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甫同饭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办官刘知ト，泣涕哽噎，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七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案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诸军阙额颇多，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馀人，乾道三年，以二万七千人为额，今管二万五千四百馀人，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者，仅六百二十七人，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从之。

叶应诏《兵总论》二曰：“自唐至德以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任於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讳矣。然国擅於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於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於将，人皆知之；将擅於兵，则不知也。大历、正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岂不疏哉！太祖既收节度权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纪制御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势，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无形势之险，而其险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汉之旧，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为固，则连营百万，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庆历谋国日误，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万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无可为者矣。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为之治文书、聚财赋，尽用衰世裒刻之术，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则又为之亻免首以事骄虏，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知兵之不胜养，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於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元废罢保甲，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实录》所载，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虽然，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而不为王安石，者岂能知之哉！至於绍圣以後，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弱。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故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为盗贼。离不始挟兵十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不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呜呼，痛哉！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损，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加以四屯驻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数倍祖宗之财用，投於四总领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厢、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尽。问其外御，则曰请和不暇；问其内备，则曰仓卒可虑。统制、统领、总管、路钤、路分钤辖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縻厚禄，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敌未见有难破之验，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滞，不能轻利，其一曰，四屯驻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厢、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则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则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则一方利。兵患去则兵强，惟所用之无不可者。陛下果决於此，岂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论四屯驻大兵》曰：“敢问四大兵者，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为深患，岂有积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处此者？然则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坏，维扬仓卒，海道艰难，杭越草创，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溃莫制。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於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俊收光世兵柄，制取无策，吕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杀帅，卷甲而遁。其後秦桧虑不及远，急於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於军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於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徒坐视而不恤也。桧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来者习见而不复知，但以为当然。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四都、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内臣贵亻幸因之而握制将权，蠹弊相承，无甚於此。而况不战既久，老成消耗，新补惰偷，堪战之兵，十无四五，气势忄Й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债负，家小日增，生养不足，怨嗟嗷嗷，闻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无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财，以养四屯驻之兵，又祖宗之所无有也。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以财言之则南为多。运吾之多财，兵强士饱，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为也。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袭五六十年之积弊，以为庸将腐阉，卖鬻富贵之地？则陛下之远业，将安所乎？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摅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以苏息穷民，种植基本，於是厉其兵使必斗，厉其将使不惧，一再当虏，而胜负决矣。兵以少而後强，财以少而後富，其说甚简，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又《论厢禁军弓手土兵》曰：“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弓手为县之巡徼，上兵为乡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备战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计一兵之费：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营伍将校，其上则路分钤辖、总管者居其一焉，恩赐、阅视、借请、券食者居其一焉，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谓第一等户，尽其赋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又尽以养厢、禁、土兵，又有配隶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养。然则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养兵者，为其有事而战，不为其无事而备也。无事而备，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後可。今养之於无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战也。则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乃其势之宜然耳。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则国力不宽；不减厢、禁、弓手、土兵，则州郡之力不宽。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以困民为安强，以耗国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为远识，以不可举动为体国，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遂至於忘雠耻。弃诸华、废天命，礼坏乐失，积众弊而莫革者，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厢、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图其内，患行其所难，而不实为其所易者，何哉？”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则兵多，而勃然以兴；民叛则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来皆然矣。秦汉始有募兵，然犹与民兵参用也。唐之中世，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夫兵既尽出於召募，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兵与民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关於国之盛衰；国之存亡，不关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数日多，养兵之费日浩，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宝以来，内外皆募兵也。外兵则藩镇擅之，内兵则中人擅之，其势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仪、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朱Г僭乱，而李晟、浑以神策之兵诛之。及其衰也，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及朱温举兵内向，尽夷中人，废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内。杨行密、钱Α、马殷、王建、刘仁恭、李茂贞之徒，以卒伍窃据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则国擅於将，将擅於兵。卒伍所推，则为人主，而国兴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废则为独夫，而国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艺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内，暨一再传，则兵愈多，而国势愈弱。元昊小鬼，称兵构逆，王旅所加，动辄败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师，动数十万。然援河北，则溃於河北；援京城，则溃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业偏安於江左。建炎、绍兴之间，骄兵溃卒，布满东南，聚为大盗，攻陷城邑，荼毒生灵，行都数百里外，率为寇贼之渊薮。而所谓寇贼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张、韩、刘、岳之徒，以辅佐中兴，论功行赏，视前代卫、霍、裴、郭曾无少异，然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则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计。及其末也，夏贵之於汉口，贾似道之於鲁港，皆以数十万之众，不战自溃，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将也；先驱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国愈危，民未叛而国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犹手足也；国、犹身也。手足强壮则身存，手足枯槁则身废；兵多则国存，兵少则国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犹病狂易之人，奋拳举爪，自陷其肤，自屠其肠，以至於殒身也。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犹病痱癖之人，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胫如腰，指如股，而病与之俱增，以至於殒身也。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为兵，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年齿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亻幸免，而亦不可以滥入。《司马法》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盖言户尽为兵，则君子小人、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然则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国，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则国之所存者，幸也。纪纲尚立，威令尚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死其长，否则溃败四出，反为生民之祸，而国祚随之矣。可胜慨哉！

●卷一百五十五 兵考七

○禁卫兵

《周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时，四时。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王府内宰之属。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也）。为之版以待（官府次舍之版图及其人之名籍以待比），夕击柝而比之（莫行夜以比直宿者，为其有懈怠离部署）。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故，谓灾祸。令宿，谓卫王宫也）。辨内外而时禁（分别内外人，禁其非时出入），稽其功绪，纠共德行（功，吏职也，绪其志业），讥其出入，均其稍食，云其淫怠，与其奇袤之民（民，宫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滥。怠，懈慢。奇袤，谲觚非常），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寄宿卫之令）月终则会其稍食，岁终则会其行事（行事，吏职也）。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司农云：“庶子，宿卫之官。版，名籍也，以版为之，若今乡户籍谓之户版。”谓王宫之士，谓王宫中诸吏之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秩，禄秩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授八次八舍之职事（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郑司农云：“庶子卫王宫，在内为次，在外为舍。”元谓次其宿卫所在，舍其休沐之处）。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谓王官之士庶子，於邦之大事，或当选行），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

虎贲氏虎士八百人（士徒选有勇力者），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後，虽群行，亦有局分）；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舍，王出所止宿处。闲，┕互也）；王在国则守王宫（为周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连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虎士从使者）。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则奉书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书，徵师役也）。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夹王车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士为之帅焉）。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服而趋，夹王车趋也。会同宾客，王亦斋服，服衮冕；则此士之斋服，服元端）。丧记，则衰葛，执戈盾（葛，葛。武士尚轻），军旅，则介而趋（介，被甲）。

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四翟之隶也。物，衣服兵器之属），掌帅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厉，遮卫也。《疏》：服其邦之服，若东方、南方衣皮帛，执刀剑；西方、北方衣裘、裘执弓矢）。

蛮隶，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厉禁。

罪隶、夷隶、貉隶其守王宫，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林氏曰：“周庐千列，设戟百重，入守虎关，出陪豹尾，此古人设卫所以强弱枝、防未然而灭不轨也。昔成周宿卫之制，居则宫正、宫伯之卫，行则虎贲氏之卫。仆从之卫，掌於太仆；守隶之卫，掌於司隶。其制盖不一矣。宫正有宫之徒役，宫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为环列腹心之任，居卫之制然也。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视朝则在路门之右、行卫之制然也。太仆掌奉舆马，督扈从，视朝则在路门之左（太仆，王视朝则荷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入则左驭而前驱。太仆而下，有小臣、祭仆、隶仆、御仆皆属焉。又司士云：“太仆、大右、太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司隶掌率夷隶执兵器，服兵服，以卫王之门。外朝在野，外则守，内列仆从，守隶之卫制然也。由是言之，环列腹心之卫，非兵卫，在内而不出；虎士之卫为重兵之卫，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卫则环卫诸门，仆从之徒则整饰驺从，此宿卫之别详矣。然虎贲缀衣，无非吉士，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执刘钺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顾命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一人冕，执刘，立於东堂），居虎门而诏王[A134]者，乃率四夷之贱隶（师氏掌以[A134]诏王，使其属率四夷之隶），纠其德行，稽其功绪，劝以善也。掌其纠禁，严其诛赏，防以过也。由是言之，腹心之卫，固择有道有德之贤而宿卫之，兵亦皆使贤士大夫为之，其任严矣。而圣人防微杜渐之意，又不止是，盖人君处内庭之时多，处外庭之时少，亲侍臣之意玩，亲大臣之意严。今宫正、宫伯之兵卫、郎卫，固为太宰之属，而虎贲之虎士，掌於司马，司隶之伍隶，掌於司寇，皆听命於太宰。内外相维，而贤否无混淆之患；事权不分，而政令无下移之渐。此周制之所以尽善也。

汉制：南军在京城门内，卫尉主之。北军在宫城门外，中尉主之（详见《兵制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十二官皆附焉。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

徐氏《官考》曰：“谨按周之兵制，无事则散之田亩，有役则召以县师，而宿卫常养之兵，则有虎贲之士八百人。至六军之徒，一军百人，大司马之属，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贲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贲之禄比下士，足以代耕，盖庶人在官者也。汉期门于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贲之遗意欤。”

後汉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书郎吏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吏直执戟，宿卫诸殿门户，出充车骑。左右仆射，主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郎、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郎，无员，掌宿卫侍从。掌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

林氏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候，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表》：中尉属官，左右京辅都尉、尉丞，有兵卒。按：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士，贬秩，则京辅兵卒番上北军明矣）；如八校、胡骑、越骑、则是募兵而卫（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朱虚入卫，卒平诸吕；方朔执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慎夫人之坐；日入侍，缚莽何罗之逆（事并见本传）。王国、侯国，拘不得入（汉制：王国、候国，不得入宿卫。龚胜为楚王常侍，後三举孝廉，不得宿卫）；同族犯法，限不得与（汉制：同族犯法，不得宿卫。萧望之以甲科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卫）。难以龚胜、萧望之之贤，宁从退免，则宿卫所任之人，固无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军皆隶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军以成安刘之功可也。自武帝疏远外庭之後，卫尉之职，领於将军（王莽以大将军兼卫尉），城门之兵，领於司马（成帝世，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音皆以大司马特进领城门军），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无预焉。大司马之任，又非向时太尉之比。岂知禁严之地，大臣皆不预闻？则凡可以转移人主之心志，惑乱人主之视听，无所不至，异日之变可见耳。至东汉以来，又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後汉 官志》，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羽林、虎贲中郎将、羽林监以职属；光禄大夫、大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常侍谒者以文属），分属之後，政令不行於其，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後志》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议郎与光禄大夫同，不在直中。馀同《後志》），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故宦官内典门户，外与政事（窦武说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及何进诛宦者，太后不听，曰：“中官领统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我柰何与士人共对事乎！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後尽除宦者，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即此可见（《何进传》）。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门（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後官》：少府属多置黄门），其流祸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禁军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太宗时，置百骑。武后时，改为千骑。中宗时，增至万骑。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军（并详见《兵制门》）。

左、右监门卫掌诸禁卫门籍之法，左、右千牛卫掌卫及供御兵仗。亲卫一府，勋卫二府，翊卫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郎将一人，左、右中郎将各一人。凡府中郎将掌领校尉、旅帅、亲卫之属宿卫者，而总其府事，左、右郎将二焉。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将军而配以职。

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每月番上者数千人，宿卫内庑及城门，给廪食。执扇三卫三百人，择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者，本卫印臂，送殿中省肄习，仗下，每番三卫一人，为太仆寺引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