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於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潴，或枭菹（侧疏反），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殴（一口反）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告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此。

致堂胡氏曰：“怀天下当以仁，理天下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於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於律令之繁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齐王时，司马师辅政，坐母邱俭以大逆之罪，诛夷之。乃改出女从死之律（见《详谳门》）。

晋武帝泰始三年，贾充等修律令成，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大赦天下，乃颁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太密。於是命贾充等定法令，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辩《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在於益时。其馀未宜除之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锢相告之条，去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小女人，当罚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治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其後，明法掾张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於《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是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法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因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治似故纵，持质似恐喝。如此之比，为无常之格也。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罚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闲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喝，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後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於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於中，而形於言，畅於四支，发於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杀之。贼燔人室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殴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殴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违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取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以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者用法执诠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机略之上，称轻重於毫铢，考辈类於参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圣谟典者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也，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凋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也。

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

颂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矣，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道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诸重犯亡者，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其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於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後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戮，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於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取育反）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疏上，又不见省。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刘颂上疏论之。

讼疏曰：“自近代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听之断，而上安於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於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於文，则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馀皆以律令从事。然後法信於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官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徵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情之所安，自於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常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於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後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於凡听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断罪，皆当以律法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明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为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於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无法也。按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按，随事以闻也。”

怀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东晋元帝为丞相，在江东承制，时百度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措。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於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厉命，人立异议，曲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案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徵文据法，以事为断耳。”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著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於刑措。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圯（符鄙反）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於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来，事故荐臻，法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也。”

帝即位，卫展为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议。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内外通议。

王导、贺循等议：“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於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於刑？然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诫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後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明诫以惩愚，其理远矣。”尚书令刁协等议，以：“今中兴祚崇，大命惟新，诚宜设肉刑，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弊，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刖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惟允。”尚书周ダ等议，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死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死刑而济之。肉刑平代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馀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刑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官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诱其人於罪，残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困，此皆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也！恐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鬼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杀以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於是乃止。

大兴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以为：“阴阳错缪，皆烦刑所致。赦不欲数，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庾翼言：“大较江东之政，以妪煦豪强，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按史称元帝好刑名，郭璞复有繁刑之谏。《璞传》载全疏数百言，然指陈实事，不过言建兴四年督运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以为冤酷之异。盖自江左中兴以来，姑息立国，北征大事，以乏兴杀一督运，未为过也。而当时冤之，史氏书之，以为淫刑。嗣是之後，习为宽弛。刘隗、刁协、庾亮稍欲济以综核，而召变稔祸矣。

明帝太宁三年，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

咸康之时，庾冰好为纠察，近於繁细，後益矫违，复从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石勒既称赵王，以世乱，律令烦多，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馀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咸用法详平，国人称之。

安帝元兴末，桓元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

蔡廓上议，以为：“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代风淳，人多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崇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奸，况乎黥劓，岂能反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锺、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辟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於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时议多与琳之同，遂不行。

●卷一百六十五 刑考四

○刑制

宋文帝时，侍中蔡廓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狱之词，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卫将军王弘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其法太重。宜进主守偷五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人命，亦足以为惩戒。”从之。

明帝太始四年，诏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通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徙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及帝崩，其例乃寝。

齐高祖时，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名曰救疾，实行冤暴。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後处治。”上从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千五百三十二条。事未施行，其文殄灭。

初，晋张、杜预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用之。律文简约，或一章之中，两家所处，生杀顿异，临时斟酌，吏得为奸。上留心法令，诏狱官详正旧注。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乃集定二注，表奏之。诏公卿、八座参议正，竟陵王子良总其事。众议异同不能宜者，制旨平决。是岁书成。廷尉山阴孔稚上表，以为：“律文虽定，苟用失其平，则法书徒明於表里，冤魂犹结於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