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澔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忮不求，惩忿窒欲之事。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是虽立澔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然则读澔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谶，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於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酳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於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按郑《注》曰：“缘，緆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悫曰：“褎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涖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后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鹤亭，钱塘人。明於算术，雍正初以荐授钦天监左监副。其书以《礼记》出自汉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会，乃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辨之。如以脱骖旧馆人为失礼之正；以夫子梦奠之事为杳冥渺茫，皆非圣人所宜出；又亲丧哭无常声，不应以孺子泣为难继；居雠者不反兵而斗为启乱端；曾点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为，非狂肆之狂；倚门而歌，断无此事；以王姬为齐襄公妻，非鲁庄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惟“师及齐师战於郎”一条，泰衢以郎字为郊字之误，盖据《春秋》“战於郊”之文。不知鲁有二郎，《隐公元年》费伯所城之郎，在今废鱼台县地。《哀公十一年》与齐战之郎，则为鲁近郊地（案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郎即郊则可，谓郎为误则不可。又“乘丘之战”一条，泰衢疑鲁庄公败绩之误。不知古人军溃曰败绩，车覆亦曰败绩，《左传》所云败绩覆压者是也。概以战衄为疑，亦疏於考据。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自《檀弓》至《杂记》，於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澔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如《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谓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庙，既除丧而后迁於新庙。永据《左氏传》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谓祔后主反殡宫，至丧毕乃迁新庙。引《大戴礼诸侯迁庙礼》奉衣服由庙而迁於新庙，此庙实为殡宫。今考《顾命》：“诸侯出庙门俟。”孔《传》曰：“殡之所处曰庙。”又《仪礼士丧礼》曰：“巫止於庙门外。”《注》曰：“凡宫中有鬼神曰庙。”

贾《疏》曰：“庙门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则曰庙，故名適寝曰庙。”

然则《大戴礼》所云由庙者，实由殡宫，非由祖庙。永说有据，可以解程、张诸儒之异同。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公门。”《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袭衣，袭衣之上有正服。”据《曲礼疏》，袭衣即所谓中衣。永谓裼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注》曰：“锦衣复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为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复有中衣可知。虽孔《疏》所说据《玉藻》有长中继掩尺之文，然继掩尺之中衣，不袭裼衣。《后汉舆服志》：“宗庙诸祀，冠长冠，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纟末”《汉书万石君传注》：“中帬若今中衣。”

《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亵衣也。然则中衣但得袭亵衣，不得袭裼衣也。孔《疏》显误，亦以永说为确。又《杂记》曰：“如三年之丧，则既顈，其练祥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顈，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此主谓先有父母之服，今又丧长子者。其先有长子之服，今又丧父母，其礼亦然。”永谓：“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谓未顈以前，值练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论后丧变麻可补行之说，非谓既顈而值前丧一期再期也。”今考上节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疏》曰：“谓母死既葬，后值父应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则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后补行明矣。永於下节既字、乃字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亦俱可贯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为免冠及皇氏髽衰为露紒髽之误，尤为精凿不磨。至《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王肃谓计己之生不及此亲之存，则不税。永特宗其说，而於《经》文之弟字，虽不敢如刘知、蔡谟直以为衍文，乃谓言弟者因昆连及之。

则其说臆度，终不如郑《注》为得。然全书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深衣考误》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后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

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褛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后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当见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后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襜襜”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后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后相属，钩边在右，前后不相属。

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后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附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汉戴德撰。《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总目》云：“《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兴书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而韩元吉、熊朋来、黄佐、吴澄并云两七十三，陈振孙云两七十二。盖后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为六十七。其馀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为七十二。或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二改为七十三。或至《诸侯衅庙》第七十三改为七十四。故诸家所见不同。盖有新析一篇，则与旧有之一篇篇数重出也。汉许慎《五经异义》论明堂称《礼》戴说、《礼盛德记》，即《明堂篇》语。《魏书李谧传》、《隋书牛宏传》俱称《盛德篇》，或称《泰山盛德记》。知析《盛德篇》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后。又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

《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书有《注》者八卷，馀五卷无《注》，疑阙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殆以《注》归之康成。考《注》内徵引康成、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诸人，下逮魏晋之儒。王应麟《困学纪闻》指为卢辩注。据《周书》，辩字景宣，官尚书右仆射。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缵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於下方。史绳祖《学斋佔毕》言《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其说今不可考。然先王旧制，时有徵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骏，山阴人。官至给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於《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大戴礼夏小正传》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则三国时已有《传》名。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录。后卢辩作《大戴礼记注》，始采其《传》编入书中，故《唐志》遂不著录耳。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观《小尔雅》亦《孔丛》之一篇，因有李轨之《注》，遂别著录。是亦旁证矣。崧卿以为隋代误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屡经传写，《传》与本文混淆为一。崧卿始仿杜预编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传》於下。每月各为一篇，而附以注释。又以关浍藏本与集贤所藏《大戴礼记》本参校异同，注於下方。其关本注释二十三处，亦亻并附录，题曰“旧注”以别之。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

其诠释之详，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鉴前编》所注，实无以胜之。於是书可谓有功。儒者盛称朱子考定之本，与履祥续作之注，而不以创始称崧卿。盖讲学家各尊所闻，非公论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县在下”、五月之“菽糜将闲诸则”、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时月也，万物不通”，皆宜为《经》文，而误列於《传》。其正月之“始用畅”，乃以解初岁祭耒，明用畅以祭自此始。宜为《传》文，而误列於《经》。皆为未允。然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

──右“礼类”《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大戴礼记》旧附於经，史绳祖《学斋佔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今以二戴同源，附录於《礼记》之末，从其类也。）

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礼类四△《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聂崇义撰。崇义洛阳人。周显德中累官国子司业。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重加考订。宋初上於朝，太祖览而嘉之，诏颁行。考礼图始於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於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今考书中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即如《少牢馈食》“敦皆南首”，郑《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饰也。饰盖象龟。周之制，饰器必以其类。龟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龟上、下甲。”盖者意拟之辞，而是书敦与簠簋皆作小龟，以为盖顶。是一器之微，亦失郑意。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犠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犠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穀璧则画穀，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於杜撰。淳熙中陈伯广尝为重刻，题其后云：“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於求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旧帙录之，以备一家之学。此书世所行者为通志堂刊本。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於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

△《三礼图》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

是书所图，一本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犹有存者。

郑康成图虽非手撰，要为传郑学者所为。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时儒风淳实，尚不以凿空臆断相高。聂崇义参考六本，定为一家之学。

虽踵谬沿讹，在所不免，而递相祖述，终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图》所载，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间疏漏多端，洪迈诸人已屡攻其失。绩以汉儒为妄作，而依据是图，殊为颠倒。然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如齐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犠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凤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时，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禾形之谬。此书并采用其说，亦足以备一解。至於宫室制度，舆轮名物，凡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馀事。过而存之，未始非兼收并蓄之义也。

△《学礼质疑》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如谓鲁郊惟日至一礼，祈穀不名郊，自鲁亻朁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穀之分，遂以鲁为祈穀。见《春秋》不书祈穀，遂以祈穀为郊。今考《襄公七年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与孟献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据《诗序》谓《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说。不知《大戴礼公符篇》载郊祝曰：“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则郊兼祈穀之明证。

《家语》虽出依托，然皆缀缉旧文。其《郊问篇》称：“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穀於上帝。”王肃注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与郑、杜二家尤为契合。斯大别为创论，非也。斯大又谓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国中。今考《五经通义》：“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俱宗其说。又《左传闵公二年传》：“间於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曰：“鲁是周之诸侯，故国社谓之周社。”则国社之所在为朝廷执政之所在，其为中门内无疑。诸侯之国社，与天子之大社同也。《周书作雒篇》曰：“乃设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国中。”国中与南郊对举，则大社不在郊而在国可知。斯大所云，误亦显著。斯大又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大宗，以士无祖庙也。今考《丧服小记》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

又《荀子》曰：“故王者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倞《注》曰：“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曰：“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孔颖达《疏》曰：“若宗子是士，无曾祖庙，故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又《曾子问》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郑《注》曰：“祭於家，容无庙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无爵，其家无庙，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无庙而为宗子者矣。

今斯大谓有始祖庙乃得为大宗。充其说，不特士不得为大宗，据《祭法》则大夫、止有曾祖庙，将大夫亦不得为大宗乎？斯大又变其说，谓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祢，引《大传》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谓虽无庙而得与有庙者合祭。”大夫盖祫於曾祖庙而上及高祖，上士则祫於祖庙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祫於祢庙而上及祖与曾祖、高祖，又安得援为皆得有庙之证乎？斯大又谓《小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则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庙。今考《小记》孔《疏》曰：“妾无庙，为坛祔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