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瞻顾，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惟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为非。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必不使人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议者或曰：『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惟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荣即为异。王者体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愿陛下留意，广令评议，天下幸甚。」从之。

晋惠帝之代，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頠表谏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涂，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先王知其然也，是以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旧宫掖、陵庙有水火毁伤之变，然后尚书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于郎令史而已。刑罚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风之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于时佥谓事轻责重，有违于常。会五年二月天有大风，主者惩惧前事。臣新拜尚书始三日，本曹尚书有疾，权令兼出，按行兰台。主者乃瞻视阿栋之闲，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栋上瓦小斜十五处。或是始瓦时斜，盖不足言，风起仓卒，台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书未至之顷，便竞相禁止，复兴刑狱。

昔汉时有盗高庙玉环者，文帝欲族诛，张释之但处以死刑，曰：「若侵长陵一抔土，何以复加？」帝从之。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虽陵兆尊严，唯毁发然后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践犯损，失尽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听教加诬周龙烧草，廷尉遂奏族龙，一门八口并命。会龙狱翻，然后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训，所处实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虽知事小，而按劾难测，骚扰驱驰，各竞免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烧屋三间半。署在庙北，隔道在重墉之内，火即已灭，主者便责尚书不即按行，辄禁止，尚书免，皆在法外。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辈，皆为过当，每相逼迫，不复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体。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同产毕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頠虽有此表，曲议犹不止。刘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曰：

自近代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职思其忧。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

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意，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为教。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人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适情之所安，自托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旁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奉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且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臣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议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已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按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以下，应复出法驳按，随以事闻也。」

东晋成帝时，廷尉奏殿中帐施吏邵广盗官幔二张，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云年十一，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郎朱映议以为：「天下之人，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于此而弛。」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儿没入，既足以惩，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驳之曰：「自淳朴浇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死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嚬笑之闲，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从之。

安帝义熙中，刘毅镇姑熟。尝出行，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何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断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而加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七　刑法五

杂议下宋　梁　后魏　大唐

宋前废帝景平中，大司马府军人朱兴妻周，生息男道扶，年三岁，先得痫病，周因其病发，掘地埋之，为道扶姑双女所告，正周弃市刑。司空徐羡之议曰：「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虽伏法者当罪，而在宥者匪容。愚谓可特申之遐裔。」诏从之。

文帝元嘉七年，郯县人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后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依法徙赵二千里外。司徒左长史傅隆议曰：「礼律之兴，盖本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代，合之一体，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雠祖之义，故古人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若云称可杀赵，赵当何以处载？若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皋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碏、秺侯可得纯臣于国，孝义于家矣。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绝，事理固然也。」

孝武于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征虏将军事。人有盜發者，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尋發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侣，必衔枚以晦其迹；劫掠之党，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应潜密者难。且山原为无人之乡，丘垄非常途所践，至于防救，不得比之村乡。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结罚之科，虽有同符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宪，宜当其律。愚谓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孔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黄忿恨自缢死，遇赦。律文：「子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遇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于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同伤殴及骂科，则疑轻。准制：唯有打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遇赦之科。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遇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天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允正法。」诏如渊之义。

吴兴余杭人薄道举为劫，制同籍周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非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周亲，则子宜随母补兵。何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周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尚在，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殁，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令若以叔母为周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于主者守周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生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

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尚书何叔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造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合赦之。」

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饮酒还，得病，吐蛊虫十余枚。临死，语妻张，死后刳腹出病。死后，张手自破视，五脏悉爢碎。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驻，事起赦前，法不能决。按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妻痛遵往言，儿识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矜。」吏部尚书顾觊之议曰：「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不孝，张同不道。」诏如觊之议也。

梁武帝天监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按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诏流于交州。

后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女子与张回为婢，回转卖与梁定之而不言状。按律：「掠人和卖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死，谓两人诈取他财。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各非诈。然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于情固可处绞刑。」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按律，卖子一岁刑，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盖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罪应一例。明知是良，决便真卖，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赎无踪，永沈贱隶。按其罪状，与掠无异。」太保、高阳王雍议曰：「检回所买，保证明然，处以和掠，实为乖当。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沈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以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奸盗之本，非谓买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愆。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者，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首，回为从可也。且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鬻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加，刑罚之科已及，恐非敦风化之谓。」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盘石，周布天下，其属籍疏远，荫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代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者，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河东郡人李怜坐行毒药，按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周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上申。怜母身亡，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主簿李玚驳曰：「按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周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怜既怀酖毒之心，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已死，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不合更延。可依律处斩，流其妻子。」诏从之。

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人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惠猛奸乱，殴主伤胎，遂逃。门下处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辉者，职人赏二阶，白人听出身进一阶，冢役免役，奴婢为良。按辉无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按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子。又依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罪者，皆首判定，然决从者。且事必因本，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按容妃等罪止奸私，律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宫掖之罪，齐奚官之役？按智寿口诉，妹已适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戮。』律许周亲相隐，况奸私之丑，岂得使同气证之。按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也。」右仆射游肇又奏如纂言。诏曰：「辉悖法乱理，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冀擒获。容妃、惠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智寿、庆和初不防禁，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岂得同于常人。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理本，纳言所属，弗究悖法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有孤执宪，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大唐律曰「八议」，具刑制下篇。「诸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

贞观十四年，尚书左丞韦悰句司农木橦七十价，百姓者四十价，奏其干没。上令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惊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橦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橦贱，百姓者无由贱矣。但见司农识大体，而不知其过。」上乃悟，顾谓韦悰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遂罢司农罪。

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谋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处流。』此则轻而不惩，望请改重法。」制遣百僚详议。司议郎敬播议曰：「昆弟孔怀，人伦虽重，比于父子，情理有殊。生有异室之文，死有别宗之义。今有高官重爵，本荫唯逮子孙；胙土析珪，余光不及昆季。岂有不沾其荫，辄受其辜，背理违情，恐为太甚。必其反兹春令，踵彼秋荼，创次骨于道德之辰，建深文于刑措之日，臣将不可，物论谁宜！」诏从之。

永徽二年七月，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堂处尽。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刑赏，古先圣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尧、舜之典，比来有司多行重法，叙勋必须刻削，论罪务从重科，非是憎恶前人，止欲自为身计。今议龄之事，有轻有重，重者至流、死，轻者请除名。以龄之受委大藩，赃罚狼藉，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详议，终须近法。臣窃以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僻处』，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明知重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议令入重，正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臣既处法官，敢不以闻。」诏遂配流岭南。

神龙元年正月，赵冬曦上书曰：「臣闻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余条。近有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着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赏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恸哭矣！夫立法者，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条科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哉！臣请律令格式，复更刊定，其科条言罪，直书其事，无假饰文；其以准、加减、比附、原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虽贵必坐，则宇宙之内，肃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书曰：『刑期于无刑。』诚哉是言。」

开元十年十一月，前广州都督裴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先不可轻行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而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者，时来则为，岂能长据？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八　刑法六

肉刑议　详谳　决断　考讯附

肉刑议汉　后汉　魏　晋　东晋

汉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逮系长安当刑。其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妾痛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属，联也。之欲反。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人弗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