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四年，诏淮、浙盐每袋增贴纳钱三贯文，并计纲赴行在，寻命广盐亦如之。九月，以入纳迟细，减所添钱。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绍兴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後从上并支焉。

六年，赵鼎奏久不变法，建康日纳盐钱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者，皆私贩之害也。且以淮东、二浙盐货出入之数言之，论盐额则淮东之数多於两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所得钱数论之，淮东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乞委官分路措置。”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总辖权制亭、灶，刻剥本钱，纵亭户私煎盗卖，诏淮、浙场见差总辖并罢。

《朝野杂记》曰：“淮、浙盐额最多者，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嘉兴八十一万石，通州七十八万石，庆元三十九万石。淮、浙盐一场十灶，每灶昼夜煎盐六盘，一盘三百斤，遇雨则停。淳熙末，议者谓总辖、甲头权制亭、灶，兜请本钱，恣行刻剥，惧其赴，纵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十日雨，则一场私盐三十六万斤矣。而又有所谓镬子盐，亭户小火，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两镬，得盐六十斤，十灶二百家，以一季计之，则镬子盐又百馀万斤矣。一场之数已如此，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罢总辖，令亭户自请本钱焉。

宁宗庆元元年二月诏循环盐钞住罢，将增剩钞名改作五支文钞给算，与日前已投在仓通理资次支请。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增剩两等文钞，据客人称循环钞多有弊。盖自宣和客人先买一钞，更重买一钞，其先钞号为旧钞，而重买谓之新钞。旧钞可以搀支，重买复为旧钞，如此循环，实商贾之利也。乞截日住罢，只用一色增剩钞支请。”於是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诏支客盐并以旧钞七分、新钞三分，以旧钞理资次。

开禧以後，节次有缴纳旧钞换新钞，指挥不一。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增至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宋朝元，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三十馀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右《中兴四朝食货志》言，绍兴一州盐利过唐时举天下之数，其说固然矣。然考之唐史，则至德盐每斗十钱而已，至第五琦变盐法而十倍其榷，然不过每斗为钱一百一十。而建炎初商人贾钞，计盐六石为一袋，至输钱十八千，继而每袋又增贴纳钱三千，则其时盐价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馀，而至德之价则又悬绝矣。盖盐直比唐则愈贵，缗钱比唐则愈轻，所以其数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归之征利之苛也。

闽、广之盐，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卖，以给司存。建炎，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然旧法，闽之上四州曰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产盐法（随税纳盐也）。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当时转运、提举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项指挥，下四州且令从旧。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纳行在所榷茶务，自後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绍兴三年，诏榷免五万贯。五年，依旧认二十万。十二年，诏添十万，计三十万。二十七年，特减八万，为二十二万）。

上四州用钞法，以私贩多钞额，随即停钞法，仍系官卖。

下四州随产纳盐，而州县苛取，每产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纳盐五斤，而胥吏交纳钱数又倍之。嘉定，臣僚奏乞行下，将产二十文以下合纳盐五斤者并行蠲免，从之。

二广之盐皆属於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然广东之俗富，犹可通商，广西之地广漠而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况自东广而出，乘大水而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是广西之盐不得与广东比伦也。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绍兴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高、化州官卖，馀八分行钞法。又诏广东盐九分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广南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若客钞既行，州县必致缺乏。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钞钱二十万。其後再行钞法，而州县率以钞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诏官卖如故。

蜀盐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州之氵育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来，皆民自煮之。成都、童川、利路自元丰，岁输课利钱银绢，总为八十万缗，比军兴所输，已增数倍矣。然井有耗淡而盐不成者，官司虑减课额，不肯相验封闭。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亲按视。绍兴二年九月，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每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其後又增贴纳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馀井，岁产盐约六千馀万斤，引法初行，每百斤为一担，又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後递增至四百馀万缗。二十九年十二月，诏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先是，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馀万斤，半为官吏柴茆之费，半鬻於西和、成、凤州，岁得钱七万缗，为西和州铸钱本。盐多地狭，每斤为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而已。其後咸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官以虚钞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与之，每担有增及百六十斤者。又逃废绝没之井，许人增额承认，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递增，盐课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绍熙，杨辅为总计，遣官核去虚额，栈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

●卷十七 征榷考四

○榷酤禁酒

《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矧汝刚制於酒，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於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东坡苏氏曰：“自汉武帝以来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赏或不赀，未尝少纵，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周官》：萍氏掌几酒、谨酒（几者，几察酤卖过多及非时者。谨者，使民节用而无彝也）。

汉文帝即位，赐民五日（，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饮食为）。

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

後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大，民得酤酒。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

颜氏曰：“占谓自隐度其实，定其辞也。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

公非刘氏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也。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皆免侯，义与此占租同。”

先公曰：“按：‘租’字古时恐以为钱货所直之名。如《食货志》贾谊谏：‘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钱。’颜注‘雇佣之直，或租其本’是也。”

王莽篡汉，始立法，官自酿酒卖之。

义和鲁匡言：“山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乃独未斡。《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时，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勿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如淳曰：“卢，肆地。”臣瓒曰：“卢，酒瓮也。”师古曰：“卢者，卖酒之区也，以其一边高，形如锻家卢，故取名耳。”）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糟灰炭（，酢浆也，才代反）给工器薪樵之费。”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姓伟等（姓姓名伟也）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用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货，百姓所取平，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於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诏兖、豫、徐、冀四州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以旱蝗饥馑，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汉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争之。

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为尤急，故禁酒，为其糜米也。而後世当尚武之时，取利於酒，夺民酤而榷之官，比承平时责利加倍；而军屯所在，又许之置场自酿，争多竞胜，谓足以充军费、省民力，岂古今世变之异欤！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不能也？

宋文帝时，扬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议禁酒。从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ろ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郡祀依式供营，远蕃客使不在断限。

陈文帝时，虞荔以国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天嘉二年从之。

隋文帝开皇三年，先时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罢酒坊，与百姓共之。

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切禁断。

大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复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斛收置三千，州县总领，漓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圣王者，後世鲜克遵之，以谓时异事殊，不可胶柱而调瑟也。不善之政兴於聚敛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为强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榷酒茗、算舟车、山泽，古圣王所不为，而後世以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严，取之悉，甚於常赋，一有废弛，立见阙匮。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廪官吏，亦用军旅，亦赈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独贡、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量入以为出，无侈靡妄费，则贡、助、什一不啻足矣。费出无涯，征求无艺，贡、助常法所不能支，则必榷之又榷，算之又算，之又，称贷於富家，税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财竭下叛，并国而失之。是故知治体者欲罢官榷酒，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虽未尽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渐也。德宗尽罢之，善矣，已而侔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钱，其酒户与免杂差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麴而已。

按：昔人举杜子美诗，以为唐酒价每斗为钱三百。今榷百五十钱，则输其半於官矣。

宪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钱据贯均率。”从之。

十二年，户部奏：“准敕文，如配户出榷酒钱处，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钱者，即须榷酤。请委州府长官据当处钱额，约米麴时价收利，应额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馀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

会昌六年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权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店酤酒。如闻禁止私酤，官司过为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不免咨怨。宜从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许罪止一身；同谋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有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兼不得没入家产。”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边镇麴法，後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颛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

梁开平三年敕：“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敕：“三京、邺都、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徵纳，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应逐年买官麴酒户，便许自造麴，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月计算，都买麴钱数内十分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後，管数徵纳。榷酒户外，其馀诸色人亦许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仰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村坊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今之秋苗有麴脚钱之类，此事起於五代後唐。当时虽纳麴钱，而民许自卖酒。时移事变，麴钱之额遂为定制，而民则禁私酤矣。”

长兴元年赦节文：“人户秋苗一亩元徵麴钱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徵二文。”

二年，放麴钱。官中自造麴，逐年减旧价一半，於在城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其年七月，以课额不迨，准前禁，乡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纳官，量支还麦本。

周显德四年敕：“停罢先置卖麴都务。应乡村人户今後并许自造米醋，及买糟造醋供食，仍许於本州县界就精美处酤卖。其酒麴条法依旧施行。”先是，晋、汉以来，诸道州府皆权计麴额，置都务以沽酒，民酒醋例皆漓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魏名臣传》，中书监刘放曰：‘官贩苦酒，与百姓争锥刀之末。请停之。’苦酒，盖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听民纳直以取。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则所在皆请官酤。

陈滑蔡颖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太平兴国初，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榷之，乃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麦给酿，以官钱市樵薪及吏工俸料。岁计获利无几，而主吏规其盈羡，又酝齐不良，酒多漓坏，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苦之。岁俭物贵，殆不偿其费。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资产，长吏及大姓其保之，後课不登则均偿之。是岁，取诸州岁课钱少者四百七十二处，募民自酤，或官卖麴收其直。其後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

陕西虽榷酤，而尚多遗利，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增课以助边费，乃岁增十一万馀贯。两浙旧制，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酿，乃蠲其禁，其榷酤岁课如麴钱之制，附两税均率。雍熙二年，诏：“杭州更榷法以来，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酝之利；乡村贫弱之户，例纳配率之钱。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减价酤卖，其所均钱并罢纳。”天禧四年，转运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十贯。

川陕承伪制，卖麴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酤，言事者多以为非便，乃罢之，仍旧卖麴。

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诏：“先是募民掌茶盐榷酤，民多增常数求掌以规利。岁或荒俭，商旅不行，致亏常课，多籍没家财以偿，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并以开宝八年额为定，不得复增。”

真宗景德四年，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时承平日久，掌财赋者法禁愈密，悉笼取遗利，凡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相参。

景德初，榷务连岁有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诏增额皆奏裁。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馀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馀贯，京城卖麴钱四十八万馀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馀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馀贯，卖麴增三十九万一千馀贯。

汉初，犯私麴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馀论罪有差；私市酒、麴者，减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酒课岁额：

四十万贯以上：

东京　成都（二十八务）

三十万贯以上：

开封（三十五务）　秦（十八务）　杭（十务）

二十万贯以上：

京兆（二十三务）　延（十二务）　凤翔（二十五务）　渭（十三务）　苏（七务）

十万贯以上：

西京（二十三务）　北京（二十七务）　齐（二十六务）　郓（十一务）　徐（七务）　许（十三务）　沧（二十三务）　真定（八务）　定（六务）　华（十务）　庆（十三务）　镇戎（六务）　太原（十一务）　亳（十二务）　（六务）　宿（十三务）　楚（五务）　泗（七务）　真（八务）　越（十务）　湖（六务）　婺（九务）　秀（十七务）　江宁（六务）　常（九务）　江陵（十五务）　绵（十四务）　汉（十九务）　邛（十九务）　果（二务）　梓（十八务） 阆（四十二务）

五万贯以上：

南京（九务）　青（十务）　密（五务）　莱（四务）　淄（七务）　淮阳（四务）　兖（九务）　济（六务）　单（四务）　濮（七务）　襄（八务）　邓（八务）　孟（五务）　蔡（二十二务）　陈（六务）　颖（七务）　郑（八务）　澶（九务）　冀（十四务）　瀛（七务）　博（十四务）　棣（十三务）　德（十六务）　恩（十一务）　滨（八务）　相（七务）　邢（十二务）　（十一务）　深（五务）　赵（七务）　河中（七务）　陕（十五务）　同（十一务）　耀（五务）　 （五务）　宁（八务）　环（二十五务）　保安（二务）　泾（六务）　陇（十务）　阶（六务）　德顺　通远　晋（十二务）　仪（七务）　绛（八务）　隰（八务）　汾（四务）　扬（九务）　 泰（八务）　寿（十六务）　庐（三务）　舒（十九务）　无为（十务）　润（六务）　明（五务）　温（七务）　台（八务）　衢（四务）　睦（七务）　宣（七务）　信（八务）　潭（八务）　鄂（八务）　鼎（三务）　眉（十六务）　蜀（八务）　彭（八务）　嘉（三务）　遂（四务）　合（九务）　兴元（三十六务）　建（十三务）

五万贯以下：

沂（六务）　潍（三务）　曹（四务）　光化（一务）　汝（十务）　滑（四务）　永静（六务）　怀（十务）　磁（十二务）　卫（五务）　祈（三务）　保（一务）　通利（六务）　解（四务）　虢（六务）　商（八务）　坊（四务）　凤（五务）　岷　乾（七务）　忻（二务）　岚（四务）　保德（一务）　岢岚（二务）　石（二务）　海（四务）　通（四务）　蕲（八务）　和（五务）　光（七务） 黄（八务）　涟水（一务）　高邮（三务）　太平（六务）　江（六务）　洪（七务）　饶（九务：　在城，五县，石头，景德，兴利）兴国（三务）　安（五务）　澧（二务）　岳（四务）　简（十五务）　资（十六务）　怀安（十二务）　剑（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