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

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入，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五年春，罢造茶之坊。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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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前此，以防奸细，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正月，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惟于绥德为要地，可复设互市，命省臣议之。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一场。”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

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惟东胜、净、庆州，来远军者仍旧，余皆修完之。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承安二年，复置于保安、兰州。三年九月，行枢密院奏：“斜出等告开榷场，拟于辖里尼要安置。”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寻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岁所获以十数万计。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曰：“当熟计之。”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言：“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

金银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九年，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货流通，故令行，岂可反害民乎？”遂罢之。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终非长策。”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姑听如此，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譬之酒酤，盖先为坊场，从后官榷也。”上亦以为然，遂从之。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籴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三年，谓宰臣曰：“国家经费甚大，向令山东和籴，止得四十五万余石，未足为备。自古有水旱，所以无患者，由蓄积多也。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若遇水旱则用赈济。自余宿兵之郡，亦须籴以足之。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五年，责宰臣曰：“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称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后，可于诸路广籴，以备水旱。九年正月，谕宰臣曰：“朕观宋人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其令将臣谨饬边备，以戒不虞。去岁河南丰，宜令所在广籴，以实仓禀。诏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

十二月，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且使钱币通流。又诏凡秋熟之郡，广籴以备水旱。十六年五月，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备缓急。”十七年春，尚书省奏：“先奉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三路粟数不能给。”上曰：“朕尝谕卿等，丰年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即今不给，可于邻道取之。自今多备，当以为常。”四月，尚书省奏：“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阙食者，已赈之矣。尚有未赈者。”诏遣官诣复州、曷苏馆路，检视富家，蓄积有余增直以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粮。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诸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寔松河等处遇丰年，多和籴。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谕旨户部官：“闻通州米粟甚贱，若以平价官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岁不熟，今其价稍减者，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若即差官争籴，切恐市价腾踊，贫民愈病，请俟秋收日，依常平仓条理收籴。”诏从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闻米价腾踊，今官运至者有余，可减直以粜之。其明告民，不须贵价私籴也。”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诏制内饥谨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省臣以为：“阙食州县，一年则当赈贷，二年然后赈济，如其民实无恆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贫乏无依者赈济。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侍御史黄掴奴申言：“汝砺所籴足给岁支，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亦已劳矣！止将其余以为归资，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余石，此何济也。”诏罢之。十二月，附近郡县多籴於京师，谷价腾踊，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挚言：“河北人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商人无利，谁肯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视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从之。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贩渡河者，杖百。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徒年、杖数并的决从重，以物没官。上以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命尚书省措画之。省臣奏：“已命山东、河北榷酤及滨、沧盐司，以分数带纳矣。今河北艰食，贩粟北渡者众，宜权立法以遮籴之。拟于诸渡口南岸，选通练财货官，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转之北岸，以回易籴本，兼收见钱。不惟杜奸弊，亦使钱入京师。”从之。又上封事者曰：“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诏宰臣行之。是年，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见《盐志》下。

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收给潼、陕军马之用，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以宽民。从之。

六月，立和籴赏格。

○常平仓

世宗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其法寻废。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复设，敕省臣详议以闻。省臣言：“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民。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今天下生齿至众，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则不惟数多难办，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况复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经久之计。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每口但储三月，已及千万数，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若令诸处，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郡县吏沮格者纠，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则依常平法，减其价三之一以籴。”诏从之。

三年八月，敕：“常平仓丰籴俭粜，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其遍谕诸路，其奉行灭裂者，提刑司纠察以闻。”又谓宰臣曰：“随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直就州府粜籴。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恐数多致损，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一万以上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不在是数。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郡县吏受代，所籴粟无坏，一月内交割给由。如无同管勾，亦准上交割。违　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本处岁丰，而收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体察，直申尚书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敕置常平仓之地，令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为永制。又谕尚书省曰：“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如亦可置，定其当备粟数以闻。”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仅支二年以上，见钱既少，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若复预籴，恐价腾踊，于民未便。”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俟官钱羡余日举行。

○水田

明昌五年闰十月，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引以溉田，诏下州郡。既而八路提　刑司虽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言安肃、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余亩，诏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创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承安二年，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泰和八年七月，诏诸路按察司规画水田，部官谓：“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计六百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以此较之，它境无不可行者。”遂令转运司因出计点，就令审察，若诸路按察司因劝农，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规画具申，以俟兴作。

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岁可得十万石。”诏从之。兴定五年五月，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仍录其最状遍谕诸道。

十一月，议兴水田。省奏：“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通运二百余里，人谓之贾侯渠。邓艾修淮阳、百尺二渠，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亦宜视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

○区田之法

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其可行，当遍谕之。”四年夏四月，上与宰执复言其法，久之，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户口既多，费用亦厚。若区种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　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则何为不行也？”持国曰：“所以不行者，盖民未见其利。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监督之。若使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行者自效矣。”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废垅亩之田功也。”上曰：“姑试行之。”六月，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区种事如何？”对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见矣。”“河东及代州田种今岁佳否？”曰：“比常年颇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种，先是，陈言人武陟高翌上区种法，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种。上令尚书省议既定，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者听。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种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奏：“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种一亩，五亩即止。臣以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亩数。”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近奉旨讲议区田，臣等谓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区种，农民见有利自当勉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敕遂令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入粟鬻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入粟补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兴岁歉，下令听民进纳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