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及同治十二年，宗棠为陕甘总督，因西陲用兵，改课为釐，在定边设局抽收，名曰花定盐釐。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省。

初川盐以滇、黔为边岸。而黔岸又分四路，由永宁往曰永岸，由合江往抵黔之仁怀曰仁岸，由涪州往曰涪岸，由綦江往曰綦岸。至是运商困敝，所恃以暢销者，惟济楚一策。及淮南规复引地，滞引积至八万有奇，积欠羡截百数十万金。光绪初，宝桢督川，定官运商销，先从事黔岸，筹章程十五条：曰裁减浮费，曰清釐积引，曰酌核代销，曰局运商销，曰兼办计岸，曰引归局配，曰展限奏销，曰严定交盘，曰慎重出纳，曰认真黔釐，曰实给船价，曰删减引底引底者，运商向于坐商租引配盐，引给银二十馀两，由商总租收，作为课税羡截，领缴引费，及官吏委员提课规费，商局公费，馀数二两，分交各坐商。至是历年羡截，运商已缴，本应全革。惟因年久，姑准存一两，曰添置办票，曰酌留津贴，曰酌给奖叙。设总局于泸州，四岸各设分局，檄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接办滇岸，川盐行滇，祗昭通、东川两府有张窝、南广两局，谓之大滇边、小滇边。其办理较黔岸为难者，滇自有盐，侵越最易。宝桢筹堵遏法，至五年乃开运。

自官运商销，计本年边计各额引全数销清外，复带销积引万馀，所收税羡截釐及各杂款又百馀万，而奸民不便。会上遣恩承、童华查办他岸，至川，富顺富绅王余照假灶户具词呈控，请改官督商销。有旨垂询。宝桢奏言：“官督商销，利归官与商，官运官销，权全归官，流弊皆大。惟官运商销，官商可相箝制。”既而控案讯明，奏请拏办。迨光绪末，各计岸亦多改官运焉。

此外如奉天由纳税改行引，自康熙中停止，无课者百七十馀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准行榷釐法，每盐一榷东钱千，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请加作二千四百文。八年，将军崇绮再请加二千四百文，名四八盐釐，是为练兵之款。十七年，户部筹饷加二千四百文，名二四盐釐，是为解部之款。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加千二百文，名一二盐釐，是为兴学之款。此三项总称八四盐釐。二十八年，将军增祺又奏设督销局，每斤加榷制钱四，谓之加价，以为官本。然原议由官设局收买，置仓运售，名为督销，实则官运也。值日、俄战起，亦未实行。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裁督销之名，在奉天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立分局，听商就滩纳税运销。三十三年，东三省设行省，总督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始实行官运。初岁徵课银二十四万或四十万，及尔巽至，满百万，其后至百四十万。

蒙古盐向归籓部经理。其行销陕、甘者，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大宗，俗谓之红盐。道光以前，听民运销。咸丰八年，始招商承运，每百斤收银八两。同治间，遭回乱，商困课逋，经宗棠改课为釐，斤加制钱五。其在山西者，亦红盐最多。嘉庆初，阿拉善王献吉兰泰池，由官招商办运，将口外各，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属，向食土盐州县，划为吉岸引地。至十七年废除。凡入口者，由杀虎口徵税，每斤一分五釐。其外尚有三种：曰鄂尔多斯旗盐，曰苏尼特旗盐，俗谓之白盐，曰乌珠穆沁旗盐，谓之青盐。初照老少盐例，于口内行销。嘉庆末纳税。至光绪时，皆改用抽釐法。

其在直隶者，则青盐、白盐，光绪二十八年察哈尔都统奏请抽釐，每斤制钱四，约年得银十二万有奇。明年，热河都统亦照抽，每斤五文。是年直督又请在张家口设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二两，约年得三万有奇。三十三年，热河亦设局，每百斤徵银四钱。宣统元年，减为二钱五分，约年得六万有奇。

新疆向听民掣销。光绪三十四年后，始于精河盐池徵税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徵五千一百两，鄯善徵二千四百两，馀仍无税。

初，盐釐创于两淮南北，数皆重。自国籓整顿，乃稍减。继以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釐。咸丰五年，定花盐每引万斤抽釐八两，嗣因商贩私加至万七千斤，川督骆秉章请就所加斤按引加抽十七两，共正釐二十五两。后各省皆加。及光绪时行铜圆，盐价已暗增，而釐金外更议加价。

其事起雍正时。盖长芦盐价，自康熙二十七年定每斤银一分四毫至一分二釐六毫不等。雍正六年，巡盐御史郑禅宝疏称“商课用银，民间买盐用钱。康熙时，银一两换制钱千四五百，每盐一斤，钱十六文。今每两合钱二千，而盐价如故，亦有减至十三四文者，以钱易银，不敷原数。应请部臣会同督臣详议”。至十年，题准每斤加银一釐。乾隆后推行他省，然其意在恤商而已。嘉庆五年，长芦巡盐御史观豫因川、楚未靖，奏请加价济用。仁宗谕曰：“以饷需扰及闾阎，朕不为也。今计食盐者每日止一二文，若增价则人人受累。且私贩必因盐价过昂而起。”已而以河工需费，道光后犹多。至光绪二年，办西徵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恆奏请各省一体加二文，以两江总督沈葆桢力争乃寝。

嗣是新政举行，罔不取诸盐利。如二十年因日本构衅设防，部咨各省每斤加收二文。二十七年因筹还赔款，加四文。三十四年，因抵补药税，又加四文，半抵补练兵经费，半归产盐省分拨用，其最著者也。时疆吏集商会议，佥以滞销为忧，而势不能已，自是所入较道光前又增数倍。然长芦经拳匪之扰，商本损失，至借洋款。山东引票各地，自同治六年酌归官办，弊窦殊多。河东仍归官民并运，而不能暢销。福建之票运、四川之官运皆然。广东潮桥，旧由官运，至时与六櫃统归商办，成效亦寡。云南子井，存者寥寥。而淮、浙衰敝尤甚。

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疏言：“淮南因海势东迁，滷气渐淡，石港、刘庄等场产盐既少，金沙场且不出盐。若淮北三场，离海近，滷气尚厚，惟丽盐出于砖池，例须按池定引。近则砖池以外，广开池基，甚至新基已增，旧滩未划，致产额益无限制。而南商同德昌在淮北铺池，北商尤以为不便。两浙产盐之旺，首推馀姚、岱山，次则松江之袁浦、青村、横浦等场，皆板曬之盐也。而杭、嘉、宁、绍所属煎盐各场，滷料亦购自馀姚。近年滷贵薪昂，成本加重，商家既舍煎而取曬，灶户亦废灶而停煎。煎数日微，故龙头、长亭、长林等场久缺，而注重转在馀、岱。馀姚海滩距场远，岱山孤悬海外，向不设场，虽经立局建廒，而官收有限，私曬无穷。此产盐各处之情形也。淮、浙行盐，各有引地，而豫之西平、遂平，久成废岸，湘之衡、永、宝三府及靖州，本淮界而销粤盐，鄂之安、襄、郧、荆、宜五府及荆门州，本淮界而销川盐，浙之温、台、宁、处等处，祗抽釐尚未行引。就目前情形论之，淮北以三贩转运，于岸情每多隔膜，故票贩不问关销，豫贩又多归怨湖贩，此其病在商情之不相联，而各省抽税，势亦足以病商。淮南有四岸督销，权等运司，故运司不能制督销，分销亦不尽受辖于督销，此其病在官权之不相统，而商情涣散，势亦足以自病。浙场距场近者，有肩引、住引之分。距场远者，有纲地、引地之别。加以官办商包，其法不一，纷纭破碎，节节补苴。至捆盐出场，沿途局卡之留难，船户之夹带，则皆不免。此销盐各处之情形也。淮盐行于苏、皖，与浙盐、东盐引界邻；行于豫岸，与东盐、芦盐引界邻；行于西岸，与浙、闽、粤盐引界邻；行于湘、鄂两岸，与川盐、鄂盐引界邻。而鄂之襄、樊，又为芦私、潞私所灌，湘之衡、永、宝，又为粤私所占，两浙引地，苏、皖、西三岸皆与淮邻，即本省之温、台等处，亦为闽私所侵，此皆犬牙相错，时起争端。近年京汉铁路通车，贯豫省而下，淮、芦之争更烈。将来津浦、粤汉等路告成，淮界且四面皆敌，然此犹言邻私也。尤甚者，皖、豫同为淮界，而皖之颍州与汝、光界壤，则以加价轻而及豫岸，台、处同为浙境，而处之缙云为台商承办，则又以包釐微而侵及处郡。江西建昌久为废岸，近设官运局以图规复，而贬价敌私。抚州已虞倒灌，上海租界向为私薮，近设事务所以筹官销，而越界行运，苏属时有责言，是以淮侵淮、以浙侵浙也。大抵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固未易遏，所恃惟缉私严耳。然弁勇窳败，不能制枭贩，而转扰平民。地方官亦以纲法久废，不负责成，意存膜视。此又引界毗连各处之情形也。近来筹款，以盐为大宗，而淮、浙居天下中心，关于全局尤重。为整顿计，非事权统一不可。拟请将盐务归臣部总理，其产盐省分，督抚作为会办盐政大臣，行盐省分，均兼会办盐政大臣衔。”制曰可。其言南商铺池者，盖光绪三十三年，淮南因盐不敷销，于淮北埒子口苇荡左营增铺新池，谓之济南盐池。三十四年，北商称有碍旧池销路，经江督张人骏令按淮南缺额，以十万引为率。三贩转运者，淮北票盐，旧由票贩自垣运至西坝，售于湖贩，再由湖贩运至正阳关，按轮售于岸贩也。

载泽既受督办盐政大臣之命，乃设盐政处，按各区分为八，先筹淮北。章程四：曰规复西遂废岸，曰撤退淮边芦店，曰体恤路捐商累，曰包缴豫省釐价。咨商河南巡抚吴重熹，惟末条坚持仍旧。载泽又奏定于西坝设盐釐总局，临淮关设掣验局，馀局卡悉裁，三贩统改岸贩，准自赴总局完纳釐金加价，定每引为银币二元二角，折收库平银一两六钱零，均一次收清。至土销引地，酌减银币四角，折收一两二钱，较原额少三成。此二年七月事也。

直隶张家口外收蒙盐各场，向由商包办，宣统元年，改为公司。至是复改设官栈，以各州县为引岸，由商包引，每年二万，徵银十五万七千。四川归丁各地票运，咸丰后增至六十八州县，官运常为所碍。至是奏查井灶就现有者为额，严禁偷卖，以杜票私。三年，以大清银行款七百万、直隶银行款六十万为芦商偿外债，收引地三十六归官办，设局天津。其永平七属，道光间由州县办课。光绪二十九年，改设官运局。至是与新河、平乡二县无商认办者，统归津局经理。

初与各国通商，违禁货物，不许出入口，盐其一也。乃奉天之大连、旅顺，吉林之长春，有日本盐；吉林之珲春、延吉有朝鲜盐；黑龙江之满洲里、黑河，吉林之东宁，有俄罗斯盐；广西之镇南关，云南之蒙自，有法兰西盐；香港、澳门所在侵灌。至山东胶州湾租借于德，而侵即墨盐场；奉天辽东半岛租借于俄，又转于日，而占金州盐滩；与复州之交流、凤鸣两岛，有包购馀盐、派员缉私两议。后缉私策行，购盐不果。广东广州湾租借于法，吴川之茂珲场为所占，每运盐至香港及越南销售，以入内地，实皆败乱盐法。治鹺政者当有以善其后云。

志九十九

○食货五

△钱法茶法矿政

钱法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铸局，始定一品。于户部置宝泉局，工部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各省、镇遵式开铸，先后开山西、陕西、密云、蓟、宣、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铸局。五年，停盛京、延绥二局。六年，移大同局于阳和。七年，开襄阳、郧阳二府铸局。八年，停各府、镇铸。十年，复开密云、蓟、宣、阳和、临清铸局。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

是年廷议疏通钱法，以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釐为定式，幕左汉文“一釐”二字，右宝泉铸一字曰“户”，宝源曰“工”，各省、镇并铸开局地名一字，如太原增“原”字、宣府增“宣”字之类，钱千准银一两，定为画一通行之制。禁私局，犯者以枉法赃论。时官钱壅滞，通以敛散法，酌定京、外局钱，配搭俸饷。钱粮旧制徵银七钱三，皆著为令。而直省局钱不精，私铸乘之，卒壅不行，悉罢铸，专任宝泉、宝源，精造一钱四分重钱，幕用满文，俾私铸艰于作伪。现行钱限三月销毁。更定私铸律，为首及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及知情买使，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别坐斩绞，告奸赏银五十两。

十七年，复直省铸，令准重钱式，幕兼用满、汉文。康熙元年，铸纪元钱，后凡嗣位改元，皆铸如例。高宗内禅，铸乾隆钱十二，嘉庆钱十八，非常例也。自改铸一钱四分钱，奸民辄私销，乃定律罪之比私铸。遂禁造铜器，为私销也。十八年，申严其禁，军器、乐器之属，许造用五斤以下者。时重钱销益少，直苦昂。二十三年，允钱法侍郎陈廷敬纠复一钱旧制。久之，钱贵如故，乃申定钱直禁，银一两易钱毋得不足一千，然钱直终不能平。季年银一两易钱八百八十至七百七十。乃发五城平粜钱易银以平其价。

自旧钱申禁，而闽地僻远，犹杂制钱行之。二十四年，巡抚金鋐以为言，学士徐乾学疏称：“自古皆古今钱相兼行使，听从民便。”因历数历代旧事，谓“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隋销古钱，明天启后尽括古钱充铸，钱之变也。且钱法敝，可资古钱以澄汰，故易代仍听流通。矧闽处岭外，宜听民行使”。上韪其言，尽宽旧钱废钱之禁。是年定旗籍私铸私销罪如律。四十一年，以循旧制改轻钱，私铸复起，廷臣请罢小制钱，仍铸一钱四分重钱，新旧钱暂兼行，新钱千准银一两，旧钱准七钱。诏从之。然私铸竟不能止。

四十五年，山东请铸大钱。会获得常山私铸，上以私铸不尽大钱，必多私销，宜先收后禁，乃令钱粮银一两折收二千文，钱尽，折收铜器。户部以新钱不敷，请展至五年后毁旧铸。越二年，襄阳私铸钱潜贮漕艘入京，大理卿塔进泰奉命会查，疏请严禁收毁，再犯私铸私贩罪如律，船户运弁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斩决，没其家；失察，夺职。法益加严。

官局用铜，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廷议即山铸钱为便，因开云南大理、霑益四局，铸运京钱，幕文曰“云泉”。上以钱为国宝，更名“宝云”，并令直省局钱，幕首“宝”字，次省名，纯满文。其后运京钱时铸时罢。

乾隆二年，以钱价久不平，饬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益厉行铜器禁。官非三品以上不听用，旧有铜器限三年内输官，逾限以私藏禁物论，已禁仍造，罪比盗铸为从。遂通令禁造铜器。寻益严限制，惟一品始听用，馀悉禁之，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十二年，上以钱重则私销，轻则私铸，令复一钱二分旧制。十三年，定翦钱边律罪为绞监候。先是尚书海望以铜禁病民，疏陈四弊，高宗然之，遂罢禁铜收铜令。

复以京师钱价昂，银一两仅易八百文，诏发工部节慎库钱平价。御史陶正靖疏陈钱价不平，弊由经纪蠹害钱法，遽命革除之。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言钱贵弊在私毁。如使配合铜铅，参入点锡，铸成青钱，则销者无利。试之验，因采其议，铸与黄钱兼行。定私铸铅钱禁，为首及匠人绞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减一等。申严贩运及囤积制钱之禁，凡积钱至百千以上，以违例论。上谕廷臣曰：“今之言禁者，亦第补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置货物，皆以银。”

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上以民间杂用吴三桂“利用”、“洪化”、“昭武”诸伪钱，第听自检出，官为易之以充铸，旧钱仍听行使。二十四年，回部平，颁式于叶尔羌，铸“乾隆通宝”，枚重二钱，幕铸叶尔羌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普尔钱充铸。越二年，阿克苏请铸，如叶尔羌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分。以上二类钱，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二十九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

时至中叶，钱直昂，直省皆增炉广铸，价暂趋于平。会铜运迟滞，市侩居奇增直，害钱法，通饬督抚毋得轻请停炉减卯。季年私铸益多，四川、云、贵为渊薮，流布及江、浙。云、贵官钱亦以不善罢铸。又自律严私铸，常宽之以收毁，莠民恃以行诈，私钱日出不穷。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收买毋立限。上谓湖北乃私铸总汇，不图禁绝而预思所以卸过，命严稽私贩，仍予宽限二年。五十九年，以官私钱错出，钱贱，乃暂罢直省铸，私钱通限一年收缴，而吏胥缘为奸。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十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糢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而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秘匿。至道光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隆”诸夷钱，奸民利之，辄从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亦别铸底大钱，钱法自是益坏。

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咸以为言。而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番银，亦潜输内地以规利，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上患之，命粤督申严禁约，然所禁不及洋银，仿铸之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耗华银如故。御史黄爵滋请并禁使出洋，更立专条，议从重科。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督，饬属严稽偷漏，定功过，行赏罚，而海内银卒耗竭，每两易钱常至二千。廷臣谋所以重钱以杀银之势，而议格不行。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广西巡抚梁章钜疏言其利。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钞尝行于顺治八年，岁造十二万八千有奇。十年而罢。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亦以为请。廷议以窒碍难行，卻之。是时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原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边文龙。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乾隆间，京局用铜，滇、洋兼资，后专行滇运。时以道梗铜滞，故权宜出此。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款，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款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阻挠罪以违制，伪造钞票斩监候，私铸加严。通饬京、外设置官钱局。寻以直省延不奉行，嗣后议于各府置钞局，发大钱于行店，俾钱钞通融互易以便民，丁粮搭收票钞，零星小户银钞尾零，搭交铜铁大钱，皆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折勒骫法，商民交易不平价，从严处治。七年，令顺天直隶各属钱粮，自本年上忙始，以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交，一切用项，亦按成搭放。寻从户部议，自本年下忙始，直隶照银七票三徵收，大钱三成即纳在钞票三成内，交票交钱听便。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盗铸丛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局钱亦渐恶，杂私铸中不复辨，奸商因之折减挑剔，任意低昂。商贩患得大钱，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张文告，屡禁罔效。法弊而挠法者多，固未有济也。当十钱行独久，然一钱当制钱二，出国门即不通行。咸丰之季，铜苦乏，申禁铜、收铜令。同治初，铸钱所资，惟商铜、废铜，当十钱减从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复减为二钱六分。

时孝钦显皇后锐意欲复制，下廷臣议，以滇铜运不如额，姑市洋铜，交机器局试铸。户部奏称机器局铸钱并京局开炉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卒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天津行之，重准一钱，遂赏唐炯巡抚衔，专督云南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