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

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马驰去。马乘具用锦绣处，患为雨所沾湿，织杂彩珠为覆蒙，备诸雕巧。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鄣，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废业，樵苏路断，吉凶失时；乳妇婚姻之家，移产寄室，或舆病弃尸，不得殡葬。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吏惧为监司所问，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须臾便死，遂失骸骨。

后宫遭火之后，更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青灊金口带，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絷役工匠，自夜达晓，犹不副速，乃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世祖兴光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纯用琉璃。”

潘氏服御，极选珍宝。主衣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虎魄钏一只，直百七十万。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由是所在塘渎，多有隳废。又订出雉头鹤氅白鹭缞。亲幸小人因缘为奸利，课一输十，郡县无敢言者。三年夏，于阅武堂起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种好树美竹，天时盛暑，未及经日，便就萎枯；于是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毁撤墙屋以移致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继，花药杂草，亦复皆然。又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

帝有膂力，能担白虎幢。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逞诸意态。所宠群小党与三十一人，黄门十人。初任新蔡人徐世檦为直阁骁骑将军，凡有杀戮，皆其用命。杀徐孝嗣后，封为临汝县子。陈显达事起，加辅国将军。虽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而兵权实在世檦。及事平，世檦谓人曰：“五百人军主，能平万人都督。”世檦亦知帝昏纵，密谓其党茹法珍、梅虫儿曰：“何世天子无要人，但阿侬货主恶耳。”法珍等争权，以白帝。帝稍恶其凶强，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杀之，世檦拒战而死。自是法珍、虫儿用事，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咺之与相唇齿，专掌文翰。其余二十馀人，皆有势力。崔慧景平后，法珍封余干县男，虫儿封竟陵县男。及义师起，江、郢二镇已降，帝游骋如旧，谓茹法珍曰：“须来至白门前，当一决。”义师至近郊，乃聚兵为固守之计。召王侯朝贵分置尚书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时，拜蒋子文神为假黄皞、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至是又尊为皇帝，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后堂，使所亲巫朱光尚祷祀祈福。以冠军将军王珍国领三万人据大桁，莫有斗志，遣左右直长阉竖王宝孙督战，呼为“王长子”。宝孙切骂诸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死。豪，骁将，既毙，众军于是土崩，军人从朱雀观上自投及赴淮死者无数。于是闭城自守，城内军事委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入卫京师。以稷为副，实甲犹七万人。帝乌帽袴褶，备羽仪，登南掖门临望。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称蒋王出荡。素好斗军队，初使宫人为军，后乃用黄门。亲自临陈，诈被创，使人舆将去。至是于阅武堂设牙门军顿，每夜严警。帝于殿内骑马从凤庄门入徽明门，马被银莲叶具装铠，杂羽孔翠寄生，逐马左右卫从，昼眠夜起如平常。闻外鼓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弩几中之。众皆怠怨，不为致力。募兵出战，出城门数十步，皆坐甲而归。虑城外有伏兵，乃烧城傍诸府署，六门之内皆荡尽。城中阁道西掖门内，相聚为市，贩死牛马肉。帝初与群小计议，陈显达一战便败，崔慧景围城退走，谓义师远来，不过旬日，亦应散去，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粮而已。大桁败后，众情凶惧，法珍等恐人众惊走，故闭城不复出军。既而义师长围既立，堑栅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帝尤惜金钱，不肯赏赐。法珍叩头请之，帝曰：“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帝云拟作殿，竟不与。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待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王珍国、张稷惧祸及，率兵入殿，分军又从西上阁入后宫断之，御刀丰勇之为内应。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清曜阁已闭，阉人禁防黄泰平以刀伤其膝，仆地。顾曰：“奴反邪？”直后张齐斩首送梁王。

宣德太后令曰：“皇室受终，祖宗齐圣，太祖高皇帝肇基骏命，膺录受图，世祖武皇帝系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业，咸降年不永，宫车早晏。皇祚之重，允属储元；而禀质凶愚，发于稚齿。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顽，触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长，辅以群才，间以贤戚，内外维持，冀免多难，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近亲，元勋良辅，覆族歼门，旬月相系。凡所任仗，尽慝穷奸，皆营伍屠贩，容状险丑，身秉朝权，手断国命，诛戮无辜，纳其财产，睚眦之间，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贱事，危冠短服，坐卧以之。晨出夜反，无复已极，驱斥氓庶，巷无居人。老细奔遑，置身无所。东迈西屏，北出南驱，负疾舆尸，填街塞陌。兴筑缮造，日夜不穷，晨构夕毁，朝穿暮塞。络以随珠，方斯巳陋；饰以璧榼，曾何足道！时暑赫曦，流金铄石，移竹艺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叶已先枯，畚锸纷纭，勤倦无已。散费国储，专事浮饰，逼夺民财，自近及远，兆庶恇患，流窜道路。府帑既竭，肆夺市道，工商裨贩，行号道泣。屈此万乘，躬事角抵，昂首翘肩，逞能橦木，观者如堵，曾无怍容！芳乐、华林，并立阛阓，踞肆鼓刀，手铨轻重。干戈鼓噪，昏晓靡息，无戎而城，岂足云譬！至于居丧淫宴之愆，三年载弄之丑，反道违常之衅，牝鸡晨鸣之慝，于事已细，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岂或能匹！征东将军忠武奋发，投袂万里，光奉明圣，翊成中兴。乘胜席卷，扫清京邑，而群小靡识，婴城自固，缓戮稽诛，倏弥旬月。宜速剿定，宁我邦家！可潜遣间介，密宣此旨，忠勇齐奋，遄加荡扑，放斥昏凶，卫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奈何！奈何！”又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茹法珍、梅虫儿、王咺之等伏诛。丰勇之原死。

史臣曰：汉宣帝时，南郡获白虎，获之者张武，言武张而猛服也。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翦戮，实启太平。推阉竖之名字，亦天意也。

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

本纪第八 和帝

和帝讳宝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随郡王，邑二千户。三年，为冠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为持节，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

二年十一月，甲寅，长史萧颖胄杀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奉梁王举义。乙卯，教纂严。又教曰：“吾躬率晋阳，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泽惠。所领内系囚见徒，罪无轻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复本职。将吏转一阶。从征身有家口停镇，给廪食。凡诸杂役见在诸军带甲之身，克定之后，悉免为民。其功效赏报，别有科条。”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左将军。丁巳，以萧颖胄为右将军、都督行留诸军事。戊午，梁王上表劝进。十二月，乙亥，群僚劝进，并不许。壬辰，骁骑将军夏侯亶自京师至江陵，称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临亿兆。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东海、东阳、临海、新安、寻阳、南郡、竟陵、宜都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皞，置僚属，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并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详依旧典，法驾奉迎。”

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虫儿、茹法珍等不在赦例。右将军萧颖胄为左长史，进号镇军将军，梁王进号征东将军。甲戌，以冠军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军长史王茂先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曹景宗为郢州刺史，右将军邵陵王宝攸为荆州刺史。己巳，群僚上尊号，立宗庙及南北郊。甲申，梁王率大众屯沔口，郢州刺史张冲拒守。三月，丁酉，张冲死，骠骑将军薛元嗣等固城。

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即永元三年也。以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宝夤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领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宝卷为零阳侯，诏不许。又奏为涪陵王，诏可。乙酉，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假梁王黄皞。壬子，以征虏将军柳惔为益、宁二州刺史。己未，以冠军将军庄丘黑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冠军将军邓元起为广州刺史。夏，四月，戊辰，诏曰：“荆、雍义举所基，实始王迹。君子劳心，细人尽力，宜加酬奖，副其乃诚。凡东讨众军及诸向义之众，可普复除。”

五月，乙卯，车驾幸竹林寺禅房宴群臣。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璝拒义军。秋，七月，东军主吴子阳十三军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虏将军王茂先击破之。辛亥，以茂先为中护军。丁卯，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

八月，丙子，平西将军陈伯之降。乙卯，以伯之为江州刺史，子虎牙为徐州刺史。九月，乙未，诏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辅国将军李元履为豫州刺中。壬寅，尚书令、镇军将军萧颖胄卒，以黄门郎萧澹行荆州府州事。丁巳，萧璝、鲁休烈降。

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宝寅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甲戌，给大司马钱二千万，布绢各五千匹。乙酉，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临朝，入居内殿。大司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壬寅，以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守尚书令。甲寅，诏大司马梁王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位在诸王上，加相国绿騑绶。己未，以新除右将军曹景宗为郢州刺史。

二月，壬戌，湘东王宝晊伏诛。戊辰，诏进梁公爵为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给梁国钱五百万，布五千匹，绢千匹。辛丑，鄱阳王宝寅奔虏，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伏诛。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歔宫悬。王子王女爵命一如旧仪。庚戌，以冠军长史萧秀为南徐州刺史，新除中领军蔡道恭为司州刺史。车驾东归至姑熟。丙辰，禅位梁王。丁巳，庐陵王宝源薨。夏，四月，辛酉，禅诏至，皇太后逊外宫。丁卯，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随纣灭，郊天改朔，理无延世。而皇符所集，重兴西楚，神器暂来，虽有冥数，徽名大号，斯为幸矣。

赞曰：和帝晚隆，扫难清宫。达机睹运，高颂永终。

志第一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