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皆充祭用，非所详也。《易》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此明祭存简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贰簋之奠，为明祀也。抑又闻之，夫义以出礼，礼以体政，违则有紊，是称不经。荐肥浓则亵味有登，加笾爵则事非师古。与其别行新制，宁如谨守旧章？”时太子宾客崔沔、户部郎中杨伯成、左卫兵曹刘秩等皆建议以为请依旧礼，不可改易。于是宰臣等具沔、述等议以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至于享祀粢盛，实思丰洁，礼物之具，谅在昭忠。其非芳洁不应法制者，亦不可用。”以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韦縚又奏：“请每室加笾、豆各六，每四时异品，以当时新果及珍羞同荐。”则可之。又酌献酒爵，玄宗令用龠升一升，合于古义，而多少适中。自是常依行焉。

后汉世祖光武皇帝葬于原陵，其子孝明帝追思不已。永平元年，乃率诸侯王、公卿，正月朝于原陵，亲奉先后阴氏妆奁箧笥悲恸，左右侍臣，莫不呜咽。梁武帝父丹阳尹顺之，追尊为太祖文帝，先葬丹徒，亦尊为建陵。武帝即大位后，大同十五年，亦朝于建陵，有紫云廕覆陵上，食顷方灭。梁主著单衣介帻，设次而拜，望陵流哭，泪之所沾，草皆变色。陵傍有枯泉，至时而水流香洁。因谓侍臣曰，陵阴石虎，与陵俱创二百余年，恨小，可更造碑石柱麟，并二陵中道门为三闼。园陵职司，并赐一级。奉辞诸陵，哭踊而拜。周太祖文帝葬于成陵，其子明帝初立，元年十二月，谒于成陵。

高祖神尧葬于献陵，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皇帝入陵院，悲号哽咽，百辟哀恸，是时雪益甚，寒风暴起，有苍云出于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礼毕，皇帝出自寝宫，步过司马门北，泥行二百余步，于是风静雪止，云气歇灭，天色开霁。观者窃议，以为孝感之所致焉。是日曲赦三原县及从官卫士等，大辟已下，已发觉，未发觉，皆释其罪。免民一年租赋。有八十已上，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鳏寡孤独、有笃疾者，赐物各有差。宿卫陵邑中郎将、卫士斋员及三原令以下，各赐爵一级。丁未，至自献陵。己酉，朝于太极殿。庚子，会群臣，奏《功成庆善》及《破阵》之乐。

玄宗开元十七年十一月丙申，亲谒桥陵。皇帝望陵涕泣，左右并哀感。进奉先县同赤县，以所管万三百户供陵寝，三府兵马供卫，曲赦县内大辟罪已下。戊戌，谒定陵。己亥，谒献陵。壬寅，谒昭陵。己巳，谒乾陵。戊申，车驾还宫。大赦天下，流移人并放还，左降官移近处，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每陵取侧近六乡以供陵寝。皇帝初至桥陵，质明，柏树甘露降，曙后祥烟遍空。皇帝谒昭陵，陪葬功臣尽来受飨，凤吹釭釭，若神祇之所集。陪位文武百僚皆闻先圣叹息、功臣蹈舞之声，皆以为至孝所感。天宝二年八月，制：“自今已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十三载，改献、昭、乾、定、桥五陵署为台，其署令改为台令，加旧一级。

志第六 礼仪六

建中元年三月，礼仪使上言：“东都太庙阙木主，请造以祔。”初，武后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至中宗已后，两京太庙 ，四时并飨。至德乱后，木主多亡缺未祔。于是议者纷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遍立群主，时飨之。其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舆时巡，则就飨焉。其三曰，存其庙，瘗其主，驾或东幸，则饰斋车奉京师群庙之主以往。议者皆不决而罢。

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归崇敬上疏：“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重作栗主 ，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犹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今东都太庙，是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所也。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以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时，非礼也。”

长庆元年二月，分司官库部员外郎李渤奏：“太微宫神主，请归祔太庙。”敕付东都留守郑絪商量闻奏。‘絪奏云：“臣谨详三代典礼，上稽高祖、太宗之制度，未尝有并建两朝、并飨二主之礼。天授之际 ，祀典变革。中宗初复旧物，未暇详考典章，遂于洛阳创宗庙。是行迁都之制，实非建国之仪。及西归上都，因循未废。德宗嗣统，坠典克修，东都九庙，不复告飨。谨按《礼记》，仲尼答曾子问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所以明二主之非礼也。陛下接千载之大统，扬累圣之耿光，宪章先王，垂法后嗣。况宗庙之礼，至尊至重，违经黩祀，时谓不钦。特望择三代令典，守高祖、太宗之宪度，鉴神龙权宜之制，遵建中矫正之礼，依经复古，允属圣明。伏以太微宫光皇帝三代、睿宗圣文孝武皇帝神主，参考经义，不合祔飨。至于迁置神主之礼，三代以降，经无明文。伏望委中书门下与公卿礼官质正详定。”敕付所司。

太常博士王彦威等奏议曰：

谨按国初故事，无两都并建宗庙、并行飨祭之礼。伏寻《周书》、《召诰》、《洛诰》之说，实有祭告丰庙、洛庙之文，是则周人两都并建宗祧，至则告飨。然则两都皆祭祖考，礼祀并兴。自神龙复辟，中宗嗣位，庙既偕作，飨亦并行。天宝末，两都倾陷，神主亡失。肃宗既复旧物，但建庙作主于上都。其东都神主，大历中始于人间得之，遂寓于太微宫，不复祔飨。

臣等谨按经传，王者之制，凡建居室，宗庙为先，庙必有主，主必在庙。是则立庙两都，盖行古之道，主必在庙，实依礼经。今谨参详，理合升祔。谨按光皇帝是追王，高宗、中宗、睿宗是祧庙之主，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夹室。景皇帝是始封不迁之祖，其神主合藏于太庙从西第一室。高祖、太宗、玄宗、肃宗、代宗是创业有功亲庙之祖。伏准《江都集礼》：‘正庙之主，藏于太室之中。’《礼记》：‘君庙之主，有故则聚而藏诸祖庙。’伏以德宗之下，神主未作，代宗之上，后主先亡，若归本室，有虚神主。事虽可据，理或未安。今高祖已下神主，并合藏于太祖之庙，依旧准故事不飨。如陛下肆觐东后，移幸洛阳，自非祧主，合归本室。其余阙主，又当特作，而祔飨时祭、禘、祫如仪。臣又按国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兴圣、懿祖别庙。今光皇帝神主，即懿祖也。伏缘东都先无前件庙宇，光皇帝神主今请权祔于太庙夹室，居元皇帝之上。如驾在东都，即请准上都式营建别庙，作德明、兴圣、献祖神主，备礼升祔。又于太庙夹室奉迎光皇帝神主归别庙第四室，禘、祫如仪。

或问曰：“礼，作栗主，瘗桑主。汉、魏并有瘗桑之议，大历中亦瘗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瘗，如之何？”答曰：“作主依神，理无可埋，汉魏瘗藏，事非允惬。孝敬尊非正统，庙废而主独存，从而瘗藏，为叶情理。”

又问：“古者巡狩，必载迁主，今东都主又祔于庙。”答曰：“古者师行以迁主，无则主命，自非迁祖之主，别无出庙之文。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则两都宗庙，各宜有主。”

又问曰：“古者作主，必因虞、练，若主必归祔，则室不可虚，则当补已亡之主，创当祔之主。礼经无说，如之何？”答曰：“虞、练作主，礼之正也。非时作主，事之权也。王者遭时为法，因事制宜，苟无其常，则思其变。如驾或东幸，庙仍虚主，即准肃宗广德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阙主而祔。盖主不可阙，故礼贵从宜，《春秋》之义，变而正之者。”臣伏思祖宗之主，神灵所凭，寓于太微，不入宗庙，据经复本，允属圣明。

至是下尚书省集议，而郎吏所议，与彦威多同。丞郎则各执所见，或曰“神主合藏于太微宫；”或云“并合埋瘗”；或云“阙主当作”；或云“舆驾东幸，即载上都神主而东”。咸以意言，不本经据。竟以纷议不定，遂不举行。

会昌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东都太庙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禄山叛后，取太庙为军营，神主弃于街巷，所司潜收聚，见在太微宫内新造小屋之内。其太庙屋室并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议，以为东都不合置神主，车驾东幸，即载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令尚书省集公卿及礼官、学官详议。如不要更置，须有收藏去处。如合置，望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官居守，便望令充修东都太庙使，勾当修缮。”奉敕宜依。

六年三月，太常博士郑路等奏：“东都太微宫神主二十座，去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院分析闻奏讫。伏奉今月七日敕，‘此礼至重，须遵典故，宜令礼官、学官同议闻奏’者。臣今与学官等详议讫，谨具分析如后：献祖宣皇帝、宣庄皇后、懿祖光皇帝、光懿皇后、文德皇后、高宗天皇大帝、则天皇后、中宗大圣大昭孝皇帝、和思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地敬哀皇后已前十二座，亲尽迭毁，宜迁诸太庙，祔于兴圣庙。禘祫之岁，乃一祭之。东都无兴圣庙可祔，伏请且权藏于太庙夹室。未题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无题号之文，难伸祝告之礼。今与礼官等商量，伏请告迁之日，但瘗于旧太微宫内空闲之地。恭酌事理，庶协从宜。”制可。

太常博士段瑰等三十九人奏议曰：

礼之所立，本于诚敬；庙之所设，实在尊严。既曰荐诚，则宜统一。昔周之东西有庙，亦可征其所由。但缘卜洛之初，既须营建，又以迁都未决，因议两留。酌其事情，匪务于广，祭法明矣。

伏以东都太庙，废已多时，若议增修，稍乖前训。何者？东都始制寝庙于天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时，非贞观、开元之法，前后因循不废者，亦踵镐京之文也。《记》曰：“祭不欲数，数则烦。”天宝之中，两京悉为寇陷，西都庙貌如故，东都因此散亡。是知九庙之灵，不欲歆其烦祀也。自建中不葺之后，弥历岁年。今若庙貌惟新，即须室别有主。旧主虽在，大半合祧，必几筵而存之，所谓宜祧不祧也。孔子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也”，谓庙不得无主者也。旧主如有留去，新庙便合创添。谨按《左传》云：“祔练作主。”又戴圣云：“虞而立几筵。”如或过时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创添既不典，虚庙又非仪。考诸礼文，进退无守。

或曰“汉于郡国置宗庙凡百余所，今止东西立庙，有何不安”者。当汉氏承秦焚烧之余，不识典故，至于庙制，率意而行。比及元、成二帝之间，贡禹、韦玄成等继出，果有正论，竟从毁除。足知汉初不本于礼经，又安可程法也？或曰“几筵不得复设，庙寝何妨修营，侯车驾时巡，便合于所载之主”者。究其终始，又得以论之。昨者降敕参详，本为欲收旧主，主既不立，庙何可施？假令行幸九州；一一皆立庙乎”愚以为庙不可修，主宜藏瘗，或就瘗于坎室，或瘗于两阶间，此乃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

其年九月敕：“段瑰等详议，东都不可立庙。李福等别状，又有异同。国家制度，须合典礼，证据未一，则难建立。宜并令赴都省对议，须归至当。”

工部尚书薛元赏等议：

伏以建中时，公卿奏请修建东都庆庙，当时之议，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庙，备立其主，时飨之日，以他官摄行。二曰，建庙立主，存而不祭，皇舆时巡，则就飨焉。三曰，存其庙，一瘗其主。臣等立其三议，参酌礼经，理宜存庙，不合置主。

谨按《礼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是知王者建邦设都，必先宗庙、社稷。况周武受命，始都于丰，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岁于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书》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后复立于丰，虽成洛邑，未尝久处。逮于平王，始定东迁。则周之丰、镐，皆有宗庙明矣。又按，曾子问“庙有二主”，夫子对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者。昔齐桓公作二主，夫子讥之，以为伪主。是知二主不可并设，亦明矣。夫圣王建社以厚本，立庙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国家定周、秦之两地，为东西之两宅，辟九衢而立宫阙，设百司而严拱卫，取法玄象，号为京师。既严帝宅，难虚神位，若无宗庙，何谓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诚者祀，诚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亲敬，用交神明。位宜存于两都，庙可偕立；诚难专于二祭，主不并设。

或以《礼》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不可无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饰斋车，载迁主以行。今若修庙瘗主，同东都太庙，九室皆虚，既违于经，须征其说。臣复探赜礼意，因得尽而论之。所云“七庙五庙无虚主”，是谓见飨之庙不可虚也。今之两都，虽各有庙，禘祫飨献，斯皆亲奉于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虚陈于东庙。且《礼》云：“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昔汉韦玄成议废郡国祀，亦曰：“立庙京师，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人情礼意，如此较然。二室既不并居，二庙岂可偕祔？但所都之国，见飨之庙，既无虚室，则叶通经议者，又欲置主不飨，以俟巡幸。昔鲁作僖公之主，不于虞、练之时，《春秋》书而讥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时，尚为所讥。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时而作，违经越礼，莫甚于此。岂有九室合飨之主，而有置而不飨之文？两庙始创于周公，二主获讥于夫子。自古制作，皆范周孔，旧典犹在，足可明征。臣所以言东都庙则合存，主不合置。今将修建庙宇，诚不亏于典礼。其见在太微宫中六主，请待东都建修太庙毕，具礼迎置于西夹室，閟而不飨，式彰陛下严祀之敬，以明圣朝尊祖之义。

吏部郎中郑亚等五人议：“据礼院奏，以为东都太庙既废，不可复修，见在太微宫神主，请瘗于所寓之地。有乖经训，不敢雷同。臣所以别进议状，请修祔主，并依典礼，兼与建中元年礼仪使颜真卿所奏事同。臣与公卿等重议，皆以为庙固合修，主不可瘗，即与臣等别状意同。但众议犹疑东西二庙，各设神主，恐涉庙有二主之义，请修庙虚室，以太微宫所寓神主藏于夹室之中。伏以六主神位，内有不祧之宗，今用迁庙之仪，犹未合礼。臣等犹未敢署众状，盖为阙疑。”

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夫论国之大事，必本乎正而根乎经，以臻于中道。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而臣下敢不以经对。三论六故，已详于前议矣。再捧天问，而陈乎诸家之说，求于典训，考乎大中，庙有必修之文，主无可置之理。何则？正经正史，两都之庙可征。《礼》称‘天子不卜处太庙’，‘择日卜建国之地，则宗庙可知’。则废庙之说，恐非所宜废。谨按《诗》、《书》、《礼》三经及汉朝两史，两都并设庙，而载主之制，久已行之。敢不明征而去文饰，援据经文，不易前见，东都太庙，合务修崇，而旧主当瘗，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皇帝有事于洛，则奉斋车载主以行。”

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

夫礼虽缘情，将明厥要，实在得中，必过礼而求多，则反亏于诚敬。伏以神龙之际，天命有归，移武氏庙于长安，即其地而置太庙，以至天宝初复，不为建都。而设议曰：“中宗立庙于东都，无乖旧典。”征其意，不亦谬乎？

又曰“东都太庙，至于睿宗、玄宗，犹奉而不易”者。盖缘尝所尊奉，不敢辄废也。今则废已多时，犹循莫举之典也。又曰“虽贞观之始，草创未暇，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者。谨按定《开元六典敕》曰：“听政之暇，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春秋》谓考古之法也。行之可久，不曰然欤？”此时东都太庙见在，《六典》序两都宫阙，西都具太庙之位，东都则存而不论，足明事出一时，又安得曰“开元之法”也？又三代礼乐，莫盛于周。昨者论议之时，便宜细大，取法于周，迁而立庙。今立庙不因迁，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又曰“建国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者。谨按《六典》，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营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上都已建国立宗庙，不合引言。又曰：“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长安祭孝成等三帝”。以此为置庙之例，则大非也。当汉两处有庙，所祭之帝各别。今东都建庙作主，与上都尽同，概而论之，失之甚者。又曰“今或东洛复太庙，有司同日侍祭，以此为数，实所未解”者。谨按天宝三载诏曰：“顷四时有事于太庙，两京同日。自今已后，两京各宜别择日。”载在祀典，可得而详。且立庙造主，所以祭神，而曰存而勿祀，出自何经？“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而欲立虚庙，法于何典？前称庙貌如故者，即指建中之中，就有而言，以为国之先也。前以非时不造主者，谓见有神主，不得以非时而造也。若江左至德之际，主并散亡，不可拘以例也。或曰“废主之瘗，请在太微宫”者。谨按天宝二年敕曰：“古之制礼，祭用质明，义兼取于尚幽，情实缘于既没。我圣祖澹然当在，为道之法，既殊有尽之期，宜展事生之礼。自今已后，每至圣祖宫有昭告，宜改用卯时”者。今欲以主瘗于宫所，即与此敕全乖。又曰：主不合瘗，请藏夹室”者。谨按前代藏主，颇有异同。至如夹室，宜用以序昭穆也。今庙主俱不中礼，则无禘祫之文。又曰君子将营宫室，以宗庙为先，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东都既有宫室，而太庙不合不营。凡以论之，其义斯胜。而西周、东汉，并曰两都，其各有宗庙之证，经史昭然，又得以极思于扬榷。《诗》曰：“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大雅》“瓜瓞”，言丰庙之作也。又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洛邑既成，以率文王之祀。此《诗》言洛之庙也。《书》曰：“成王既至洛，烝祭岁，文王骍牛一。”又曰“裸于太室”，康王又居丰，“命毕公保厘东郊。”岂有无庙而可烝祭，非都而设保厘？则《书》东西之庙也。逮于后汉卜洛，西京之庙亦存。建武二年，于洛阳立庙，而成、哀、平三帝祭于西京。一十八年，亲幸长安，行禘礼，当时五室列于洛都，三帝留于京庙，行幸之岁，与合食之期相会，不奉斋车，又安可以成此礼？则知两庙周人成法，载主以行，汉家通制。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而引“七庙无虚主”之文。《礼》言一都之庙，室不虚主，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既联出征之辞，更明载主之意，因事而言，理实相统，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古人求神之所非一，奉神之意无二，故废桑主，重作栗主，既事理之，以明其一也。

或又引《左氏传》筑郿凡例，谓“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建主之论。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左传》为筑发凡例，《谷梁》讥因薮泽之利，《公羊》称避凶年造邑之嫌。三传异同，左氏为短。何则？当春秋二百年间，鲁凡城二十四邑，唯郿一邑称筑，其二十三邑，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执此为建主之端，又非通论。或又曰：“废主之瘗，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宜舍故依新，前已列矣。”按瘗主之位有三：或于北牖之下，或在西阶之间，庙之事也。其不当立之主，但随其所以瘗之。夫主瘗乎当立之庙，斯不然矣。以在所而言，则太微宫所藏之所，与汉之寝园无异。历代以降，建一都者多，两都者少。今国家崇东西之宅，极严奉之典，而以各庙为疑，合以建都故事，以相质正，即周、汉是也。今详议所征，究其年代，率皆一都之时，岂可以拟议，亦孰敢献酬于其间？详考经旨，古人谋寝必及于庙，未有设寝而不立庙者。国家承隋氏之弊，草创未暇，后虽建于垂拱，而事有所合。其后当干戈宁戢之岁，文物大备之朝，历于十一圣，不议废之。岂不以事虽出于一时，庙有合立之理，而不可一一革也。今洛都之制，上自宫殿楼观，下及百辟之司，与西京无异。銮舆之至也，虽厮役之贱，必归其所理也。岂先帝之主，独无其所安乎？时也，虞主尚瘗，废主宜然。或以马融、李舟二人称“寝无伤于偕立，庙不妨于暂虚”，是则马融、李舟，可法于宣尼矣。以此拟议，乖当则深。

或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者。谨按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惟郿一邑称筑。如城郎、费之类，各有所因，或以他防，或以自固，谓之尽有宗庙，理则极非。或称“圣主有复古之功，简册有考文之美，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遭时为法，因事制宜”。此则必作有为，非有司之事也。如有司之职，但合一一据经；变礼从时，则须俟明诏也。

凡不修之证，略有七条：庙立因迁，一也；已废不举，二也；庙不可虚，三也；非时不造主，四也；合载迁主行，五也；尊无二上，六也；《六典》不书，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