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功，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夫兵？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承平百有馀年，四夷顺服，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然，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负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劳苦役，不感恩泽。於农民之劳既如彼，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边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生长太平，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当是时，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县尉，但主城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欲除盗，又更资盗也。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已昌炽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且乡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四夷、开边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节文云：“应沿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扰。”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方，休息中国。华夷之人，孰不归戴，然则保甲、户马复何所用哉？今虽罢户马，宽保马，而保甲犹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臣愚以为宜悉罢保甲使归农，召提举官还朝，量逐县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沿边弓箭手法，许荫本户田二顷，悉免其税役。除出贼地分严加科罚，及令出赏钱外，共贼发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贼给赏。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或补班行，务在优假弓手，使人劝募。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计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者一人阙额，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武艺衰退者，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若武艺胜於旧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荫田。如此，则不必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壮勇者既为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严行典宪。若召募不足，即且於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馀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壮丁逐捕盗贼，并乞依祖宗旧法。

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欲申前说，枢密院先进呈，乞罢团教。光再奏，寻蔡确执不行。监察御史，王岩叟等极言之。十月，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委令佐监教。

岩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诏蠲疾病，汰小弱，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日之并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终在。朝廷知教民以为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刖为一司以总之，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教之以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则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也，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为苦也，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罢，方而去，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其教也，保长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提举司之指挥与提司之当公事者又互鞭之，提举之官长又鞭之，一有逃避，县令又鞭之。人无聊生，每相与言曰，恨不死尔，此鞭笞之所以为甚苦也。创袍、市巾、买弓、修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倚卓、团典纸墨、看听人雇直、均菜缗、纳楷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其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都副两保正、大小两保长，平居於家，婚姻丧葬之问遗，秋成夏熟，丝麻麦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饮一食之责望，此迫於势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则以艺不应法为名，而捶辱之无所不至。又所谓巡检者、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贪而冒法，不顾後祸，有逾於保正、保长者，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灸烙其肌肤以自致於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使其有所出，当未至於逃；至於逃，则困穷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县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诉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圣知之，当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户之家，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场教骑，终日驰骤，往往至於肌羸残坏而就毙，谁复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处，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苦。又或其家官捕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马为祸。此皆提举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为百姓之扰也。臣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也，而不闻其有此。何则？因人之情而为之法耳。夫缘情以推法，则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则愈严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兽穷则搏，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爱百姓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於此极尔。臣以为激而益深，安知其发有不甚於此者？情状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虑，以保大体为安静计。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为一月之间并教三日，不若一岁之终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他用心，人自安於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旋择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而百姓获优游以治生，无终年遁逃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争陵犯上之恶矣。且武事不废，威声亦全，岂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又乞罢提举教阅司。又乞罢每岁分保甲为两番，於十一、十二两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只乞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并从之。

元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改更，犹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教指挥，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与不幸。今田有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赴教是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於是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

按籍民为兵，古法也，虽唐府兵犹然。今熙宁之保甲，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谙者，可以教练而能，而吏之为奸者，则虽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诸贤，议更化理而首欲罢此者，以其厉民也。今观吕陶之言，以为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有幸与不幸，遂令人户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然则岂贫者不堪为兵，独富者堪为兵乎？盖所取必五等以上，与田及二十亩者，非取其堪为兵也，特以其稍有资力，堪充污吏之诛求耳。盖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虽良法，保甲虽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尽去，知保甲之当罢，而第释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是犹纟兄臂而谕以徐，日攘鸡而易以月。法既不能尽革，而又不能摈弃斥绝，其奉法之人，则姑少加末减，裁量以杀其毒，以纾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为经武强兵之图不，亦悖乎！

尚书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乃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其馀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并更互出戍，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仍以将官兼都监职事，卒不能尽罢将副。

光疏曰：“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议者，请分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功训练。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其馀禁军，皆制在将官，专事教阅。臣愚以为职事修举，在於择人，不在设官。苟得其人，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不得其人，虽将官亦何所为。况今之将官，即向之为总管者也。岂为总管等则不能举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此徒变易其名，无益事实；非惟无益，兼复有害。凡设官分职，当上下相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纪纲乃立。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亦俱乏人。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而州县不能直差，须牒将官，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御奸宄哉？

又言：“窃见近年灾伤，盗贼颇多，州郡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军单寡，禁旅尽属将官，多与州郡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万一如李顺、王伦、王均、则之寇，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又：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盖欲使之劳筋骨、知艰难、轻去其家，且习山川险阻也。自置将以来，苟非全将起发，然後与将官偕行，其馀常在本营，饮食游嬉，养成骄惰，岁月滋久，不可复用。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衤复，虚费禄廪，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等，如未置将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备有馀，然後缓急可责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苏轼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条约。不报。

轼疏言：“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三事不止，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此岂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渐次申严军法，逃军盗贼，已觉衰少，年岁之间，庶革此风。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严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後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馀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赀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於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其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У赏罚，奏得仁宗皇帝圣旨，见今具存。昨於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子，圣旨：应两地供输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更不编排保甲。看详上件两次圣旨，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其馀并合废罢。虽有上件指挥，公私相承，元不废罢，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至遂捕本界及化外盗贼，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杀。见今州县，全藉此等寅夜防托，灼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劳费失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辽，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可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其人，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今已密切会到本路极边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将吏，常加拊循，使三万馀人分番昼夜巡逻，盗边小寇来即抢获，不至狃忄犬，以生戎心。而事皆循旧，无所改作，虏不疑畏，无由生事。有利无害，较然可见。”奏上，不报。是月再奏，又不报。

右东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当时北边军政之弛。中天之祸，有由来矣。所言禁军，大率贫窘；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则知当时虽所募长征之兵，衣食仰给於县官者，犹不能不为将校所渔猎，况籍民之有田亩者以为保甲，贪官污吏，宁无诛求乎？

绍圣初，枢密院建言：“往时军士犯法，诏许将官一面决遣，以故事无留滞。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动多牵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旧法，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州县毋得辄有所预。其非屯驻所在，当俟将副巡历决之，馀委训练官行焉。”诏从之。至是州县拱手听其所为，兵将愈骄，无复可用矣。

元符二年，御史中丞章奏乞教习保甲月分，差官按试。曾布言：“保甲固当教习，然陕西、河东连年进筑城寨，调发未已，河北连被水灾，流民未复，以此未可督责训练。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正当此职事。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亦皆冲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帝屡以督曾布。是日，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因言：“此事固当讲求，然废罢巳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至惊扰。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以未教习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则人情汹汹，未易安也。熙宁中，施行，亦有渐。容臣讲求施行次第。”退以语卞，卞殊以为不快。

按王介甫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则其时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之时，布独不欲复行，何也？盖其事繁扰，奉行不得其人，则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於军实。彼章、蔡卞之徒，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略不顾生民之休戚，布在当时，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乃诏京畿、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其月教指挥勿行。

政和时，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其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隶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总，则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今见行敕令，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职之人，略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七月，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宁锐两军（三年十月二日），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於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於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问犯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馀并免决刺填。”从之。宣和三年，知婺州扬应试言：“诸郡屯戍，当隶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号令不二。不然，将骄卒横，侵夺细民，气压州郡，有不胜其忧者。”於是诏自今令隶守臣。居无何，复诏曰：“将兵自当遵将官条教，其除前隶守臣指挥。”其後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又事平之後，童贯奏言：“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惰自恣。平时主领占差营私，大半皆习工艺。遂致寇恣横行，毒流一方，重费经画。今事平之後，当添将增兵，镇遏绥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於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於计为便。”诏从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见近者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十遽，以数万人而期一月，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人以补阙额，率教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藏避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暇，必欲招填禁军，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於途，实伤国体，乞亟行禁止。有已强刺涅之人释遣之，以释忧疑。”诏：“如有非愿之人，速行改正。”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当祖宗时，军律甚严，若在戌还家，当役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於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稍有畏惧。”从之。

五年，手诏：“访闻保甲法行既久，州县玩习弛废，保丁开收既不以实，保长役使又不得时。如修鼓铺、饰粉壁、守败船、沿道路、给夫役、催税赋之类，科率骚扰不一，遂使寇盗奇邪，无复纠禁讥察，良法美意，浸成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