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骑马，幕为人面。”其止即漫也。乌弋山燕国之钱与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释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钱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後，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後魏 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後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後，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钅。锡钅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钅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於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後奸猾稍多，渐磨炉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於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钱少，晋王广又请於鄂州白山有铜矿处铸钱，於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於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私铸颇息。大业以後，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每千宜重二斤，後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钅，裁衣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置钱监於洛、并、幽、益等诸州。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死，没其家属。

高祖初入关，民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乃铸“开元通宝”，其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郑虔《会粹》云，询初进蜡样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

显庆五年，以盗铸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藏恶钱，以待禁弛。

仪凤四年，以天下恶钱转多，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於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通元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钅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别纳恶钱百文，少府、司农毁之。时铸多钱贱，米踊贵，乃诏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

武后长安中，令悬样於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而拣择艰难，交易留滞，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吏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锡模钱，须臾千百。

玄宗开元初，宰相宋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坐贬官。又请粜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於贾谊，亦无废於贤君。古往今来，时移事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详议可否。”秘书监崔沔议曰：“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是以贾生之陈七福，规於更汉令；太公之创九府，将以殷贫人。况依法则不成，违法乃有利。谨按《汉书》，文帝虽除盗铸钱令，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然则虽私铸，不容奸钱。钱不容奸，则铸者无利。铸者无利，则私铸自息。斯则除之与不除，为法正等。能谨於法而节其用，则令行而诈不起，事变而奸不生，斯所以称贤君也。今若听其私铸，严断恶钱，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诫则汉政可侔，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今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谨守旧章，无越制度。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後足用也！”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舍之则非有损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谓人主之权。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出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莱不垦，又邻於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则益盗。昔汉文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於前，而炉不加於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於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其年十月六日，敕：“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宜有变革。自今以後，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馀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二十六年，於宣、润等州置钱监。

时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後钱又渐恶，诏出钱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宜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以一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纟延环之别，每贯重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百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由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钅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参用。及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每缗重十二斤。与三品钱并行。法既屡易，物价腾踊，斗米至七千钱，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乾元、重轮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

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九百馀万。《王制》：上农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馀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均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以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每岁得十馀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於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用工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

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馀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访闻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钱，转相货易，奸宄渐深。今後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切加禁断。”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馀。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

十年六月，敕：“今後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直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者，以盗铸钱罪论。”

十四年十二月，盐铁使李若初奏：“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从之。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馀，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於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

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货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顿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於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缗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币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

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後，限一月市别物收贮。如限内未了，更请限亦不得过两月。限满违犯者，白身人处死；有官人等闻奏科贬，其贮钱纳官，五分取一充赏。”时京师里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於是竞买地屋以变其钱，而高赀大价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能究治，竟不行。

先是，三年，诏：“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周岁之後，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员，意在他时行法不贷。”

按：後之为国者，不能制民之产，以均贫富，而徒欲设法，以限豪强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犹云可也；限民蓄钱，不亦甚乎！然买田者志於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於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今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然钱重物轻，正藏钅强逐利者之所乐闻也。人弃我取，谁无是心？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

穆宗即位，京师鬻卖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

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钮得用铜，馀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盐铁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於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请加炉铸钱，於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亦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由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辩，复铸为像。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卷九 钱币考二

○历代钱币之制

後唐同光二年，令京师及诸道，於市行使钱内，检点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并行收纳。

天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访闻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见钱，以邀厚利。”敕：“宜遍古晓，如元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铜器。生铜器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每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又敕：“诸道州府约勒见钱，素有条制，若全禁断，实匪通规。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城门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

二年，敕：“买卖人所使见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市肆人户，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今後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後行使钱陌内，捉到一文、二文系夹带铅铁钱，所使钱不计多少，纳官科罪。”

晋天福三年，诏曰：“国家所资，泉货为重，销蠹则甚，添铸无闻。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仍禁将铅铁杂铸。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除铸钱外，不得接便别铸铜器。”

其年十一月，敕：“先许铸钱，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

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後祗官铸造，私下禁旧法。”

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周显德二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馀民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谕刑有差。其铜镜，官中铸，於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户收买兴贩。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军器，旧用铜制及装饰者，候经使用破坏，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铜，内有合使铜者，奏取进止。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为人所难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像是也。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之不可销必矣。韩愈拜京兆尹，神策六军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犹是也。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於他国，归於蛮夷，其害岂特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则不以泉货贸远方之宝可知已，钱之散也，以贸远方之宝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钱，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区区器像又何济乎！故惟至廉无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宝。而又关防严密，法制具在，鼓铸不废，则中国之钱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主李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锺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谟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钱有铜铁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钱。诸国割据者，江南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两浙、河东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径寸，以一当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後，又铸“太平通宝”钱。太宗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自後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禁诸州铁钅钱，民有者悉送官。

乾德五年，禁轻小恶钱，限一月送官。

自平广南、江南，听权用旧钱，勿得过本路之境。

国初因汉制，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是岁，所在用七十七为陌，贯及四斤半以上。

真宗咸平四年，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取裁，馀第减之。

天禧三年，诏犯铜、石，并免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