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以课事，诸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言善。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房同经，议论相非。时充宗嫉房，出为魏郡太守，唯许房至郡自行考课法。

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赐爵焉。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

是时大议考课之制，散骑黄门侍郎杜君务伯名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文具无益。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关七圣而课试之要未立。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掇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至于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理，臣以为未尽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一体相资而成也。」后考课竟不行。

晋武帝泰始初，务崇理本，诏河南尹杜君元凯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后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颂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访，敷纳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彰，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均，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

后魏孝文帝太和中，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时否臧必举，赏罚大行，其薄赏者犹赐车马器服，以申奖劝。后帝临朝堂，顾谓录尚书兼廷尉卿、广陵王羽曰：「凡考绩，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发之美恶；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谓尚书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谓羽曰：「汝居枢端之任，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自尚书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余人，皆略举遗阙。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后，任官如初。

宣武帝时，太尉、侍中、高阳王雍上表曰：「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闲冗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忝兹高选。以勤以能，进之朝伍，或征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卅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乃于考陟，排同闲伍。检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而考闲以多，课烦以少，上乖天泽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复寻正始之格，泛后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泛前任事上中者，六年进一级。三年一考，自古通经。今以泛前六年升一阶，检无愆犯，倍年成级。以此推之，明以泛代考也。」

徐州刺史萧宝夤又论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轻。及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于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弦朔止于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内，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

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将大考百僚。散骑常侍、领三公郎中崔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王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年岁数迁。岂拘一阶半级，阂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其职，或超腾转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称，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龚、黄，儒学如王、郑，史才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时不从。

大唐考课之法，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镇防，并据职事目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一最以上，或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麤理，善最弗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及贪浊有状，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别有可嘉尚，及罪虽成殿而情状可矜，或虽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事量定。诸州县官人，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为十分论，每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增户口，谓课丁，率一丁同一户法。增不课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户口不满五千，县户不满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为分。苦抚养乖方，户口减损者，各准增户法，亦每减一分降一等。课及不课，并准上文。其劝课农田能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此谓永业、口分之外，别能垦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劝课以致减损者，谓永业、口分之内有荒废者。每损一分，降考一等。若数处有功，并应进考者，并听累加。

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今流内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所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于异代也。纵使朝廷实无好人，犹应于见在之内，比校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皇朝士人遂无堪上下之考。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臣谓宜每年选天下政术尤最者一二人为上上，其次为上中，其次为上下。则中人以上，可以自劝矣。」

神龙中，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闻孔子曰：『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书云『三载考绩』，校其功也。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窃见比来州县官佐，下车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考。或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企踵而睹，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宣风布化、求瘼恤人哉！户口流散，百姓凋弊，职为此也。何则？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吏；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能。偷安苟且，脂韦而已。又古之为吏者长子孙，仓氏、庾氏即其后也。臣请都督、刺史、上佐、两畿县令等，在任未经四考，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阙，则擢以劝能。政绩无闻，抵犯贪暴者，放归田里，以明赏罚。致理救弊，莫过于此。」

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论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曰：『何迟？』伯禽曰：『变其礼，易其俗，难，所以迟。』太公理于齐，三月而后报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简其礼，易，所以速。』故孔子论之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由是而言，劳不甚者理不极，功不积者泽不深。故尧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尽其智术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尧舜；礼正乐和，未愈于虞夏；官贤吏能，未称于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岁时便迁，或旬月升擢令长。今日既上，明日部内有犯名义者即坐之，不其速欤？」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永为例程。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允协大猷，以劝天下。比来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循名，或乖古义。自今以后，诸道使更不须通善状。每至三年，朕自择使臣，观察风俗，有清白政理着闻者，当别擢用之。」

通典卷第十六　选举四

杂议论上

齐景公问晏子任人，对曰：「地不同宜，任之一种，责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一事，不可责遍成。责焉无已，智者不能给；求焉无餍，天地不能赡也。」

汉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匡，正也。正其乖失。时丞相王嘉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与！』才难，谓有贤才难得。故『继代立诸侯，象贤也』。象其先父祖之贤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命卿，命于天子者。居是国也，累代尊重，然后士人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拜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张敞为京兆尹，免，亡命数十日，宣帝征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帝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庾氏则仓庾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无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又数以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悉，尽也。言无大小，尽皆举劾，过于所察之条。吏或居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群下。下材怀危内顾，常恐获罪，每为私计。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人慢易之，或至上书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众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倾危。小失意则有离叛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素夺，谓先不假之威权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所以优之。遣使者赐金，慰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爱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会赦一解。不即下理其事，恐为扰动，故每留中；或经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理，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宁告者之辞，绝其相诬。惟陛下留神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不求备于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当宽恕其小罪。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谓苏令初发起为盗贼。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谓见在大夫皆不堪为使。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后汉光武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韦彪上议：「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张衡上疏曰：「古者取士，诸侯岁贡。孝武之代，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皆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访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远者也。」

魏文帝时诏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其后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阙。时刘寔乃着崇让论以矫之，其辞曰：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阙，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让贤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进辟命之士，及县在职之吏，临见授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也。议者佥然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称，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阙，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

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言所举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于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塞其路，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察之无已，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熊、罴；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代作则。季代所用，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阙，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阙，三公已先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阙，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阙，四征已先选之矣，必详于停阙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阙，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令诸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阙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阙，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此为令百郡守共选一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代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夫贵让则贤智明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贤智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进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议，而天下自化。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晋始平王文学李重又以为等级繁多，又外官轻而内官重，使风俗大弊，宜厘改，重外选，简阶级，使官久。议曰：「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经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损：舜命九官，周分六职，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外内，事任尚轻，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赐爵进秩，谅得为理大体，所以远比三代也。及于东京，尚书虽渐优重，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国让、国讳改称字。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节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代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此为理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书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计群吏之理，而行其诛赏。汉法，官人或不真秩。魏初，用轻资以先试守。臣以为今宜大并群官等级，使同班者不得复稍迁；又简法外议罪之制，明试守左迁之例，则官人之理尽，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职者日久，则政绩可考，人心自定，务求诸己也。」帝虽善之，竟不能行。

齐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彦回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于草泽也。」彦回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代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代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

武帝天监中，约又上疏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迁，非直愚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