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敕去襜帷。”《释名》：“衽，襜也。在襜襜然。”云襜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於五人，讫於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特赐侍讲衔致仕。是编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谓：“其书皆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於礼家，相沿误称《周礼》。故改题本号，以复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著其名。凡其显然舛误之说，皆置不论。惟似是而非者，乃略为考正。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於初学颇为有裨。其书成於康熙庚子。后苞别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礼说》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周礼》经文，惟标举其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之，凡《天官》二卷，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计四十条。

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於《礼》，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可语其精微，犹之治《春秋》者不核当日之事实，即不能明圣人之褒贬。故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亦犹说《春秋》者必以左传为本。郑氏之时，去周已远。

故所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於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礼，遂谓汉师丹之使巫下神为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谓周苌宏之射诸侯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禜，遂谓段成式所记西域木天坛法禳虫为周之遗术：皆不免拘泥古义，曲为之词。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则失之蔓衍。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遂据以断犁牛之子为犊，亦失之附会。至於引《墨子》以证司盟之诅，并以证《春秋》之观社，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可也，遂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则词不达意，欲矫空谈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

然统观全书，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论繁而悉有条理。百瑜一瑕，终不能废其所长也。

△《周官禄田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彤独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因撰是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田、爵、禄之数不见於《经》者，或求诸《注》。不见於《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其说精密淹通，於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谓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称小国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赵岐《注》曰：“子、男为小国。《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谓：“诸侯统公、侯、伯、子、男。”则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数各居其上之三分。”郑《注》谓：“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礼太宰》贾《疏》释此文，谓：“朝聘之位，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小国之上士当次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无中士，则小国之士不敷三分之数，与《经》文戾矣。

彤又谓：“加田之制，国八十里者，其加田极於百里，四十里者，极於五十里。

二十里者，极於二十五里。”考《司勋》文曰：“凡赏地无常，轻重视功。”又曰：“惟加田无征。”郑《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夫赏田且无常数，况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又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襄公二十六年传》：“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辂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公与免馀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传》：“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无论其为赏为加，率无常数，正可与《司勋》文相证。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诸经传，略无明文。又彤算畿内百万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存田六十四万井，以为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

今考百万井而去三十六万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为误记。且《班志》非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尽据《经》文。今彤既据《经》文，即当参校《经》义，求其吻合。考郑《载师注》算近郊百里则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则用十八分去五之法。盖近郊以内，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家百亩，莱百亩；下地家百亩，莱二百亩。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较近郊为加多，则所去之地，即当较近郊为加少。故郊内三分去一，而遂外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犹病其过多，而况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郑《注》之所以疏也。至谓《遂人》十夫亦为井田，乃袭宋人绪论，尤疏於考校。然其百虑一失者仅此三四条耳，亦可云湛深经术者矣。

△《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书融会郑《注》，参以新说，於《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如《经》文：“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轸围尺一寸，见於《经》文，而轐围不著。并轸、轐以求七寸之崇，颇为难合。郑《注》亦未及详解。永则谓“轸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轸面，总高七寸。毂入舆下，左右轨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围径无正文。《辀人》当兔之围，居辀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辀亦在舆下庋舆者，则兔围与当兔同可知。

轴半径三寸二分，加轐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轨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轸出轐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舆版之厚上与轸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轸在舆下馀一寸五分，辀踵为缺曲以承之。算加轸与轐之七寸，当从辀算起，盖辀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兔，亦必与辀齐平。故知辀之当兔围，必与兔围等大。后不言兔围者，因辀以见”云云。考《释名》曰：“轸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荐版在上，如荐席也。”似舆板在上而轸在下。永谓轸面与舆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舆版之下仍馀轸一寸五分，则其说仍不相悖。又考《说文》曰：“，车伏兔下革也。”则是伏兔钳毂之处，尚有革承其间。永算伏兔距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无妨於约算也。又《经》文曰：“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详於《曲礼》孔《疏》。其说谓车箱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床三尺三寸，谓之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为较。至宋林希逸，又谓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为之。永则谓“揉两曲木，自两旁合於前，通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处言之。两端与两輢之植轵相接，军中望远，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是也。若较在式上，如何能登轼而望？若较於隧三分之前横架一木，则在阴版之内，车外不见式矣。《记》如何云苟有车，必见其式”云云。考郑《注》曰：“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则《经》所云“一在前者”皆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仅於两輢之中横架一木，名之曰式，则一木前后更不为式，《注》又何得以深浅度式乎？孔《疏》谓横架一木於车箱内，盖未会郑《注》“式深”二字之义。又郑《注》云“较，两輢上出式者”，两輢则两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两輢，则两较各在两箱之上明矣。故《释名》曰：“较在箱上”，不云较在式上，是其明证。孔《疏》之误显然。至於《经》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谓“揉之使直”，尤属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说确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类此。其於古制，亦可谓考之详矣。

──右“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周礼》古谓之《周官》，钦定《三礼义疏》已复其本名。以诸家注本题《周礼》者十之九，难於一一追改，故姑从郑玄以来相沿之称。）

卷二十 经部二十

○礼类二△《仪礼注疏》十七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馀，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曰戴圣本，亦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贾公彦《疏》谓：“《别录》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玄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士冠礼》“闑西阈外”句注“古文闑为{埶木}，阈为蹙”是也。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

其书自玄以前，绝无注本。玄后有王肃《注》十七卷，见於《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顾炎武《日知录》曰：“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监刻矣”云云，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於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釐正，著於录焉。

△《仪礼识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书乃乾道八年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淳为之校定，因举所改字句，汇为一编。其所引据，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氏《释文》、贾氏《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近世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以为已佚。惟《永乐大典》所载诸条，犹散附《经》文之后，可以缀录成编。其《乡射》、《大射》二篇适在《永乐大典》阙卷中，则不可复考矣。《朱子语录》有曰：“《仪礼》士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

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

又曰：“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今观其书，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则朱子所谓不能无舛谬者，诚所未免。然是书存而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於今者亦藉以得见崖略。其有功於《仪礼》，诚非浅小。今覆加检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原本残阙数处，亦考订补辑，附於下方。其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考淳《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为二卷，以《释文》误字为一卷，附其后，总为三卷。”则《宋志》一卷为传写之误明矣。

今仍釐为三卷，存其旧焉。

△《仪礼集释》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宝之，庐陵人。官至福建路抚干。案《文献通考》引宋《中兴艺文志》曰：“《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旨，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於礼者”云云，则如圭当与朱子同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如圭淳熙癸丑进士，《文献通考》引振孙语，又作绍兴癸丑进士。考淳熙纪元凡十六年，中间实无癸丑。绍兴癸丑为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仪礼》，乃在晚岁。疑当为绍熙癸丑，陈氏、马氏并讹一字也。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乃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又撰《纲目》、《释宫》各一篇，世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云：“俱未见。”今从《永乐大典》录出，排纂成书。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尚十五篇。惟《乡射》、《大射》二篇在《永乐大典》阙卷内，其纲目一篇亦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然已得其十之九矣。《仪礼》一经，因治之者希，《经》文并《注》，往往讹脱。如圭生於南宋，尚见古本。今据以校正，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讹字十四，删衍字十，补《注》文脱字五百有三，改讹字一百三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参考唐《石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及各本文句字体之殊，应加辩证者，不胜指数，各附案语於下方。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之释虽佚，亦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补《经》文脱字七，改讹字四，删衍字二，补注文脱字四十一，改讹字三十九，删衍字十七，以成《仪礼》之完帙。如圭旧本本十七篇，篇自为卷，其间文句稍繁者，篇页太多，难於分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释宫》则仍自为一书，别著於录焉。

△《仪礼释宫》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为《仪礼集释》，又为是书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

如据《顾命》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之文，证寝庙之制异於明堂，而不用《郑志》成王崩在镐京，宫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诸侯之说（按《郑志》此条见《顾命》孔《疏》）。又如大夫士东房西室之说，虽仍旧注而据《聘礼》“宾馆於大夫士”证其亦有右房。据《乡饮酒》及《少牢馈食》证大夫士亦有左房、东房之称，与天子诸侯言左对右、言东对西者同。其辨析详明，深得《经》意，发先儒之所未发，大抵类此，非以空言说礼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载其文，与此大略相同，惟无序引。宋《中兴艺文志》称朱子尝与之较定礼书。疑朱子固尝录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犹苏轼书刘禹锡语题姜秀才课册，遂误编入轼集耳。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乡饮酒》“荐出自左房”、《聘礼》“负右房”，皆但存贾《疏》，与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证矣。古者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旧。如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之属，读《仪礼》者尚不能备知其处，则於陈设之地、进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是编之作，诚治《仪礼》者之圭臬也。宋陈汶尝序《集释》，刻之桂林郡学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传，惟《永乐大典》内全录其文，别为一卷，题云《李如圭仪礼释宫》。盖其所据犹为宋本。今据以录出，仍与《集释》相附。其间字句与朱子本稍有异同，似彼为初稿，此为定本。今悉从《永乐大典》所载，以存如圭之旧焉。

△《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内府藏本）

宋杨复撰。复字茂才，号信斋，福州人。郑逢辰为江西漕，以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献於朝，赠文林郎。是书成於绍定元年戊子。《书录解题》谓成於淳祐中，盖未核其《自序》也。《序》称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质於朱子。朱子以为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更考之乃佳。复因原本师意，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以图，凡二百有五。又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为图二十有五，名《仪礼旁通图》，附於后。其於是《经》，可谓用心勤挚。惟是读《仪礼》者必明於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仪礼通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皆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使众目皆有所丽。是书独废此一门，但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列一隅。遂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其见於《宫庙门》仅止七图，颇为漏略。又远近广狭，全无分数。如序外两夹，刘熙《释名》所谓“在堂两头，故曰夹”是也。图乃与房、室并列，则《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馈食礼》“豆、笾、鉶在东堂”，《注》云“房中之东当夹北者”，皆茫然失其处所矣。门与东西塾同在一基，图乃分在东隅西隅，则《士虞礼》“七俎在西塾之西”无其地及《士冠礼》“摈者负东塾”之类，皆非其处所矣。如斯之类，殊未能条理分明。然其馀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於学者不为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

△《仪礼要义》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经要义》之一，於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於下方，与《周易要义》略同。盖其著书本例如是也。《仪礼》一经，最为难读，诸儒训诂亦稀。其著录於史者，自《丧服》诸传外，《隋志》仅四家，《旧唐志》亦仅四家，《新唐志》仅三家。今惟郑玄《注》、贾公彦《疏》存耳。郑《注》古奥，既或猝不易通。贾《疏》文繁句复，虽详赡而伤於芜蔓，端绪亦不易明。《朱子语录》谓其不甚分明，盖亦有故。了翁取而删剟之，分胪纲目，条理秩然，使品节度数之辨，展卷即知，不复以辞义轇轕为病。其梳爬剔抉，於学者最为有功。虽所采不及他家，而《仪礼》之训诂备於郑、贾之所说，郑、贾之精华备於此书之所取。后来诠解虽多，大抵以《注》、《疏》为蓝本，则此书亦可云提其要矣。

△《仪礼逸经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