军机同限。失误饥民，与失误军机同罚。如此则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济乎。”

李安溪《兵论》。明初讲屯卫之法，盖以天下既定，兵无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汉之所谓屯田也，卫者唐之所谓府卫也。屣闲旷之地，使民耕之，而因以为世业。设卫官统之，职如州县。是古者寓兵于农，今也寓农于兵。可以渐省养兵之费，而又使为兵者不至浮浪而无根。此所谓不师三代之迹而师其意。法至美也。

陆深处《置盐法事宜疏》。今天下榷盐之地，两淮为上，两浙次之。而弊端亦于二处为多。然其大坏盐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灶丁苦于兼并。其一则今势要之侵利是也。然于两浙，又微不同。大抵坏两淮之盐法者多势要，坏两浙之盐法者多私贩。而灶丁之苦，则一而已矣。盖淮、浙之盐，出于人力。非若河东天造地设，不劳之利也。其法在于晒土为卤，煮卤成盐，以盐纳官。然而逋负多而国课损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而盐课又为总催者所欺。灶丁不过总催家一佣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实亡。而总催者下欺灶户，上负国课。百计迁延，以觊一赦而已。伊欲处之，在于尽复灶丁之场荡，而尽惩总催之奸欺，则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贩之徒，以拒捕为常，以杀人为戏，聚不可翦，则比之势要。差为易处，苟使出盐之地。捕其买者之市家，行盐之地。捕其卖者之市行，而悉置于法。则其党可空矣。非若势要之家，蛇盘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两淮长芦之盐利者，虽曰朝廷业已许之，然终非法。臣意以为与其坏天下之大法，宁伤数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无所容而后已。夫上之支中，尽归于商贾，下之场荡，尽归于灶丁。则商通课足，而盐法不行者，未之有也。

永乐元年七月，上谕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永乐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人钱有差，赐宴于礼部。既而上览所进书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师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及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学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编修朱、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苏伯厚、张伯颖、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璧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县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

郎瑛《七修类稿》。成祖命胡广、王洪编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覃精隽》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

朱国祯《涌幢小品》。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趋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成祖敕儒臣纂修《永乐大典》一部，系胡广、王洪等编辑。征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余年而就。计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因卷帙浩繁，未遑刻版，止写原本。至弘治间，藏之金匮。嘉靖三十六年，大内回录，世宗亟命那救，幸未焚。敕阁臣徐文贞阶，复令儒臣照式摹钞一部。当时供誊写者一百八名，每名日钞三叶。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庆元年，始克告竣。

阮葵生《茶余客话》。万历甲午，南祭酒陆可教请刻《永乐大典》，分颁巡方御史各任一种，校刻汇存。分贮两雍，以成一代盛事。当时议允，终未颁行。窃谓文宗与穆宗两番钞录，已费不赀。镂版通行，谈何容易耶。

《道山清话》。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后山诗话》。欧阳永叔不好杜诗，苏子瞻不好司马《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卷六《日知录》曰：“柳宗元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又曰：“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今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间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又曰：“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弘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

杨万里作《选法论》，其上篇曰：“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赇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牌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语，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者，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略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权渐轻，然后长贰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以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忄Й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廉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远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阅之簿，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听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哉，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邪（《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