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为湖州刺史，改苏州，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则鲍论亦未当。”

按：以裴伸先之事观之，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又张士贵、宋所监莅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徵赃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时，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以後，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从宽，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有二十四人，几於刑措矣。以实论之，元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诱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是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杨汪为张等所杀。先时父张审素为州都督，人告其赃污，制遣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审素坐斩，籍没其家。时及弟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雠。三月，手杀万顷於都城，系表於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汜水，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雠，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於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雠，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致堂胡氏曰：“复雠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雠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雠，不与共戴天；君之雠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遽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与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於杀人者死，而无见於复雠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杀汪，事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杨坐赃当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於士人。”上从之。

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乌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於是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按：《通鉴》纪此事於开元之二十五年，然当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监察御史周子谅以弹牛仙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邪？

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所杀数十百人。

六载，敕自今以後所断绞、斩刑者，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又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

肃宗至德二载，广平王ㄈ克复东京，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馀人，皆素服悲泣请罪。ㄈ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崔器令诣朝堂请罪，如西京百官之仪，然後收系大理、京兆狱。其府县所由、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皆系之。上御丹凤楼，下制：“士庶受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以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器、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之，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斩达奚等十八人於城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於大理寺，应受杖者於京兆府门。

代宗宝应元年，诏：“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至六十。并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诏河北、河东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馀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谏者常讽帝政宽，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有司言：“应决重杖之人，令式先无分别。京城知是蠹害，决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决有两种，法开二门。请详处分。”故有是诏。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恶中谋反、大逆、叛、恶逆四等，请准律用刑；其馀犯别罪合处斩者，今後并请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重杖既是死刑，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敕旨依

贞元八年，敕：“比来所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处之极法，更此伤残，恻隐之怀，实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决杖宜停。”

按：鞭扑在有虞为至轻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汉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斩趾，而笞数既多，反以杀人。其後以为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复笞，而止於徒、流。魏晋以下，笞数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复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顿，而不为之数，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欲活则活之，欲毙则毙之。夫生之与死，楚之与刀锯，亦大有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而使奸吏因缘为市，是何理也？至於当绞、斩者皆先决杖，或百或六十，则与秦之具五刑何异？建元时始定重杖为死刑，贞元时始令死刑不先决杖，盖革累朝弊法云。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後敕为《开元格後敕》。

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ν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ν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馀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

《唐史 刑法志》论曰：“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犹积水而决其防。故自元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时，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其後罢之。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馀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子夺系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文宗时，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太和格後敕》。

太和九年，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入左军，被以桎梏，掠拷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罗立言、郭行馀，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献於庙社，徇於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於独柳之下，枭其首於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子不死者没为官婢。

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典刑，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士良等甚惮之。

武宗时，诏：“窃盗赃满千钱者死。”

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饥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罢之。会昌五年制节文：“据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论。公罪之条，情有轻重，苟涉欺诈，岂得勿论？向後公罪有情状难恕，并不在勿论之限。”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大中五年，敕：“今後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但是全未发觉以前能经官陈首，即准律文与减等；如知事发，已有萌肇，虽未被追捕勘问，亦不许陈首之限。”

七年，敕：“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则吏无逾制，法守常规。”

八年，敕：“估绢结赃，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为陌，计赃绢一匹。”

僖宗乾符四年，敕：“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颇为侥幸。今後应州县官更所犯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论；五年内，同见任官例追收，据事定例。”

梁太祖开平四年，中书门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下施行。”从之。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台奏废伪梁《新格》，行本朝旧章。今集众商量，《开元格》多是条流公事，《开成格》关於刑狱，今欲且请行《开成格》从之。

三年，大理寺奏：“准《断狱律》，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牍，若准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虑刑狱迟滞者。”诏曰：“刑以秋冬，虽关恻隐；罪多连累，翻虑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岂可以轻附重，禁锢逾时！言念哀矜，又难全废。其诸司囚徒，罪无轻重，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轻者即时疏理，重者候过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系军机，须行严令，或谋为逆恶，或蕴蓄奸邪，或行劫杀人，难於留滞，并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断狱律》，诸死罪不待覆奏报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来，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诛夷。乞敕所司，应在京有犯极刑者，令决前、决日各一覆奏，听进止；有凶逆犯军令者，亦详临时一覆奏。”奉敕依。

容斋洪氏《随笔》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塘处置，敬塘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塘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长兴四年，大理正张仁彖奏：“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给丧葬行人皆於城外，或残害尸，多致邀求。准《狱官令》，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後行刑。注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又条，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於官地埋瘗，置砖铭於圹内，立牌於冢上，书其姓名。请依令指挥。”从之。

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辟，岂宜加之楚！”乃释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贫贱，不能备礼，故不责以行礼；大夫尊贵，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势也。贾谊得圣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自是汉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以区区之闽，无道之曦，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谈经佐王，乃祖韩非、商鞅之术，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犹尊信之。何哉！”

晋天福十二年，敕：“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

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及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在河东幕府，尝令帝静狱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

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民震动惊讹，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於法如何，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息，而冤死者甚众。

周太祖广顺二年，敕：“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诣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已事，无得挟私妄诉。”

世宗显德四年，中书门下奏：“准宣，法书行用多时，文意古质，条目繁细，使人难会，兼前後敕格，差缪重叠，亦难详究。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务从简要，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删律令之书，求政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於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俭阅者或有疑误。加以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方属盛明之运，宜伸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圣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等十人编集新格，敕成部帙。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诣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重轻未当，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尽宜改正，无或率拘。候编集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取进止。”从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者。”奉敕宜依。

五年，敕：“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又敕：“诸盗经断後仍更行盗，前後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後、赃少多，并决杀。”

容斋洪氏《随笔》曰：“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杀，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之极刑，虽素有才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居正《旧史 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家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於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於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见《窦仪传》）。

又曰：“周世宗用法太严，予既书於《续笔》矣。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於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衤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详覆法。

上惩五代藩镇专杀之弊，初令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详覆；既又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

二月，诏曰：“王者禁人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世属乱离，则纠之以猛；人知耻格，则济之以宽。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爱人之旨。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窃盗满三匹者死。会昌之後，窃盗赃钱一贯以上抵极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复遵建中之制。汉乾以来，用法严急，民盗一钱者死。周太祖深惩其弊，定令窃盗赃满三匹弃市。建隆二年，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至是，又有是诏法，益宽矣。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於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於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於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一贤改为，其利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窦仪上重定《刑统》三十卷，削去令、式、宣、敕一百九十条，增入制敕十五，又录律内馀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於《名例》之次。後别取格令宣敕之削出及後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编为四卷，曰《新编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