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

步。其西复作大堤刺水者一，长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内创筑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东南至旧河岸，长十里百五十步，颠广四步，趾广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筑旧河岸至入水堤，长四百三十步，趾广三十步，颠杀其六之一，接修入水。

两岸扫堤并行。作西扫者夏人水工，征自灵武；作东扫者汉人水工，征自近畿。其法以竹络实以小石，每扫不等，以蒲苇绵腰索径寸许者从铺，广可一二十步，长可二三十步。又以曳扫索綯径三寸或四寸、长二百余尺者衡铺之。相间复以竹苇麻釭大纤，长三百尺者为管心索，就系绵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数千束，多至万余，匀布厚铺于绵腰索之上，袴而纳之，丁夫数千，以足蹈实，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号于众，众声力举，用小大推梯，推卷成扫，高下长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余。又用大索或互为腰索，转致河滨，选健丁操管心索，顺扫台立踏，或挂之台中铁猫大橛之上，以渐缒之下水。扫后掘地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筑之以土，其上复以土牛、杂草、小扫梢土，多寡厚薄，先后随宜。修叠为扫台，务使牵制上下，缜密坚壮，互为掎角，扫不动摇。日力不足，火以继之。积累既毕，复施前法，卷扫以压先下之扫，量水浅深，制扫厚薄，叠之多至四扫而止。两扫之间置竹络，高二丈或三丈，围四丈五尺，实以小石、土牛。既满，系以竹缆，其两旁并扫，密下大桩，就以竹络上大竹腰索系于桩上。东西两扫及其中竹络之上，以草土等物筑为扫台，约长五十步或百步，再下扫，即以竹索或麻索长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杂厕其余管心索之间，俟扫入水之后，其余管心索如前珣挂，随以管心长索，远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铁猫，或大桩，曳而系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扫，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龙尾大扫密挂于护堤大桩，分析水势。其堤长二百七十步，北广四十二步，中广五十五步，南广四十二步，自颠至趾，通高三丈八尺。

其截河大堤，高广不等，长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岸者，长十里四十一步。筑岸上土堤，西北起东西故堤，东南至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颠广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扫梢草杂土，多寡厚薄随宜修叠，及下竹络，安大桩，系龙尾扫，如前两堤法。唯修叠扫台，增用白阑小石。并扫上及前几修扫堤一，长百余步，直抵龙口。稍北，栏头三扫并行，扫大堤广与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扫，间以竹络，成一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广百一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广八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创筑缕水横堤一，东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东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长二里四十二步，亦颠广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黄陵南岸，长九里百六十步，内创岸土堤，东北起新补白茅故堤，西南至旧河口，高广不等，长八里二百五十步。

乃入水作石船大堤，盖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犹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益以秋涨，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难以下扫。且扫行或迟，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縆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縆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猫于上流〈石垂〉之水中。又以竹縆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縆或〈石垂〉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扫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复以木支拄，使帘不偃仆，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搥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扫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以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扫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昏晓百刻，役夫分番甚劳，无少间断。船堤之后，草扫三道并举，中置竹络盛石，并扫置桩，系缆四扫及络，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数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数倍他堤。船堤距北岸才四五十步，势迫东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浅叵测。于是先卷下大扫约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艰。薄龙口，喧豗猛疾，势撼扫基，陷裂欹倾，俄远故所，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然势不容已。鲁神色不动，机解捷出，进官吏工徒十余万人，日加奖谕，辞旨恳至，众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又于堤前通卷栏头扫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扫出水，管心大索系前扫，〈石垂〉后阑头扫之后，后扫管心大索亦系小扫，〈石垂〉前阑头扫之前，后先羁縻，以锢其势。又于所交索上及两扫之间，压以小石白阑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势措置。

扫堤之后，自南岸复修一堤，抵已闭之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农家场圃之具曰辘轴者，穴石立木如比栉，珣前扫之旁，每步置一辘轴，以横木贯其后，又穴石，以径二寸余麻索贯之，系横木上，密挂龙尾大扫，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筼，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长二百七十步，南广百二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广八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护堤扫一道，通长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扫三道，通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广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梢冈至砀山县，增培旧堤，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余里，修完缺口一百七处，高广不等，积修计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高广不等，长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凡，桩木大者二万七千，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带梢连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苇杂草以束计者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万五千，苇席十有七万二千，小石二千艘，绳索小大不等五万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铁缆三十有二，铁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计者十有五万，〈石垂〉石三千块，铁钻万四千二百有奇，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余若木龙、蚕椽木、麦稭、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竹、木、绳索等匠佣赀，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

鲁尝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盖由鲁习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宜悉书之，使职史氏者有所考证也。”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今故具录玄所记，庶来者得以详焉。

蜀堰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有司以故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余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

元统二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余悉罢之。召灌州判官张弘，计曰：“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弘曰：“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钱，试为小堰，堰成，水暴涨而堰不动。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复祷于冰祠，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堰，即禹凿之处，分水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中为都江堰，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水，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堰，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

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道大安桥，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又书“深淘滩，高作堰”六字其旁，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洞，酾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

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东南出万工堰，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口，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坝，东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东行二十余里，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每岁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马坝渠会，而渠成安流。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合金马渠，东南入于新津江，罢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堰。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马坝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而清白堰水溃其南涯，延袤三里余，有司因溃以为堰。堰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流而东，罢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应期而功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堰，彰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堰，工未及施，则召长吏免谕，使及农隙为之。诸堰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然后即工。

诸堰皆甃以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盖以数百万计。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用以节民力而资民利，凡智力所及，无不为也。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请独任郡县，民不堪其役‖至是复合焉。常岁获水之利仅数月，堰辄坏，至是，虽缘渠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

其始至都江，水深广莫可测，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数里，人得用事其间。入山伐石，崩石已满，随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毕，无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当普以监察御史召，省台上其功，诏揭扌奚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千。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者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撮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积者，尚余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堰之费。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专其力于堰事。

泾渠

泾渠者，在秦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于洛三百余里以溉田，盖欲以罢秦之力，使无东伐。秦觉其谋，欲杀之，郑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利。”秦以为然，使迄成之，号郑渠。汉时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历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时，水冲啮，失其故迹。熙宁间，诏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自仲山旁开凿石渠，从高泻水，名丰利渠。

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大统八年，泾水暴涨，毁堰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泾阳尹王琚疏道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余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堰，岁时葺理，未尝废止。

至大元年，王琚为西台御史，建言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自延祐元年兴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堰至新口。泰定间，言者谓石渠岁久，水流渐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视其堰，谓渠积年坎取淤土，叠垒于岸，极为高崇，力难送土于上，因请就岸高处开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议允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发丁夫开鹿巷八十四处，削平土垒四百五十余步。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余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余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脱脱排群议不纳，务于必行。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

卷六十七 志第十八

◎礼乐一

《传》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致礼以治躬，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矣；致乐以治心，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

制朝仪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既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萧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秉忠复奏曰：“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奉旨，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陈于万寿山便殿，帝听而善之。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仪既定，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择蒙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观礼。前期一日，布绵蕝金帐殿前，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礼文乐节，悉无遗失。冬十有一月戊寅，秉忠等奏请建官典朝仪，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

八年春二月，立侍仪司，以忽都于思、也先乃为左右侍仪，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周铎、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尚文、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关思义、侯祐贤为左右侍仪副使，萧琬、徐汝嘉为佥左右侍仪事，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葛从亮为侍仪署令，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夏四月，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如历代故事，从之。秋七月，内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号曰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

元正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入至寝殿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侍仪使拜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执护尉、劈正斧中行，导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门北向立，导从倒卷序立，惟扇置于锜。侍仪使导驾时，引进使同内侍官，引宫人擎执导从，入至皇后宫庭，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启，出传旨曰“可”，引进使俯伏兴。皇后出阁升辇，引进使引导从导至殿东门外，引进使分退押直至垩涂之次，引导从倒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