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

人，无过且图仍旧人有人望者。』寻出知颍昌，临行，宣谕曰：『已用卿言，复相范纯仁矣。』己未，杨畏言：『纯仁方罢帅降官，遽命以为相，赏罚未明，何以诏示天下?』来之邵又言：『纯仁师事程颐，暗狠不才。』皆不听。或曰：『畏与苏辙皆蜀人，前击刘挚，后击苏颂，皆阴为辙道地。』太皇太后觉畏私意，故复自外召范纯仁。畏寻又言辙不可大用云。

吕中曰：群而不党，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者攻子瞻，非君子之党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异己者斥之。非君子之同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议，苏轼与大防争；贬确之事，范纯仁又与刘安世争，非君子之争乎?易事而难说，君子之道也。司马光悦于蔡京，苏公悦于杨畏，非君子之说乎?凡是数者，皆以君子无以自别于小人，故始为小人所悦，终为小人所陷，其极至于为小人所污不能自辨矣。人皆谓元祐之失在于分别之太过，惟朱文公谓元祐之失正在于决择之未精，此未亲政之时，小人之势已足以胜君子，况于已亲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宣谕曰：『公父仲淹在章献明肃垂帘时，唯劝章献明肃尽母道。及仁宗亲政，唯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公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

八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善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欲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将总览庶政，延见群臣，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可不谨哉!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谨守之。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以清朝廷，裁抑侥幸，以肃宫禁，故虽德泽深厚，结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为少矣。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听政，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非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下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今又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初，苏轼与祖禹约皆上章论列，轼章已成，见祖禹章，观毕曰：『轼愿附名，止于臣字下加等字。』后数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公，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相议曰：「南朝尊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边吏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今陛下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使中外一心，归于至正，则天下幸甚!』

冬十月，吕陶言：『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小人之心，不无怨憾。

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辨与不辨也。』吕希纯言：『君子小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论不可不察。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坐法沉废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国家变故、朝廷未宁之时进为险语，以动上心。其说大约不过有三：一者必谓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复；二者必谓陛下宜独揽权纲，不宜委信臣下；三者必谓向来迁责者当复收用。三者之言，行将至矣。』

十一月，枢密院出刘瑗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三省但将有过犯冯景、黄某二人、见持服刘瑗、李瑴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苏辙奏曰：『陛下方亲政，中外贤士大夫未曾进用一人，而推恩先及于近习，外议深以为非。』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靖方带御器械。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谓亲政之初先擢内臣，故众心惊疑。』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即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外民庶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于有过之地。』不报。遂请对，札子言：『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满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岂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又言：『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也。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为，而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尝痛之，故不愿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召用内臣指挥，则中外之人称诵圣德，万口一辞。』祖禹既读札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谓陛下有此政事?』上曰：『卿所论朕已晓。』祖禹曰：『臣乞携此章付执政，且诘责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先是，吕大防欲用杨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竟擢迁畏为礼部侍郎。畏寻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对，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多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甲戌绍圣元年正月戊子，邓温伯权知贡举。范祖禹、王觌、虞策同权知贡举。

二月丁未，守户部尚书李清臣守中书侍郎，守兵部尚书邓温伯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伴送北使张元方还，言相、滑等州饥民众多，仓廪空虚。苏辙见范纯仁、郑雍，议曰：『此事岂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辙曰：『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盗贼闻奏。王旦渭沆曰：「不宜以细事挠上听。」沆曰：「人主年少，当令常闻四方艰难，不尔侈心一生，无如之何。吾老不及见此，参政异日忧也」』。纯仁曰：『善。』及对，纯仁具奏。上曰：『为之奈何?』辙曰：『滑州已支山陵余粮万石与之。又京城赈济应用备粮，然省仓军粮才有二年五个月备。』上曰：『何其寡备至此?』辙曰：『此非一日之故。熙宁初，臣在条例司，窃见是时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须九年乃可。』辙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尝以为意，重节浮费，令三年间有三五年备，亦渐可也。』

三月壬申朔，日蚀，云雾不辨。癸酉，上批新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国日久，群怨交归焉。及宣仁始祔庙。神宗所简拔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次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必焉?』李清臣之词也。丁酉，上御集英殿，赐进士毕渐以下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主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愿陛下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任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不报。辙又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日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蘖之，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

夏四月甲辰，蔡卞同修国史，翟思为左司谏[3]，上官均为左正言，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刑，改江西运副，又徙淮南，逾五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商英尝奏疏论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才，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保佑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汶分朋[4]。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架造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具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瞪、走马瞪，势尽相图谓之徒中反告。臣愚欲乞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厉，揭之朝堂，风示四方。』乙巳，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上曰：『止用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邪?』范纯仁曰：『四方各不同，须因民立法，乃可久也。』上曰：『令户部议之。』庚戌，曾布为翰林学士。布自高阳徙江宁，诏许入觐，言先帝政事当复施行，且乞改元，以顺天意。壬子，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来之邵言：『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范祖禹为龙图阁直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请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执政官有缺。』盖上欲以祖禹代苏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故求出，乃有是命。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壬戌，章惇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制词略曰：『方政令出于帘帏，操柄归于廊庙。善政良法，多所纷更，正色危言，不惮强御。』范纯仁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曾布修神宗正史。朱勃言：『应选人历任通及三考以上，方许奏举改官。』从之。丁卯，中书省言：『推行差役，民间苦于差扰。』诏府界诸路役色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邓温伯言：『旧名润甫，昨避高陈王讳，今请复旧名。』从之。

闰四月辛未朔，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壬申，陆师闵等二十三人为诸路提举常平等事。井亮采请罢十科举士法，从之。翟思言：『先帝正史，将以传示万世。访闻秉笔之臣多刊落事迹，变乱美实，以外应奸人诬诋之说。今既改命史官，须别起文。请降旨取日历、时政记与今实录参对。』从之。甲申，安焘为门下侍郎。乙酉，吕惠卿知苏州。虞策请复置天下义仓，每苗税一石出米五升，自来年为始，专充赈济。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

秦观监处州茶盐酒税。乙未，章惇入见，遂就职。丙申，诏惇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国史。

黄履为御史中丞。

五月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三省勘会：『今来既纯用经术取士，其应用文词，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在先朝亦尝留意，未及诏科。』诏别立宏词一科，每科场后，许进士登科人经礼部投状乞试。甲寅，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元祐初，用事之臣委西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己未，杨畏为吏部侍郎。初，吕大防既超迁畏，畏知章惇必复用。有张扩者，惇妻之侄也，畏见扩，致意云：『畏度事势轻重，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辈又欲并逐大防及辙，而二人觉之，遽罢畏言职。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宁、元丰，首为公辟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独请间，语多斥大防。有直省官闻之，叹曰：『杨侍郎前日谄事吕相公，亦如今日见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又迁畏吏部。

六月，吕大防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刘挚特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苏辙特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甲申，礼部言：太学博士詹文奏乞除去《字说》之禁。从之。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知南安军，吴安诗落直集贤院、监光州盐酒税，韩川落龙图阁待制、知坊州[5]，孙升特落集贤院学士、知房州。

陈瓘《尊帝余言》云：臣愿陛下诏张商英而问之曰：『宣仁圣烈皇后，果有不忠之意乎？十有九章上于宣仁者，谁言之也?致往之义，当如之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大抵周秩五章，张商英六章，黄履三章。惟思、刘拯、上官均、来之邵、井亮采各一章，八人共十九章也。

丙戌，诏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辛卯，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是日，三省以周秩所上二章进呈，读至『秩言：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仪物。又如治平中议濮庙事，令吕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上曰：『大防何尝有言?今周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进读至『邪说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操甚狂，若置之言职，朝廷无有安静之理。其罢绌之。』

秋七月，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尝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诏纯仁特降一官。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三省言：『前后臣僚上言，论列元祐以来司马光等罪恶未正典刑，及吕大防等罪大罚轻。』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追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西、郑州，各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及倒碑，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吕大防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刘挚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苏辙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鄂州居住，刘安世南安军居祝戊午，诏：『司马光等各以等第行遣责降讫，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言。所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以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别依敕处分。』来之邵、刘拯等乞复免行钱法。

九月甲辰，黄庆基、董敦逸并为监察御史。庚戌，三省同进呈考试制科张咸、吴俦、陈旸三人中第五等推恩。上曰：『先朝尝罢此科，何时复置?』知章等对曰：『元祐二年复置。』上曰：『进士策，文理有过于此者。』因诏罢制科。吕惠卿知大名府。三盛枢密院同呈除目，韩忠彦、曾布因言：『章惇秉政以来，所引皆阘茸小人。陛下以天下公论召汝砺而沮格不行；吕升卿于罪谪中致仕，而惇不禀旨，召令再仕；王钦臣谢表语侵御史，而惇欲削职降官；周秩讥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不欲与惠卿复职而终须复，不欲除林希经筵而终须除，以是上下畏之，独臣与忠彦曾稍开陈，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上曰：『此固当开陈也。』

冬十月庚寅，常安民为监察御史。安民先召对，言：『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问新旧，惟归于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国子司业龚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时尝进所撰《字说》二十二卷，具书发明至理。欲乞差人就安石家缮写定本，降付国子监雕印，以便学者传习。』诏可。降吕希纯知忻州。

张商英之自右正言迁左司谏也，具奏曰：『愿陛下无忘大臣擅权时，愿章惇无忘在汝州时，愿安焘无忘在许昌时，愿李清臣、曾布无忘在河阳时。』曾布因指陈商英言：『愿陛下无忘，皆臣所不晓。』上曰：『商英言事多如此过当耳。』

十一月，蔡确特迫复观文殿大学士。己丑，常安民言：『北都为河朔重镇，既除吕惠卿为留守，而惠卿辞疾。臣愿陛下振发主断，趣令起发。』因面奏：『惠卿赋性深险，王安石拔引为执政，及得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惠卿若见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动陛下，希望留朝廷。』及惠卿过阙请对，既见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计卒不得施而去，时论快之。甲午，三省同进呈台谏官前后章疏，言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斥熙宁以来政事。乞赐重行窜黜。上曰：『史官敢如此诞慢不恭，须各与安置。』

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沣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乙亥绍圣二年春正月丙午，杨畏为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畏既叛吕大防附章惇，及李清臣、安焘与惇异议，复阴附安、李，而惇亦徐觉其险诈，乃命畏出守。黄履言：『朝廷以赵彦若等修纂先帝实录厚加诬毁，皆已窜逐，惟监修官吕大防独得幸免。』诏吕大防特追夺两官，赵彦若、范祖禹、陆佃、曾肇、林希并追夺一官，黄庭坚特追一官。诏国子监大学、武、律学并依元丰七年终以前见行条制。

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云阴不辨。

三月丁酉，林希权礼部尚书。常安民言：『希，章惇之党，为惇谋客。』由是惇与其党日毀短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佑，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邢恕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夏四月，恕入对，涕泣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泪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

先是，恕请觐，韩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圣听。』上曰：『恕自谓有定策功。』曾布曰：『恕尝谓元祐执政言：「恕双手分付与个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闻者皆笑之。』上亦笑。布又曰：『此人学识以至尽心公家诚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调一确与司马光，令新旧人协心同力，此岂可得?』上亦笑之。

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

九月，范纯仁在陈州，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仰惟陛下每颁赦令，斩绞重囚，髡黥徒隶，咸蒙赦宥；股肱近臣，簪履旧物，肯忘轸侧，常俾流离?在汉有党锢之冤，于唐有牛李之党，后皆沦胥善类，贻患朝廷，数十年间，未能消弭。』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辛亥，大享于明堂。

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异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初，安民言：『蔡京奸足以惑众，辨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内结中官，外连台谏。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陛下若不早觉悟逐去之，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变移是非，阴夺人主之权。羽翼已成，就欲去之，嗟无及矣!』又为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祐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托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恩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敕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祐旧事，力攻已去臣僚。